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余年来，青海海西地区出土了数十件彩绘木棺葬具。棺板画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重要的物质遗存，是东西方文化接触、渗透、碰撞与交流的重要证据，对认识青海道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海西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等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前众多学人围绕不同议题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我的宝藏兴趣#20余年来，青海海西地区出土了数十件彩绘木棺葬具。棺板画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重要的物质遗存，是东西方文化接触、渗透、碰撞与交流的重要证据，对认识青海道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海西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等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前众多学人围绕不同议题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棺板画的内容与布局、族属及木棺装饰传统源流、画面反映的社会生活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层面。在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目前海西棺板画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需加强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引入相关图像研究理论、重视棺板画的科学保护等，这些措施对于准确解读棺板画的相关内容十分必要。

彩绘装饰葬具的传统源远流长，最早的彩绘葬具是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考古发现的彩绘瓮棺[1]，这些仰韶文化时期的彩绘瓮棺是盛殓死者的葬具，展示出原始社会万物有灵思想和灵魂不死观念，是丧葬信仰的重要表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漆棺是现存最早的彩绘漆木棺，其外表髹漆，内棺外壁上绘龙凤、神兽、怪鸟以及几何图案[2]。文献把棺上的彩绘装饰称为“翰桧”[3]，现代学界简洁而形象地称之为棺板画。棺椁是为墓主人营造地下另一个世界的重要内容，在事死如生观念的影响下，棺椁上的绘画是时人丧葬观念的直接反映。棺板画是墓葬中重要的考古图像资料，为研究古代的宇宙观念、社会生活、丧葬习俗、服饰文化、物质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是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及各交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沿，5～8世纪这里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交通要冲，在茶卡、都兰、乌兰、巴隆、德令哈等地陆续发现6～8世纪的墓葬群，尤其以都兰的热水墓群为代表。海西地区发现的墓葬大多经过盗扰，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丝绸、金银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棺板画。

一、棺板画的考古发现

1999年，北京大学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察汗乌苏河南岸的热水墓群发掘了4座被盗墓葬，其中99DRNM3中出土一个“彩绘木箱状木器”，木箱呈方形，采用柏木制作，存在4面侧板与1个底板。每面的侧板由4块木板组成，木板间由外向内层层叠压，形成叠涩状侧面，木板之间残存有铁钉痕迹。4面侧板朝外一面均有彩绘图案，先用白颜料作底，然后再用蓝、红、绿、黄等色彩描画出团花、云朵、花卉枝叶、人物、动物等[4]。这个重要发现未引起重视。

2002年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联合对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和发掘工作。这次考古的重大收获是共出土了4块彩绘棺板侧板及若干棺端板。2004年9月3～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新国以“青海郭里木出土吐蕃墓棺板画研究”为题首次公布了这批棺板的部分资料，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强烈关注。这是海西棺板画首次走进学者的视野，也揭开了海西棺板画研究的序幕。根据许新国在《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一文中的描述：

墓葬位于东距德令哈市30公里处的巴音河南岸，属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山根。墓葬上方存有高约1.5米的封土，两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形制，墓室均为长方形单室，长4米、宽2.5米左右，均有长方形斜坡式墓道。其中一座为木椁墓，另一座系竖穴土坑墓，但用柏木封顶。两座墓葬的木板均较完整。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土坑墓为迁葬墓。迁葬墓形制较为特别，是先将零散的骨架装于一小棺内，然后将小棺整个放置在大棺中······两座墓葬中均见有殉牲习俗。合葬墓在木椁的两侧殉有完整的马和骆驼各1匹；迁葬墓在封顶的柏木上放有零散羊骨······尤引人注目的是，两座墓3具木棺的四面均有彩绘。其中棺档头绘有四神、花鸟，棺侧板绘有狩猎图、商旅图，以及赞普、赞蒙（王、王后）为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职贡图。[5]

