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余粮征集制和集体农庄运动留给历史的教训

摘要：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由于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唐魏征

读史使人明智。

——英国培根《论求知》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苏联阿•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

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由于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大肆泛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给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带来严重危害和巨大痛苦。

无独有偶，早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四十年前，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余粮征集制和集体农庄运动等曾经给苏联人民尤其是广大苏联农民带来巨大的危害和痛苦，教训十分沉重。本文想重点谈谈苏联余粮征集制和集体农庄运动等两个问题。

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和集体农庄运动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对苏联社会尤其是农村人口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以下从历史背景、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险遭枪决的亲身经历、具体政策、直接危害和长期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历史背景与政策目标

1. 余粮征集制（1918-1921）和少年时代的肖洛霍夫险遭枪决的亲身经历

余粮征集制诞生于内战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旨在通过强制征收农民粮食支援红军和城市工人，但实际操作中演变为无差别掠夺，甚至包括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因而遭到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和坚决抵制。

为了缓解农民的抵抗，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农村余粮征集制改为征收粮食税。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岁的肖洛霍夫（1905—1984年）被派往布卡诺夫镇做该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当时虽然年轻，但却是个农业行家，他体恤民情，不愿亏待任何一个农民。为此，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下田地仔细丈量庄稼人耕种的土地面积，然后给区粮食委员打报告，说明目前在全镇，特别是在去年歉收的各村，饥饿死亡人数已达到惊人的地步。要求有关机构重新考虑因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下达的过高的粮税征收指标。肖洛霍夫做事果敢，既然被委派做镇的全权粮食检查员，他就行使了自己的全权，在个别地方个别情况下降低了纳税指标。

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级粮食机构的有关领导居然认为肖洛霍夫这样做是越权，是姑息“庄稼人”，并让武装人员（肃反委员会人员，也就是让许多人闻之色变的“契卡”）将其逮捕并送上所谓革命法庭，革命法庭很快对他进行了审判，审判结果十分残酷：判处枪决。

就这样，自以为一心一意为了革命和人民利益而工作、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肖洛霍夫被关进了自家人的监牢，等待着两天后的枪决。肖洛霍夫再一次站在生死的门槛上（早在两年前，肖洛霍夫因参加实行余粮征集制的苏维埃政权武装征粮队而被破坏和反对余粮征集制的“马赫若匪帮”抓获，并被判处枪决，幸运是，匪首马赫若怜悯他尚未成年而放了他）。

人生痛苦莫大于死。对一个刚开始生活的少年，还有比这荒唐无谓的处决更具历史悲剧性和更残酷的吗？这种残酷的生命体验，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幻化成一种悲怆的艺术活力。幸运的是，肖洛霍夫这次又与死神擦身而过，革命法庭考虑到他尚未成年，据此改判为缓期一年执行，尔后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肖洛霍夫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以艺术的形式写入了小说《静静的顿河》中……

2. 集体农庄运动（1929-1930年代）（据后来苏联官方统计，因集体农庄运动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人数在1450万。）

苏联集体农庄运动

斯大林为加速工业化（以“五年计划”为核心），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将土地、牲畜和工具收归国有，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试图通过农业剩余支撑工业建设。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执行过程并不顺利，遭遇了很多农民的抵制和反对，尤其是富农阶层。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加入集体农庄，与其他农民共享收益。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来破坏集体化运动，如屠杀牲畜、焚烧粮食、纵火、暗杀等。

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稳定，也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和水平。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人民公社”、“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著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

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

苏联当局为了打击富农的反抗，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如没收财产、流放、逮捕、处决等。这些措施引发了更大的恐慌和仇恨，导致更多的农民加入反抗行列，或者减少粮食播种和产量，以避免被当成富农打击，因而造成了人口大规模死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二、直接危害与痛苦

1. 大规模饥荒与人道灾难

1932-1933年大饥荒：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等产粮区，强制征粮导致至少500-800万人饿死（学界争议较大，部分研究认为乌克兰死亡人数达400万）。农民被禁止离开饥荒地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据后来苏联官方统计和披露，因集体农庄运动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人数在1450万以上（1930年，苏联人口为1.6576亿；1940年，苏联人口为1.667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