摘要：我曾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随后根据中原局的全面部署，率部转战鄂西北、湘鄂边，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军队周旋于大江南北，最后返回豫皖苏解放区，历时1年，行程万里，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

转战大江南北’

张才千

我曾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随后根据中原局的全面部署，率部转战鄂西北、湘鄂边，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军队周旋于大江南北，最后返回豫皖苏解放区，历时1年，行程万里，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

“创业艰难百战多”。每当我回想起那弥漫的硝烟和滚滚的战火，那无比的艰辛和英勇的牺牲，内心就感到革命战士的自豪。光荣属于伟大的党、英雄的战士和人民，属于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

(一)

1946年6月下旬，我中原军区自宣化店地区向西突围的南路部队—第1纵队第2,3旅和第2纵队第15旅的一部分，共万余人，冒着酷热伏雨，于7月1日在广水和花园之间的王家店一线冲破平汉路封锁线，11日在宜城流水沟、埂口强渡襄河。一路上，敌军的堵截、追击和飞机的扫射全部落空。我军胜利突出重围，进入鄂西北地区。21日，我1纵在谷城石花街狠揍堵我去路的敌第185旅第553团等部，俘敌300余人;8月13日，又在房县冠木河附近歼敌第16旅一个营。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纵于8月27日与先行，突围到鄂西北地区的江汉军区部队会合于房县之上完，建立了鄂西北军区，随即在鄂西北战略展开，先后建立5个军分区，配合全国战场，拖住数倍于我的敌人，坚持着艰苦而英勇的斗争。仅到10月份，即已歼敌3200余人。10月上旬以后，鄂西北根据地形势渐趋恶化，敌人趁我立足未稳，集中约10万兵力，对我进行疯狂“清剿”。以老(河口)白(河)公路为依托，由北、西北向南、东南不断压缩，不仅卡断我鄂西北与陕南我军的联系以及入川通道，而且逐步把我军主力从地势险峻的竹(山)、竹(溪)及白河地区、武当山与南河地区挤压出来。到1947年元月，整个鄂西北只剩下第4军分区的南(漳)荆(门)当(阳)远(安)唯一的一小块根据地了。

当时，我是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4军分区司令员，一直带着勇猛顽强的第4团(原八路军冀鲁豫水西8团)及军分区机关，主要在南漳南部及荆(门)当(阳)远(安)边一带活动，打击土顽，策应军区与兄弟军分区的反“清剿”斗争。

我军区首脑机关及部分主力从武当山突围出来，在房县以西的中坝和保康的康家山战斗中，又连遭严重损失。1947年元月底，正当他们向荆(门)当(阳)远(安)靠拢时，敌军尾追不舍，实行全面“清剿”，妄图“聚歼”我主力于荆当远。

2月初，在远安东北地区，军区与我部会合。整个军区主力大部分集中于此。荆当远、宜(城)南(漳)、宜(城)保(康)等县委及地方部队也来了。2月4日，在老观窝，鄂西北区党委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作出了新的突围转移(转大圈子)与坚持斗争的决策和部署。

区党委指出:党中央对中原突围及我们坚持鄂西北游击战争，牵制住大量敌人，给予了很高评价。我们根据全党全军的战略需要，忍受艰苦，拚它个敌死我活，是出于高度的革命自觉。就全国军事形势来说，越来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敌人的全面进攻业已失败，至元月已经在全国战场输掉56个旅的正规军，现在企图拼凑兵力转入重点进攻，作最后挣扎。鄂西北的敌人迫不及待地寻找我们决战，就是妄图“聚歼”我军之后，抽身投入其他战场。为此，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保存自己，牵制住敌人。目前，我们部队粮食、被服、医疗等基本供应都极感困难。我军头年伏天单衣进人山大人稀、地痔民贫的鄂西北，入冬以来，天寒地冻，大部分战士、干部仍单衣赤足，日夜行军，常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极度疲惫，体质逐渐下降。敌人借助现代化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之助，对我军紧跟紧逼;我军弹药很少，不利于作战，更需避免决战。

区党委认为:“目前鄂西北已到非常严重的紧急关头，顽敌集中兵力‘围剿’，破坏了我们全部地方工作与部队部署。估计敌人将由集中‘追剿’进至分散‘驻剿’。为打击土顽，使我武装部队与地方工作更易于立足，若不立即转变对策，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今后对敌斗争，为保存有生力量，寻虚拉长引诱打击敌人，决定各分区以1/3的兵力掩护地方工作，坚持基地，转小圈子;集中2/3的兵力打游击，坚决打击土顽与分散之正规军，转大圈子……。”