可知这批棺板分属两座不同的墓葬，共有3具木棺，但只有2具木棺的两面侧板保存较为完好（编号为1、2号木棺），所以共有4块侧板，另有零乱的棺端板，即棺的前后档。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柳春诚首次对这批棺板画作过临摹，他曾描述：“郭里木两座古墓中出土的3具棺木有前后档板6块，档板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金乌玉兔、花鸟，侧板多块，所绘内容多样。”[6]主要的棺板画集中在4块侧板和前后档上。许新国公开披露的是编号为1号木棺的两个侧板上的绘画，木棺侧板绘有狩猎图、商旅图，以及以赞普、赞蒙（王、王后）力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职贡图。木棺档头绘有四神、花鸟。后来的研究均是依据此次公布的1号木棺的材料而展开。如《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公布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柳春诚对1号木棺侧板画的临摹图和部分照片资料，同时发表了程起骏、罗世平、林梅村的一组文章，对1号木棺的族属提出了不同看法，使这批棺板画的影响从学术层面扩展到社会各界[7]。后来罗世平在《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一文中，首次发表了1号木棺的线图，成为当时研究郭里木棺板画最全面、最清晰、最充分的资料。

2号木棺两个侧板资料的公布则迟至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新国的报告中展示了2号木棺两个侧板的彩画图案与临摹线图。据说此临摹线图是由当时就读于德国蒂宾根大学史前及中世纪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生仝涛绘制。后来许新国在《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一文中对该木棺的情况进行了披露[8]。随后四川大学的霍巍实地调查过2号木棺，他将现场观察记录的2号木棺的情况作过描述（为描述便利，也将2号木棺2个侧面分为A、B两面）：

2号棺A面：画面大体上可分为3组。

第1组：低帮（左起）绘两骑者正在追射3只长角鹿，鹿已中箭，另有1骑者头戴“山”形高冠（类似高冠也见于流散于民间的那具棺板画人物形象中），反向冲向牦牛群，另有1骑者正扭转身躯射鹿，在其前方还有1名骑者正在射杀3头大耳野驴，整个画面表现射猎和驱赶牲畜的场面。

第2组：整个画面围绕毡帐展开，画面上方绘有3匹马，马均已解下马鞍，有1人头枕马鞍正在睡觉，画面下方帐外有8人饮酒，其中1人扶抱醉者，醉者长袖迤地，不能自持。2名妇人正在敬酒，1人手持杯，1人手持胡瓶。帐下有3人，2人相对而立，1人正从大酒瓮中汲酒。帐内1男1女2人对坐，2名侍从侍于门外，下方另站有2人，整个画面反映酒宴的场景。

第3组：帐后上方绘有9人，最右端2人相拥亲吻，1人从帐后探身向前，6妇人呈半弧状站立，发式、衣着均异，1男子手中持物，面向妇人。其下方又有3人，其中1人背对而立；1人身披长袍，手执胡瓶；另1人似为小孩，发式为顶部无发，而在项后留发，与文献记载的“髡发”式样十分相似。

画面最上端为一周山峦起伏，山上生长有大树。

2号棺B面：因画面下半部漫漶严重，仅可观察到2组画面：

第1组：低帮（从左至右），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首起绘出射猎场面，4名猎手从2个方向上围猎，均头上绕头巾，最左面1人身著白色长袍，左袖上佩有蓝底红条黄点的联珠纹样臂章。下部画面起首处似绘有大口酒瓮，可能也有饮酒宴享之场景，但已模糊漫漶不清。

第2组：围绕帐篷展开画面，帐外共有8位妇人坐地，均著长袍，在衣袖、领口等部位镶有各色织物，上皆有联珠纹样图案，计有：蓝底黄点联珠纹、青底红条黄点联珠纹、红底黄点联珠纹样等。8位妇人均未赭面。1名男子面向妇人站立，手中执杯，绕红色头巾，留有胡须。帐上方有4人，其中1对男女正相拥亲吻，均赭面，服饰有华丽的联珠纹样。其身后有2名男子作偷袭状，1人手中执有长刀，1人手中执一曲形长棍，衣饰为单色长袍。帐内共3人，1人背向而立，著蓝色长袍；另2人侧身而立，衣饰华丽，手中执杯饮酒。帐外门两侧各有1男侍站立，绕短头巾，领上有联珠纹样织物镶嵌。帐外侧最右侧为2人野合，取男子上位，女子身下有红色似血样条状流出，男子身著白色长袍，头绕红色头巾。下方似还另绘有2人，但已不清。[9]

