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辆黑色的SUV在村口转了两圈，像是在找路。车身上的泥点子说明它走了不少山路，但那光亮的车漆和城里才有的车牌还是让它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那辆黑色的SUV在村口转了两圈，像是在找路。车身上的泥点子说明它走了不少山路，但那光亮的车漆和城里才有的车牌还是让它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正在门口的石凳上剥豆角，准备晚上炒个素菜。四月的风挺大，刮得塑料袋子直响，我不得不用石块压住，免得一吹就飞。

那辆车最后还是停在了我家门口。车窗摇下来，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探出来：“老赵，还认得我不？”

是杨丽，邻居杨丽。

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

杨丽回村的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做了顿好菜。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自家地里种的茄子、豆角，还有早上在镇上买的一条鲫鱼。杨丽说什么也不肯住我家，执意要住她爹留下的那间老房子，尽管那房子已经二十年没人住了，门窗都歪七扭八的。

“真不嫌麻烦？”我问她，“那房子漏风漏雨的，老鼠恐怕都不愿意住。”

杨丽摇头笑了笑：“老赵，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这么些年了，总得住一晚上。”

她的女儿坐在饭桌旁，安安静静的。那姑娘长得真俊，大学生模样，说话轻声细语的，跟杨丽年轻时判若两人。杨丽年轻时可是村里的活雷锋，嗓门比广播喇叭还响，走路带风，干活比男人还利索。

“听说你现在是什么公司老总？”老伴儿边给杨丽夹菜边问，“这么大出息，在城里肯定住着好房子吧？”

“哪是什么老总，就一小公司，做点服装生意。”杨丽夹了块鱼肉给她女儿，“哎呀，这鱼炖得真香，比城里饭店里的鲜。”

我家老伴最经不住这种夸，立马眉开眼笑：“那是！城里那些鱼都是速冻的，哪有咱们这现杀的鲜。”

我见她们有说有笑的，便问起了杨丽以前的事。“当年你带着闺女走那天，雨下得可大了，那破伞都淋透了。怎么一走就是二十年？”

桌上突然安静了下来。

“爸，我吃好了。”杨丽女儿站起来，“我去外面走走。”

等女儿出去后，杨丽才叹了口气：“那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离这儿远远的。越远越好。”

杨丽的前夫陈二伟我很熟，是村里最早开拖拉机的。家里比较有钱，父母在县里当干部，娶媳妇时在村里盖了全村最体面的两层楼房。那时候，能住上砖瓦房的就不多，更别说两层楼的了。

但陈二伟这人有个毛病——好面子，要强。不管什么事总要争个高低，谁要是说他一句不好，能记恨一年半载。

他们结婚那年，我还去帮忙张罗了几天。记得那天他非要摆三十桌，把村里的礼堂都租下来了。杨丽劝他：“咱们摆二十桌就够了，太多浪费。”

陈二伟当着众人的面拍桌子：“人家都说陈家有钱，少一桌像什么话！”

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小名叫囡囡。陈二伟本来想要儿子，但看到女儿长得白白净净的，也就认了。只是每次喝醉了，还是会念叨着要个儿子。

杨丽怀了第二胎，可惜是个死胎。那年头计划生育严，本来就冒险要二胎，结果没保住不说，医生还告诉她再也生不了了。

那段日子，天天能听到他们家的争吵声。陈二伟开始在外面鬼混，一喝酒就回来打杨丽。我和老伴儿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几次想去劝，又怕越帮越忙。

村里人背后都说，陈二伟早看上了供销社的售货员，个高腿长的。他想离婚，杨丽不同意，为了女儿死活不肯签字。

我记得那是1999年的夏天，一场大雨下了整整三天。杨丽抱着五岁的囡囡，带着一个小包袱，打着半截雨伞，从陈家大门出来了。

我老伴儿叫住她：“丽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去县城。”杨丽的眼睛红红的，“赵姨，我办好了离婚手续，以后不回来了。您和赵叔多保重。”

我们也没法留她，只给她拿了点钱，目送她踩着泥水去赶往县城的班车。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杨丽，直到今天。

“你真的一点消息都没给我们捎过来？”我倒了杯茶给杨丽，看着她把照片册子翻得哗哗响。

“没敢，怕陈二伟知道了来找麻烦。”杨丽翻到一张老照片，是我们村小学1998年的合影，她女儿站在第一排中间，扎着两个羊角辫，“那时候我就想，等囡囡大学毕业了，我要带她回来看看。”

“陈二伟早就不在村里了。”我老伴插嘴，“他那年改娶了供销社那个女的，日子没过两年，那女的卷了他钱跑了。后来他把房子一卖，去了广东打工，听说前几年在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

杨丽的手停在半空中，半晌才说：“这样啊。”

她的语气平静得出奇，让我有些诧异。当年她可是死活都要保住那段婚姻的人，现在听说前夫死了，竟然没什么反应。

“你们过得好吗？”我问。

杨丽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囡囡大学毕业就工作了，现在在外企，前年结婚了，女婿是上海人，对她可好了。我自己也开了个小服装厂，这些年还算顺利。”