根据中央、中原局关于以保存革命力量为原则，主力可以在襄河两岸、长江南北广大地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指示精神，区党委决定: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战争主动权，即我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第4团(1200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同志率领之7团(700余人),2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坤、政委刘健挺两同志率领之5团(800余人)，这3支主力出去转大圈子;而我可相机过江到湘鄂边区，会合元月份已从江汉地区过江的季人林支队和寻找传闻中的一支民变武装。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同志率领原江汉警卫团六七百人，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于南保、荆当远地区。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等，经区党委报请中央批准转移回华北。

我率领1200余人的军区主力，怀着要相机打过长江去的决心，与新13旅，第185,199旅各一部及地方保安团的“合围”敌人又兜了几天圈子，但是很难摆脱它。最后，连荆当远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占领，我军几无回旋余地。形势强通我们采取断然行动，把敌人吸引调动南下，以保存有生力量，配合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解放战场的斗争。我们作为指挥员，受到党的委托和同志们的信赖，甚感担子沉重。但是，每当想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想到我们衣衫槛褛、须发蓬松、黝黑精瘦的年轻指战员们疲惫地爬大山，涉急流，枪声一响，似猛虎下山，以一当十，英勇投入战斗的情景;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爱护和热情支援，我们心中总是十分感动，浑身充满信心和力量。为了革命力量的生存和胜利，我们要按党中央指示，十分注意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紧依靠人民，并且充分发挥军事指挥艺术，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战术上的错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去夺取进攻的主动权。

渡江!毅然决然把主力拉过长江去!—在鄂西北当时斗争形势下，主动权的获得，全在此一举!

(二)

渡江前，我发电报给正在湘鄂边活动的李人林同志，就渡江地点征求他的意见。他电复: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他说得好!翻开军事地图，我和第4团团长王定烈、政委杨劲、参谋长常志义等同志，综合侦察到的情报，选择了一个最近的渡口—古老背。

古老背镇，是长江北岸的一个水码头，位于宜昌市下游约50里处。从我们活动的地区到达古老背，尚约有200余里之遥，要通过当(阳)、远(安)公路和汉(口)宜(昌)公路。千余人的部队要在敌人眼皮下横渡天堑长江，终非儿戏。征途艰险，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我们在远距离突袭渡江以前，故意一直向东南方向移动，敌人误认为我军要突过襄(阳)、沙(市)公路，去襄河沿岸地区，或者过襄河，下湖区，便节节追逼，急于找我决战。2月12日深夜，我军在当阳以北地区，突然改变行动方向，折向西南，直指长江渡口古老背。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我军去向，我军动作非常隐蔽、迅疾，一口气急行军四五十里。13日拂晓，稍事休息，吃了饭，拔脚又走。白天，平安通过当远公路和沮水。刚过沮水，天就下雨。部队雨具很少，许多同志冒雨行军。黄昏时，才在宜昌县魏家贩一带宿营。这一天，同志们虽然走了130多里，只吃了一顿饭，衣服被雨水淋湿，汗水浸透，又饿又冷，疲乏已极，但是知道要打过长江去，情绪特别高涨。

14日凌晨2时许，天空晴朗，一钩弯月高挂。部队集合，准备出发，动员一天赶到渡口，行军100多里，途中要通过鄂省交通干线的汉宜公路。上午，我们正通过公路，突然发现公路西头(宜昌市方向)隐隐约约移动过来一列黑点点。我们飞快跨过公路，隐蔽在公路南边一带的村庄里，监视着。约莫过了大半个时辰，果然是一股两三百人的保安队土顽，显然是来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围剿”荆当远的我军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吃掉这股敌人。为了不致因小失大，耽误过江，我们放过了这群地头蛇。太阳快落山时，部队接近古老背镇，东流闪光的长江，已经映入眼帘。

走在本队前面一段距离的，是第4团侦察队的1个排(由该队政委何鸿景同志率领)。侦察员大都是连排干部，着便衣，持短枪，个个精明强干。经过侦察，了解到古老背既无正规军，也无保安队，只有一个镇公所，长短枪二三十支，盘踞在街上一个大院里，戒备松懈。同时，获悉敌正命令第199旅赶来堵击我们。于是，我侦察排按预订计划，乔装成敌第199旅尖兵便衣队，于下午3时许，大摇大摆地进了古老背镇，直闯镇公所，一枪未发，就解除了镇公所的武装，占领了渡口。

