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那个秋天，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的人生突然转了个急弯。

1971年那个秋天，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的人生突然转了个急弯。

前一天还在处理军务的他，25日下午接到肖永银的电话，

对方声音沉得像灌了铅：“上海巨鹿路那个会，你去了？”

周建平捏着听筒没说话，眼泪先掉了下来，他确实去过，可那怎么就成了“罪证”？

没等他擦眼泪，楼梯口突然冲出几个士兵，手铐“咔嗒”锁在手腕上，

他被架着往外走时，走廊里的人都低着头，没人敢看他眼睛。

从粟裕当年表扬的“勇猛团长”，到现在戴着手铐的“反革命”，不过一个电话的功夫，

他盯着自己胸前没摘的党徽，怎么也想不通，这眼泪到底是委屈，还是吓的。

七年前，也就是1938年10月，周建平在党旗下宣誓入党。

组织找他谈话，桌上摆着一本油印党章，念完誓词后，介绍人拍着他胳膊说：

“记住，咱们党没有任何特权，只有为事业尽义务。”

这句话像烙铁一样，烫在周建平心里，成了他往后带兵打仗、处理军务时,总在心里默念的规矩。

后来打仗，他确实按这个规矩来。

黄桥决战那年冬天，他带着连队从侧翼摸到河边，趁夜黑风高突然杀出来，

刺刀拼得断了好几把，最后清点人数时，光俘虏就抓了两百多。

七战七捷那会儿，他的团守城头，手里就一门迫击炮，

炮弹还不足二十发，硬是顶住了国民党六个旅四天四夜的进攻。

粟裕在电话里骂："你小子命硬"，转头就给华中军区写了表扬信，

七个首长联名签字，说他："以少胜多，堪称典范"。

电话铃响的时候，周建平刚在作战地图前标完防空警戒区域。

听筒里传来肖永银的声音，比南京秋天的风还冷：“到军区大院来一趟，有事问你。”

他心里隐约发沉，骑上自行车往大院赶，车把捏得手心冒汗。

进了办公室，肖永银没让座，盯着他眼睛：“上海巨鹿路那个会，你去了？”

周建平心里咯噔一下。

去年秋天在上海，确实去过巨鹿路一栋小楼，当时说是：“研究部队战备协同”，

现在被这么问，参会的事像块石头压上来。

他张了张嘴，想说：“去过，但那时候不知道是……”，

话没出口，眼泪先掉了下来，他怕，怕说不清，更怕这一问背后的分量。

肖永银没催，就那么看着他哭，直到他肩膀都在抖。

“没事我先走了。”

周建平抹把脸，转身往门口挪。

刚走到三楼楼梯口，几个穿便衣的士兵突然从拐角出来，

没等他反应，冰凉的手铐“咔嗒”锁在手腕上。

他想挣，后腰被人顶了一下，“老实点！”。

被架着往下走时，走廊里的参谋、干事都低着头，没人敢抬头看他。

路过值班室，他瞥见自己桌上还放着没喝完的搪瓷缸，

缸底沉着半片茶叶，早上泡的，现在该凉透了。

先是被关在南京空军学习班，窗棂上糊着报纸，每天听“坦白从宽”的广播。

后来押到北京丰台，又转到亚洲疗养院，

有人偷偷塞给他领章帽徽，说：“问题不大，写个检查就能回去”。

1978年5月29日，天没亮就被塞进囚车，铁栏杆冰凉。

到了秦城监狱，牢房墙皮剥落，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

保卫部门来人，把“参加黑会”的材料拍在桌上，钢笔尖对着他：“签了字，就能见太阳。”

周建平盯着材料上自己的名字，手指攥得发白，

1938年入党时那句“没有特权，只有义务”突然响在耳边。

他把钢笔推开，“我没参加黑会，不签。”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他犯反革命罪。

1982年1月15日，军事检察院的人没出示任何证据，

只丢下一份“免于起诉”决定书，上面仍写着“参加林立果秘密会议”，按师职待遇安置到地方。

他搬进老宿舍楼那天，把军功章锁进木箱最底层。

此后五十年，他成了信访局常客，材料写了一麻袋又一麻袋，从青丝写到白发。

每次去都把1938年的入党志愿书复印件揣在怀里，

接待人员换了几代，他还在说：“我没参加黑会，那是战备会议。”

档案里那句“罪行确认”像根刺，扎得他夜里总醒，坐起来对着月亮发呆，一坐就是半宿。

周建平后来总坐在藤椅上发呆，手里摩挲着磨破边的入党志愿书复印件，

嘴里反复念叨："我怎么可能参与政变？"

他说自己1938年入党是为了打日本鬼子，

后来跟着粟裕打仗枪林弹雨里捡回的命，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党教育我们忠诚，可忠诚怎么就成了罪证？

他总把1938年的入党志愿书复印件揣在怀里，纸都磨破了边。

八十多岁时拄着拐杖去档案馆查资料，工作人员说"涉密"，

他就坐在台阶上哭，像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说自己死不瞑目，不是怕阎王爷，是怕那句"没有特权只有义务"的誓言，到死都没人信。

来源：不知名网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