郭里木两座墓葬的年代大体在公元756～757年，这一时期，海西地区正处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彩绘棺板的出土对于了解吐蕃统治时期海西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情况、生活习俗、丧葬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另外还有一批流落民间的棺板残片（采M1），该木棺侧板由三块木板拼合而成，左侧板绘狩猎、乐舞、帐居、宴饮等场景，有男女人物、毡帐及马、牦牛、野驴等动物；右侧板绘哭丧、出行、帐居、宴饮、野合等场景，有男女人物、毡帐及马、牦牛、狗等动物，前后档板情况不明。其绘画风格、构图和题材均与郭里木所出棺板画一致，基本上可以确定系从郭里木一带古墓中盗掘而来[10]。目前总的看来，郭里木乡发现的彩绘棺板至少包括6块棺侧板（两座墓葬各2块、流散民间2块），还有若干的棺端板。郭里木棺板画呈现的是吐蕃统治时期海西地区民族融合、民族交流以及多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的生活画卷，故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

自2002年郭里木彩绘木棺板画发现以来，相同风格的彩绘棺板画在以德令哈、都兰为中心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不断被发现。2008年3月，在乌兰县茶卡镇茶卡乡冬季牧场一座被盗墓葬旁边采集到4件彩绘棺板，其中相对完整的棺盖板1块、侧板残件1块，其他彩棺残件2件（其中一件可能为后档板残部）[11]。盖板前宽后窄，顶端有一凸起的直棱，断面呈三角形，前端完整，后端残断，上有彩绘图案，以白色打底，黑线勾勒，用绿、灰、红色彩绘。关于盖板彩绘画面内容，许新国在《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一文中有详细描述[12]。

流散民间被不同机构和个人收藏的海西棺板画资料不断被披露。在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彩绘棺板中，目前公布的有两批资料，这两批彩绘棺板都无确切的出土位置，据说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其中第一批棺板包括2个完整的盖板、4个完整的档板、1个完整的侧板和4个残缺程度不同的侧板，共11组，从保留有2个完整的盖板和4个档板观察，这11组棺板至少来自两具头大尾小的梯形棺。从棺板画的内容题材以及构图方式来看，这批棺板画无疑与2002年郭里木出土吐蕃时期棺板画属同一时期[13]。第二批彩绘棺板共计10件，计有盖板2件、右侧板上半部2件、左侧板2件、前档板2件、后档板2件。根据不同棺板的结构、尺寸以及彩绘图案布局分析，可能属于2组木棺。据C14测年年代为公元390～430年，彩绘题材可能与祆教有关[14]。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有2块木棺的侧板，据称这2块彩绘侧棺板采集自海西州都兰县[15]。侧板均是由2块木板拼合而成。侧板一画面以左侧矮帮为起首，最上层用一窄行画面绘制出连绵起伏的山丘，画面之间点缀花草，作为整个画面的装饰背景。棺板左侧三骑缓缓走来，因画面漫漶，仅中间一骑清晰可辨，马上男子头戴黄色绳圈冠，身穿白色小袖圆领袍衫。棺板右侧绘制穹庐毡帐，顶部开喇叭形口，门前坐二人。左侧一人绘制者明显将其比例放大，似是在有意突出其地位。该男子头戴黄色高冠，身穿黑色长袍，脚穿黑色皮靴。右侧一人头戴红色绳圈冠，身穿黄色长袍，袍服显得十分宽大。二人右前方不远处站立一人，服饰与二人相同，唯不戴冠，发式较为特殊，前发十分齐整，遮住前额，后发自然垂于脑后及两耳耳侧，长仅及脖颈。

侧板二最上层用一窄行画面绘制出连绵起伏的山丘，画面之间点缀花草，作为整个画面的装饰背景。棺板右侧隐约可见四名男子，均头戴绳圈冠，辫发于后，身穿圆领长袍。上方画三骑组成的马队呈“一”字形排列，前导一骑手擎红色“信幡”催马奔驰，长幡飘卷，紧随其后二人骑马飞奔。中间一人冠式较为特殊，短发不结辫，自然垂于脑后及两耳耳侧，身穿黄色长袍，胯下所乘之马辔头、攀胸、鞦带皆清晰可见，且这些马具上均绘有金黄色的圆点表示金属类饰物。紧随其后一人头戴黄色高冠，身穿白色翻领袍服。马队下方两骑一前一后。前一人在马上张弓搭箭，上身尽量扭向后方；后一人在马上俯身张弓搭箭。二人共同射向中间绑缚在木架上的男子，该男子赤身裸体，生殖器外露，双脚脚踝处还隐约可以看见绑缚的绳索。棺板左侧绘制穹庐毡帐，顶部开喇叭形口。毡帐不远处，一男一女正在做爱，男子头戴红色绳圈冠，辫发于后。两人身后脱下来摆放整齐的黑色靴子，应属其中一人。这种表现男女合欢的场景在海西出土彩绘木棺板画上经常可以见到，且多位于整个画面的最上层，贴近穹庐毡帐的位置[16]。