何鸿景同志立即命令敌镇长协助筹办船只，并且交代由镇公所照付给船费，事后不准索回，更不准刁难船民。在每只船上，我们还派了一个侦察员，与船民攀谈，以稳定船民情绪。

黄昏时，前卫中队首先渡江，迅速控制了南岸渡口，伸出警戒。部队开到江边，几路纵队鱼贯登船。数十条大小船只启锚，张开白帆，划起长桨，如箭离弦，飞快地驶向南岸。

到江南以后，我们已无军用地图，只能靠湖北、湖南分省袖珍地图指示方向，和向群众调查行军路线了。渡江时，从地图上看到长江南岸的不利地形，即此段长江与清江几乎等距离并列着，中间是一个狭窄地带，如同一个“脖子”，横在我们面前。部队必须迅速渡过清江，横穿出这个“脖子”，才能避免陷入面水、背水作战。因此，部队渡江后继续行军30余里，于15日拂晓时飞渡清江后才在孟家坪一带安然宿营。

至此，我们已把敌人抛在远远的长江以北，敌人的“围堵”计划又一次遭到彻底的失败。

(三)

我们渡江后，进入当年贺龙同志率领的红2军团—红3军战斗过的湘鄂边。犹如下棋，渡江成功这一着，不仅解了鄂西北之围，而且深入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我方棋局一下子就走活了。物资供应情况迅即改观。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敌人跟上来，我们就在广大地区回旋，拖垮它，侯机予以打击，比在长江以北主动多了。

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江后第一件事是会合李人林同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

过江前获悉该支队正在湘西北的石门县一带活动。所以，我们一过江，就向西南方向疾进。沿途经过长阳县的磨市、宜都县的栗树恼、五峰县的渔洋关，从青水湾附近翻越湘鄂交界的大雪山。不料我们到达石门县西北的泥沙镇时，该支队却已跳到鄂西南的鹤峰、五峰一带去了。我们即跟踪向西，进入鹤峰县境。

敌人害怕我军会师，仓皇抽调了两个旅、6个保安大队赶来追、堵。

2月20日下午，在白果坪附近，我军渡江后首次遭到国民党湖北省保安第9大队的堵截。这个大队都是些欺压人民的兵痞流氓、地头蛇。这时他们扼守在一座高山上。我军一部分迂回到敌人屁股后面，前后一夹击，攻上敌人阵地。敌大队长“邱老虎”只带着几个残兵败将夹着尾巴狼狈逃跑了，剩下的500余人全部被歼。

第2天，队伍转向西北行动，逐渐与江南游击支队靠拢。走了一天，到了五峰县的湾潭。这是一个山上的集镇，紧临一条沙河。我们正准备在此宿营，未料敌52师33旅99团顺河而上，袭击了我们正在河滩集合的后卫中队的警戒。这下弄得我们有点被动，于是，边打边走，从湾潭后面撤上山，天黑时来到蛤蟆井宿营。这里房屋稀少，只好几十人挤住一间茅屋，有的干脆露宿。入夜，春寒彻骨，我们咬牙熬过了严寒之夜。清晨，队伍沿着大山梁而下，走了一整天，才下到沟底。我们准备在五峰西部采花沟一带宿营，便派出4个中队选好阵地，给予了尾追之敌第99团前卫营以歼灭性打击，俘敌40余人。未料，敌第98团也跟上来了。我们随即安全转移，爬上10多里高的大山，到达海拔2136米的四方崖地区。

当晚宿营。第2天，又在那里休息了一整天。

2月24日，天刚亮，队伍向东出发，行进在五峰县的丛山峻岭之中。放眼望去，一片山海，峰峦绵延不断。这一天，同志们走起路来格外带劲，几乎忘掉了连日行军的疲劳，心情无不激动，因为盼望多日的江南会师就将实现了。下午，在五峰县西部的红鱼坪，终于和李人林支队会师。经历了这么多转战的艰辛，兄弟部队得以会师江南敌后，战士们高兴得快要跳起来。

李人林同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系由鄂豫游击支队1947年元月22日(正月初一)渡江后更名。它的前身是江汉军区第1团的一部分和中原突围后坚持在桐柏山区的宁淮游击支队，共有400余人。他们渡江月余，一路扫荡公安、松滋的伪乡公所，胜利活动在湘鄂边。这支小小的传奇式的英雄部队，从离开鄂西北5个月以来，孤军深入敌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无比的毅力、智慧和勇气，顽强战斗，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以兜大圈子套小圈子的游击方式，运用声东击西、长途奔袭、化装奇袭等战术‘，转战于大洪山、桐柏山、襄河两岸、大江南北，既敢打土顽，也敢打“大帽子，’(指敌正规军)，创造了以少胜多，常胜无败的奇迹，弄得敌人惊惶失措，前堵后追，好久没搞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竟说他们有“三千之众”哩!