“好啊，好啊。”我老伴连连点头，然后突然想起什么，起身到厨房拿了个搪瓷罐子出来，“这个给你带回去，是我们自己腌的酱豆，囡囡小时候最爱吃了。”

杨丽接过罐子，指尖在罐子花纹上摩挲了几下：“谢谢赵姨，这么多年，还是你们记性好。”

吃过晚饭，我执意要去看看杨丽住的老房子。杨丽本来不让，说那房子乱得很，但我和老伴儿坚持，说帮她收拾收拾。

老房子里的确乱得很，二十年没人住，墙角都长出了野草。屋顶漏了几个洞，下雨天恐怕能把床淋湿。桌上的物件落了厚厚的灰，抹一把全是黑的。

杨丽的女儿倒是不嫌弃，在屋里四处看，好奇地摸着老式的砖头灶台和墙上褪色的年画。

“这个小狗是什么时候画的？”她指着墙上一个歪歪扭扭的简笔画问。

杨丽愣了一下，走过去摸了摸那幅画：“这是你五岁时画的，那年你爱上了邻居家的小狗，天天吵着要养一只。”

女儿又问：“妈，我小时候在这里上学吗？学校在哪？”

“就在村头。”我接话，“不过早拆了，现在都去镇上读书。你小时候可聪明了，算数题一算一个准，老师还经常表扬你呢。”

女孩有些羞涩地笑了：“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数学，大学学的是金融。”

“像极了她爸。”杨丽突然说，然后又像是懊悔说漏了嘴一样，赶紧岔开话题，“赵姨，这个房子我准备捐给村里，您看行吗？让村里做个什么公共场所都行。”

“捐房子？”我愣了，“这可是你爹留下的老宅，值钱着呢！”

“我在城里住惯了，也不会回来常住。留着它空着也是空着。”杨丽语气坚决。

后半夜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打在瓦片上的声音特别清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白天看到的杨丽的伤疤——她卷起袖子擦桌子时，我瞥见她左臂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已经变白了，但很明显那是被人用刀子划的。

下雨天总是让人多愁善感。我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大雨天，杨丽抱着孩子离开的样子。那时的她眼中除了绝望还有一种坚定，好像已经下定决心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早上雨停了，我起得很早，看见杨丽和她女儿已经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杨丽的女儿手里拿着一个旧铁盒子，里面装着几张泛黄的照片和一些小物件。

“找到宝贝了？”我笑着问。

“嗯，妈妈说这些是我小时候的东西。”女孩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进包里，“赵爷爷，谢谢您昨晚的招待。”

杨丽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赵叔，这里有我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些钱，麻烦您帮我修缮一下老房子，我过段时间还会回来的。”

我推辞不要那信封：“你自己留着用吧，房子的事我和村委会商量商量就是了。”

杨丽坚持塞给我：“赵叔，这些年多亏了您和赵姨照看我爹的坟，这点心意您收下。我这次回来，其实是想看看囡囡出生的地方，也想让她知道，她还有这么一片根。”

我终于明白了杨丽为什么要回来。不是为了那间破旧的老房子，也不是为了怀念那段痛苦的婚姻，而是为了她的女儿能找到自己的根。

“你女儿知道她爸爸的事吗？”我小声问。

杨丽摇摇头：“她只知道我们离婚了，其他的…等她再大一点再说吧。”

就在这时，杨丽的女儿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布娃娃：“妈，我在床底下找到这个，是我的吗？”

杨丽的眼眶一下子红了：“是啊，这是你出生时你爸爸给你买的，叫’花花’。你小时候最爱它了，晚上不抱着它就不睡觉。”

女孩看着那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小心地抚摸着：“我能带走它吗？”

“当然可以，它一直都是你的。”杨丽抹了抹眼角。

那辆黑色的SUV最终还是开走了，车尾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站在村口，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拐弯处。

回到家，我发现杨丽放在桌上的信封里除了钱和联系方式，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杨丽，抱着刚出生的女儿，陈二伟站在一旁，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原谅我的选择，但我不后悔。”

村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播报着今年种植补贴的发放通知。声音很大，盖过了远处传来的拖拉机轰鸣声。

我家的老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阳光下，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地面，扬起小片的尘土。远处，几个孩子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地传来。

一切如常，仿佛杨丽从未回来过。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悄然改变了。

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杨丽会再次出现在村口，也许带着她的女婿和外孙。她会走进那间修缮一新的老房子，告诉女儿更多关于她童年和这个村庄的故事。

故事总是在不断地被讲述，不断地被记住，又不断地被遗忘。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被牢牢记住，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就像那个雨天，杨丽撑着半截雨伞离开的背影。就像今天，那辆黑色SUV扬起的尘土。

这就是生活吧，我想。带着伤痕前行，又始终眷恋着来时的路。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