德令哈市水泥厂北墓葬出土彩绘梯形木棺，棺板上残留有模糊的墨迹和图案，可辨图案有马、鹿、牦牛、羊等个体动物形象和马上射鹿的场面，该墓树木年轮测年结果显示时间下限是公元592年[17]。

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7件侧板和部分档板，青海省博物馆编著的《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披露了7件侧板绘画内容[18]，据称这些棺板都来自海西地区。程起骏在《中国土族》上发表文章对棺板画的内容进行解读[19]，认为这批棺板属于吐谷浑时期，彩绘内容以农业劳作、盛装出行、帐居、炊煮、贡赋等为主。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1 具档板和1件木构件。

美国普利兹克家族收藏有1具完整的棺板，整个木棺由16块宽窄不一的木板拼成，为前宽后窄的梯形棺，包括左右侧板、前后档板、盖板。侧板所绘内容与郭里木棺板画内容高度相似。盖板上绘有壸门图案，其内绘十二生肖动物[20]。

目前已披露的收藏彩绘棺板的情况主要有：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2具棺板；都兰县博物馆收藏1件侧板；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1具完整的棺板和部分木构件；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2具完整的棺板和5件侧板及部分档板；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收藏7件侧板和部分档板；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1具档板和1件木构件；美国私人收藏1具完整的棺板；另流散有1件侧板等[21]。目前海西棺板的出土数量要远远大于公布的数量。

二、棺板画研究现状

2002年郭里木乡夏塔图彩绘木棺板画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公布了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柳春诚临摹的郭里木夏塔图1号木棺部分彩绘棺板的图片，同时刊登了解读棺板画的三种不同观点的文章，即程起骏的“吐谷浑说”、罗世平的“吐蕃说”、林梅村的“苏毗说”，由此拉开了海西棺板画研究的序幕。接着罗世平根据《中国国家地理》“青海专辑”所发表的图片“逐一辨识棺板的图像，勾描出参考线图”，这是关于郭里木1号木棺棺板的最初线图，为图像的考释与解读做了一项艰苦而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并对1号木棺的两幅侧板的画像内容与布局进行了释读，认为1号木棺的两侧板表现的分别是吐蕃民族的会盟和丧葬场景，且传达出一种天国观念[22]。罗世平临摹的线图成为当时研究郭里木棺板画最全面、最清晰、最充分的资料，学界依据此临摹线图展开了大量研究。同时随着出自海西地区棺板画材料的陆续披露，其中包含的丰富信息也被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逐渐形成学术研究的一股热潮，许新国[23]、罗世平[24]、林梅村[25]、霍巍[26]、仝涛[27]、周伟洲[28]、吕红亮[29]、程起骏[30]、宋耀春[31]、李永宪[32]、孙杰[33]、张建林[34]、夏吾卡先[35]、辛峰 [36]、曹中俊[37]等人从各个角度已有深入的研究。梳理以往对于海西棺板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对画像研究选择的角度不同、对情节释读的不同，对棺板画的内容与布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起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这两块棺板画有多处漫漶不清，需得仔细加以辨认，因此，弄清楚画面的图像和画的主题，是首要的任务。”[38]作为墓葬中葬具上的画像，其除了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反映，应当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关于棺板画的内容与布局研究，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以罗世平为代表，他首先认为郭里木1号木棺的2个侧板上的画像内容和主题分别是会盟图和葬礼图。画面采用以棺板的矮帮为起首，渐向棺板的高帮推进的布局。2个侧板的叙事结构相同，均是由多个叙事情节组成。A板是会盟主题，由多个叙事情节组成，以拂庐宴饮为中心。B板是葬礼图的主题，也由多个叙事情节组成，到拂庐宴饮形成高潮。另一种以霍巍为代表，认为郭里木出土的这批木棺板画在布局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大体上形成这样一些基本格局：整个画面一般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通常用一窄行画面绘出起伏的山丘，有的在山丘上还生长着高大的树木，用以表现事件发生地点的自然景观。中层与下层则交错绘制不同的情节和场景，这些情节和场景的基本题材似乎也有一定规律性可寻；最后的场景，通常是围绕毡帐展开的宴饮图，这往往是整个情节中的高潮[39]。