根据中央指示，我们这两支队伍在红鱼坪进行了整编，组成新四军江南游击纵队，改编第4团为第4支队，李人林支队为第1支队，共约1600余人。我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布告上化名“张健”)，李人林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纵队党委研究了形势，认为湘鄂边是红军老根据地，回旋余地较大，我们可以在这一带牵着敌人鼻子转，以拖跨从江北追到江南来的第199旅，同时探明传闻中的那支民变武装的情况。如果能够找到他们，必将有助于我们在江南立住足跟，开辟一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四)

原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桑植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松滋、恩施、建始、宣恩、巴东、大庸、慈利、石门等县大部或一部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掀起强大的红色革命风暴，已光荣地载入史册。但自1935年红军长征后，这里的党和人民在白色恐怖下遭到灭绝人性的摧残。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无穷尽的暴虐的征兵、征粮、苛捐杂税，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揭竿起义、反抗官府的暴动彼伏此起。特别是在湘西贺龙同志活动过的地区，人民抗暴义旗高举，国民党反动派一向视为“多匪难治之区”，我们在江北时就听说湘鄂边有一个叫彭运骤(也有说叫彭春荣，外号“彭叫驴子，’)的人，领导贫苦农民起来抗丁、抗粮、抗款，立即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从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因此，红鱼坪会师整编后，纵队即沿着清江以南地区，向鄂西南—恩施方向挺进，沿途探听彭部消息。

为了便于在大山之中回旋，扩大影响，拖垮尾敌第199旅，我们到了恩施县境内，两个支队从3月3日起开始分两路向湘西龙山地区前进。一支由李人林同志率领，经咸丰、来凤向龙山东南之永顺方向游击。纵队率领警卫部队和第4支队由恩施南下来凤，进入龙山，经过贺龙同志的家乡桑植，转战永顺、大庸等县境。仅我们的侦察队就沿途消灭了30多个顽区乡公所及其武装。

在湘西，据我们了解，彭部大约起事于抗日战争前夕，口号是“活捉何键，打富济贫”，似有点革命的味道，自然遭到国民党军队残酷“清剿”。我们到过这支武装曾经驻扎过的盐包娅一带。这是个大山区，被反动派称为“匪区”，所有的村庄均被“清剿”时的“三光”政策所摧毁，房屋化为废墟，几乎成“无人区”。极少数幸存者流离失所，在废墟上搭了简陋窝棚栖身，生活十分悲惨。据所遇一位30多岁的女房东说，她曾在彭部干过。1年多以前，一次反追剿战斗失利，彭被打死，队伍失散，她才回家。后来，我们又听到许多群众讲，彭死后，队伍只剩干把人，由其部下屈伯阶继续领导着，至于屈伯阶在何处活动，说法不一，有说在湘川边的，有说在湘黔边的。1个月的寻找时间过去了，跑了八九个县，这时，我们部队本身有许多困难，没有经费，没有单衣，不能深入到川黔大山去寻找了。

虽然没有找到民变武装，但是我军在湘鄂边转了一圈，影响很大。因为几乎人人随时随地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我们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且成为名副其实的武装宣传队。

第4支队政治处的梁桂华同志，是纵队唯一的一个女同志。她经常把抄到的新华社广播新闻，《解放日报》重要社论，全国各战场我军捷报，蒋管区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民主运动高涨的消息，念给指战员听，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记得3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的消息传来，敌人嚣闹一时，炫耀“胜利”。可是，我们部队通过学习形势，都认识到敌人进攻延安，不过是日暮途穷，自挖坟墓而已。经过我军宣传，也揭破反动派对群众的虚伪欺骗。而且，我们打开集镇区乡政权所在地，即没收敌人军政部门的物资，实行开仓济贫，拯救饥饿的人民。我军初到江南，群众不了解，躲进深山，派人观察动静。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万不得已吃了群众的粮、菜，都是照价付款，留在房东家中，并附信解释，走时还挑满水缸，打扫卫生，归还借用的物品。因此，第2次到达那一带时，群众再也不走了，并且高兴地为我们张罗住房和粮、菜，为我们介绍情况、带路，亲如一家人。老苏区的基本群众觉悟虽高，了解我们是自己的队伍，但是由于对白色恐怖记忆犹新，见我军只是游击即去，往往只是暗中亲近我们。为了照顾群众的难处，我们也只是趁黑夜把粮食等物资背到群众的家里去，以尽我们子弟兵的一份心意。同时，我们所到之处，铜锣一响，就地宣传，给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灾难深重的群众带来了真理、光明和希望，因此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群众纷纷暗中传告:

“贺龙的红军从北方回来了!”

我们驻过的大集镇上的商人们，对我军申述的困难，按政策向他们筹粮、筹款、筹布，他们多数是慷慨解囊。他们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样辛苦，穿得这样破烂;如果不是人民的军队，手里有枪杆，还怕没有好吃好穿的，还怕没有钱花吗?

在寻找民变武装的转战途中，我们还先后在鹤峰县北部的金鸡口、恩施县东南部的石灰窑、宣恩县西部的卧犀坪等地，歼敌乡保武装一部分。我军进入龙山地区以后，敌第164旅4个团及湖北省保安大队一部由川鄂边赶来，企图配合第199旅向我合围“清剿”。我们纵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活动;敌人东堵西追，疲于奔命，未损我一根毫毛。

3月23日，我们两个支队在鹤峰县大窝坪重新会合，结束了寻找民变武装的活动，迅急向东，又进入石门、澄县地区，直接威胁常德重镇。

(五)

我们在湘鄂边的活动，使湘鄂两省敌人十分惊恐，慌忙调兵组织新的“清剿”。但即使是敌正规军稍一接触我们，吃了点亏，也畏缩不前，只敢追而不敢击，不过是徒当我军“尾巴”而已。

4月10日，我们正在澄县西北的大堰挡.，敲响铜锣，召来镇上大商贾开会，根据合理负担政策筹款。“久违”的敌第52师第33旅突然跟上来了。当时它正在湖南补充整训，被仓皇调来对付我们，足见敌兵力之不足。开始它还有点轻举妄动，妄想捡我们一点便宜，一接近我们，就以两个连兵力向我第1支队阵地发起集团冲锋。我第1支队只出动1个大队应战。在大队长牛德胜(老红军)指挥下，我军待敌逼近才猛烈开火，并趁敌溃退之际英勇出击，一举将其第98团第1营全部击溃，活捉100余人，打死打伤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80余支及子弹2万余发。同时，前来增援的敌第99团亦被我第4支队击退。战斗结束后，我们离开大堰档向北，转移到松滋的西斋，在桅水北岸宿营。第2天清晨，这股敌人又跟到诡水南岸与我军对峙，但不敢过河，仅隔岸向我射击。

为了歼灭这股敌人，我们决定在西斋设伏。队伍都拉到山岗上，摆好阵势，单等敌人前来送死。等了好久，它不来。我们命令第4支队第9中队副队长洪国栋同志带1个排出击，引诱敌人来攻。狡猾的敌人还是不来上钩，等我们一开拔，它又咬在后面，一直又跟了10天，我们为了甩掉讨厌的尾巴，就找到一条路，又朝西北方向的五峰、鹤峰县境钻去。在五峰县，遇到敌保安队企图在渔洋关一带堵击我军。我军趁黑夜抽身撤到水田湾，使敌尾追部队第99团同这个保安团发生一场误会，互相打了半个夜晚。

敌第99团吃了个闷亏，变得行动胆小迟疑了，从此再也不敢接近我们。我走，它跟，我住，它停，离我军后卫总是保持三四十里的距离，远者竟相离百把里路。有一天，我军突然折回来向南，又把它摆脱了两天。

我们第2次转到湖南石门县的泥沙镇时，发现位于东南面的磨岗隘地区有湖南省保警第3总队(由第11,18两个保警大队所组成)，兵力约800余人。据了解，它是从石门县城赶来配合第99团行动，堵击我军南下的。这时，我军正处于两座高山之间、前后夹击之中。我军为改变这种前后受敌的不利态势，决心吃掉一股敌人。鉴于群众非常痛恨湘省保警大队(连反动派自己也说它纪律废弛)，我们即由泥沙出发，到达有利地形设伏，待保警大队上钩。等了一天，敌人仍在磨岗隘停止不前。于是，我军决定主动袭击磨岗隘。

4月26日凌晨2时许，我军沿谍水而下，不久，到达磨岗隘附近。

磨岗隘位于石门县西北，是个有一条西北、东南向山岗的小集镇，在谍水南岸。谍水较深，只可勉强徒涉。镇西紧靠一条山岗，筑了工事，有敌驻守。第18大队是湖南省保警总队的王牌，据说还能打。面前的这两个大队，加上我们后面的敌第99团，两股相加，人数比我们多，敌人又占据有利地形。但是，我们仍有取胜的条件:对磨岗隘的地形、情况比较了解;我军士气高涨，久经锻炼，攻能克，战能守，战斗力强;敌工事并不坚固，且保安队与正规军之间指挥不甚统一，尤其是吃过我们亏的第99团对我们颇存警畏之心。敌人这些弱点，使我军有机可乘。打这一仗，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猛打、猛攻、猛追，以求速战速决。于是，我们决定:从全纵队的10个中队中，拿出8个中队执行歼敌任务。两个中队担任后卫打援，监视第99团，掩护主力作战。

拂晓前，第4支队各中队完成对敌包围，总攻击令一下达，数十挺轻重机枪从四面八方一齐向固守在山岗上的敌人开火，枪声喊声响成一片。我军在火力掩护之下，向敌人阵地压了过去。第4支队的第9中队和第7中队从磨岗隘的街上直冲向山岗，插到敌人中间。这时，其他中队也冲了上去，把敌人切成南北两段。

敌人乱套了，动摇了，丧失了战斗力，只好乖乖地缴械投降。个把钟头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敌人两个大队，俘敌副总队长以下 800余人。按照我军俘虏政策，愿干者留下，不愿干者释放回家。当场把班长以上的和年老体弱的全部释放，约有500人自愿加入我军。这些解放战士，都是被拉来不久的农民，一路上，边行军，边受教育，很快就巩固住了。特别是我们学习华北我军搞诉苦运动的经验，启发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他们懂得是为人民解放而战斗，进步很快。至1947年10月下旬，当我们部队在大别山参加著名的高山铺、清水河战斗(歼敌1.2万余人)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连队的基层干部。这是后话了。

磨岗隘一仗，我军得到补充，弹药充足，精神振奋。根据情报，当我军正在磨岗隘痛歼保警总队时，敌第99团及湖北、湖南4个保安(警)大队又照例跟上来了，一直尾我行动，又“护送”了六七天，总是“不即不离”，追而不击。但敌人正在组织新的“围剿”。而我孤军深入，无根据地依托，加之江南进入雨季，山洪经常暴发，部队行动不便，继续长期坚持江南仍有很大困难。于是，我们就下一步行动方向问题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我们跳到江北活动，并指示说:我们意见，该部〔’〕以保存为原则。目前鄂西、鄂中、鄂东、豫西、陕南、皖南广大地区，敌正规军甚少，回旋余地甚大，必要时并可渡河与文汪部会合休整一时期。因此允许张李部北开，并联系与会合鄂西北、鄂中、陕南难于立足之部队，开至豫西，相机北渡为宜。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便奉命从石门县北开，于5月2日奔袭长江南岸渡口洋溪(现属宜都县，当时为枝江县政府所在地)，部队乘上侦察班预先从江北找来的船只，连夜北渡长江，宿营于北岸。

我们(第4支队)在江南活动78天，转战湘鄂边17个县，行程约3500里。在这78天中，一共只休息了11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军、打仗，与李人林支队离开鄂西北后7个月来的战斗加在一起，我们整个纵队共作战200余次，歼敌3000余人，缴获步马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牵制敌4个旅，延缓调入其他战场的时间。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的声威，震撼湘鄂边广大地区。江南敌人徒劳惊恐堵剿，但又其奈我何!

（六）

我们渡江后，乘虚东下，沿着长江大堤、公路，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直逼枝江县重镇董市。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闻风而逃。5月4日，我一枪未发，解放了董市。在董市，我军驻了两天，筹集了经费，补充了生活用品才主动撤离。当时在董市江面的南岸，停泊着国民党一艘炮艇，我们没理它，它也不敢动。这对号称数百万大军的穷兵黩武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5月6日，我军离开董市·，直奔荆当远根据地而去。

自从我们过江南之后，我第7,5团也东渡襄河，到大洪山、大别山一带，因此，这两个多月以来，鄂西北没有敌正规军，形势比较缓和了。我们现在一下子又跳回江北，一路乘虚活动，扫荡土顽。5月8日、9日，连续摧毁远安县河口及南漳县巡检司碉堡3座，捣毁其乡公所。

我们纵队胜利返回鄂西北，一路出布告，声势颇大。同时，我们派人到各地联系。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们闻讯从四面八方都找来了。见到自己的大部队来了，兄弟部队会师，那真是喜泪盈眶，这些同志在鄂西北主力出去转大圈子之后，他们依靠群众，原地坚持斗争，也是非常艰苦的。

5月22日，在南漳县西南的偏头岩，我们与罗厚福、吴昌炽同志率领的坚持鄂西北的部队会合。他们已经集中了四五百人，正打算或到江南寻找我们;或过襄河，到江汉老根据地去发展游击战争。现在，鄂西北主力全部会合了，又将各个小股游击队、在地方工作及休养的同志收上来一二百人，重新进行整编。我为司令员兼政委，罗厚福为副司令员，李人林为副政委，吴昌炽为参谋长。鄂西北集中的同志们编成第2支队。这样，纵队以下辖第1,2,4,3个支队(团)，约2000多人。

曾几何时，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我全部人民解放军。他还集结30万大军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歼灭”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领导的6万部队，“干出惊天动地的奇迹”。1946年8月28日，在我中原健儿突围两个月后，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吹牛:“李先念部业已失败，残部不足两千。”可是，时至1947年5月，除了我第1纵队第1旅铁流千里，早已安达苏皖解放区外，我北路突围部队的第359旅已胜利回到延安;原新四军5师部队坚持陕南、转战豫西后，亦已突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在鄂豫皖、大洪山、桐柏山还有我游击队在坚持斗争。不仅如此，单是我们鄂西北就集结着优秀钢铁战士人数就已两千多哩!中原部队突围1年来的斗争，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却完成了牵制、消灭大量敌人的战略任务，配合了正面战场，并且共保存了近1万人的战斗力量和大量优秀骨干，这大概是国民党将军们所不敢和不愿承认的吧!

1年来，在鄂西北的敌人，其兵力虽然处于优势，但是处境也并不美妙。敌军内部悲观厌战情绪日益滋长，逃亡现象增多，加上战斗生病减员，士气一撅不振。我们缴获的一个军官的日记写道:“出发时每班十二三、十四五人，现在每班仅剩四五人”，“情报多，战斗少，战斗多，战果少。费九牛二虎之力，追上X军尾巴，还是叫他跑了!”我军兵力比敌人少，但是是正义之师，战斗素质强，政治觉悟高，善于适时灵活地分散集中，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不仅能够保存自己，而且终能发展壮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何反革命势力是无法扑灭革命的烈火的!

(七)

到5月下旬，我们的“尾巴”又跟上来了。我们即出击栗溪、东巩、武安堰、报信坡一线，连续扫荡土顽，又零星收回一些同志。一天下午，我军驻在南漳县东部的安家集时，来了一股敌人，和我们接了火。在群山环抱中间的一块约一里见方的麦地里，我第1支队第2中队长郑学高同志奉命带队出击，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火力很强，一律美式装备。原来是一股正规顽军!拚杀两个多小时，结果消灭敌1个排，我们也拚掉了1个排，警卫排长壮烈牺牲。从俘虏到的司务长的口供里，我们才知道是张发奎的1个旅(第153旅)匆忙从九江调来的。敌人因碰钉子而后撤。我军因情况不明，不想硬拚消耗，便立即趁黄昏转移。

根据军委指示，我们摆脱了敌人，急速向北，于5月26日上午到达谷城以南之庙滩渡口，顺利地搞到大小数十只木船，花了大半天时间，一枪未发，冒雨全部渡过襄河，主动撤离了鄂西北。

我们过襄河后，立即越过襄(阳)、南(阳)公路。从公路上来往汽车上的客商那里，证实武汉至襄阳以及襄阳以北，均无正规顽军。敌人兵力空虚，给了我们以纵横中原的有利条件。于是，我军扬长进入桐柏山区，转战于枣阳、邓县、新野、唐河、泌阳一带，3个支队有时集中走，有时分散走，转了几天，一天两头见太阳，从容行军游击，一般土顽都不敢惹我们。我们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息，补充了给养，而且增添了牲口。

在豫西活动时，正值割麦尾声。放眼望去，沃野千里，较之鄂西北、湘鄂边贫痔山区，部队易于就食。生活好，打胜仗，士气倍增。党中央给我们发电报说:你们后面有敌人。原来是鄂西北的敌人尾追在后，但只不过是老远“护送”、“护送”而已。一次，泌阳县保安团400余人，在泌阳以南地区与我遭遇，被我第4支队一举歼灭。

6月3日，根据敌情变化，我们突然向东疾进，从确山、信阳之间横越平汉铁路，大踏步地向黄泛区进发。遇到敌人向我们开炮，我们也不理会它。快进黄泛区时，我们又消灭了前来阻击的200多人的保安队。

从鄂西北下山出来，一路行军跋涉。好多在鄂西北隐蔽休养过的同志，行走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没有一个同志掉队，包括3个女同志在内。

6月12日，在睢县平岗，我们和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的部队会合了。在会合的当天早晨，我们还消灭了1个保安大队，作为回到解放区的见面礼。兄弟部队和当地群众给予我们极其热情的欢迎与照顾。我们在敌后游击转战一年，特别是第4支队同志大部分是冀鲁豫人，抗日战争后期又战斗在豫东地区，一旦回到解放区，那种故乡温暖之情是无法形容的。

在黄泛区，我们部队经过短期休整补充，奉命改编为中原独立旅(下辖第1,4团)，立即打开阜阳。豫皖苏军区领导同志曾经前来我旅，向部队进行慰问和作形势报告。全国战略反攻的伟大时刻来临了!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英勇地跨过了黄河!中原独立旅奉命直属该野战军指挥。加入新的战斗序列的我旅，即配合豫皖苏兄弟部队解放毫县、太和、鹿邑、扶沟、逍遥、都陵、拓城，策应野战军在鲁西南的战役!

7月23,24日，我旅在配合豫皖苏兄弟部队于周口消灭敌第17交警总队1000余人以后，撤到拓城某地休整。8月16日，在我旅部驻地，突然来了两部吉普车。原来是刘伯承、邓小平、李达首长来了!一会儿，把张国华同志也请来了。

于是，在我旅部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研究挺进大别山的作战计划。在这个会议上，张国华同志和我都是第一次听说野战军要挺进大别山，心情自然非常激动。鉴于大军过沙河没有大船，我曾建议再把周口拿下来。因为周口有座大桥，有敌人重兵驻守。首长说，来不及了，不理它。接着首长宣布:我野战军大军实行中央突破的战略进攻即将开始!刘司令员对我说:“你辛苦了，就走中间吧!’’我说:“我不走中间。要嘛走前面，要嘛走后面!’’刘司令员说:“好!你单独行动惯了的，那你就去破坏铁路吧!”

刘邓首长授意我旅在平汉路以西造成大军要挺进桐柏山的声势和假象，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我欣然受命。

会后，我旅健儿即整队出发，作为我野战军南下大军的右翼，行动于平汉铁路以西，披星戴月向南疾驰，去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新的战略任务。

当我怀着豪迈而激动的心情，涉越在黄泛区低洼的原野上，急切地向新的战场疾驰的时候，我回顾1年多前我们这支铁军在党的领导下，从大别山、江汉地区出发，万里转战大江南北，拖不垮，战必胜，受到极大锻炼和考验。的确，我们许多老战士已经倒在战场、征途上了!如第4团，原是水西第8团，在1944年秋从冀鲁豫挺进豫西时是2700余人的大团，经过中原突围、大江南北转战(途中消灭敌人不下两千人)，北返时尚保持1400余人的正规团建制，但当初南下时的排、连、营、团老骨干眼下只剩15人了，而且大都负过一两次伤;在战士的行列里，许多也都是后来补充的新战士了。革命战士的鲜血，浇灌着自由之花。新中国就这样正在阵痛之中诞生着。为了让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早日结束，刚从江南北返，我们战马未卸鞍、疲劳未消尽，即又奉命投入战略反攻的新的战斗序列。我们仿佛听到，急盼解放的老区父老兄弟、广大蒋管区的人民，正在呼唤着我们。现在到了打回大别山和江汉地区的时刻了!解放全中国的英雄史诗的序幕正由我们来揭开!在这庄严的时刻，置身于战斗的行列，能够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壮举，我们怎能不感到豪迈和激动呢?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