根据郭里木彩绘木棺的墓葬形制以及伴出的其他文物，推测棺板画时代大约在8世纪末的中唐时期。树轮研究结果表明夏塔图1号墓的年代为公元757年，2号墓为公元756年，3号墓为公元790年，4号墓为公元785年或晚于公元785年[40]。这一时期，海西地区正处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学者们普遍认为郭里木棺板画所呈现的应是青藏高原北部吐蕃统治时期的生活画卷。但就墓葬主人族属问题，还有棺板画上人物的族属争议较大。其实学者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墓主人族属与棺板画人物族属的对应关系。大部分学者只关注棺板画人物的族属问题。如程起骏从棺板彩绘中的人物服饰及狩猎、行商、野合、祭祀等内容推断，棺板上画的是吐谷浑人的生活场景。罗世平将棺板彩绘的拂庐宴饮、客射牦牛、灵帐举哀、牛马献祭等生活场面，与吐蕃苯教礼仪相关文献对比后，认为棺板彩绘描绘的是吐蕃人的社会生活。李永宪针对棺板画中的赭面现象，结合文献认为“赭面”是吐蕃文化的标志，认为墓主人为吐蕃人。郭里木棺板画发现者许新国支持吐蕃说，且认为这一时期的吐蕃绘画融合了中原、中亚和西亚的风格。仝涛结合海西地区本身就是吐谷浑领地的历史背景，推断墓主人应该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棺板画总体上反映的是吐蕃文化的特征。霍巍根据墓葬年代已经进入吐蕃时期，认为棺板画反映了吐蕃文化的多元因素；棺板上人物的族源则可能属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并进一步比定为“吐蕃占领或统治下的吐谷浑人”。林梅村通过对棺板彩绘中的神树纹及男女交合图的解读，认为棺板画所绘的是苏毗人的风俗，而彩绘棺板的墓主人则是吐蕃大论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这是目前唯一将郭里木棺板画人物族属与墓主人族属区别开来的观点，值得关注。

海西郭里木彩绘棺板的形制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棺，由棺盖、棺侧板、前后档板等组成。棺侧板为长板，一般由两块或三块木板拼合而成，呈前高后低状，即分为“高帮”与“低帮”。侧板的两端部分有凹形小槽，以固定前后档板。前后档板一般由整块木板做成，也有两至三块木板拼合组成的。前档多为圆形拱顶，后档多为方形。棺盖有平顶与三角起脊两种形制。海西彩绘棺板的形制、彩绘风格、内容题材等与鲜卑系统的木棺板画显得更为接近一些，但已更多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由吐蕃本土传来的苯教丧葬习俗与仪轨的强烈影响。同时，青海海西的棺板画也有来自中原和西域的文化因素，如绘画中来自中原的四神、花鸟等题材，图案装饰中来自西域的联珠纹边框等。就此，仝涛认为海西棺板画的源头很有可能是来自中世纪北魏鲜卑系统的彩绘木棺传统[41]。霍巍也持这种观点，但更强调吐蕃统治时期文化的多元特征[42]。在以都兰、德令哈为中心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这种彩绘木棺装饰的传统既有来自西迁后长期驻牧于这一地区、属鲜卑系统的吐谷浑部落的影响，也有河西因素的影响，同时还有沿丝绸之路青海道通过贸易而来的粟特、波斯的特征。棺板画体现了海西地区被吐蕃统治后，在吐蕃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三）棺板画反映的社会生活研究

图像资料越来越受到历史研究的重视，是深化社会生活史细节的证据，成为继文献、实物资料的二重证据之外新的证据资料，基于文献、实物、图像三重证据的综合分析，可以重构古代社会生活的现场图景。同时，图像能够提供更加生动、具体的视觉性史料，可以丰富我们关于历史集体记忆的细节纹理。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Burke）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注意图像中微小的细节去发现某些重大的历史线索，而这些线索可能图像制作者本人并没有刻意地注意到。其中可能有制作者所持有，却没有意识到的那个时代的集体观念或者司空见惯的风俗场景。援图入史、以图证史，图像资料成为建构史实的重要工具[43]。

海西棺板画的绘画内容以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多个情节构成，画面有骑射狩猎、商队出行、拂庐宴饮等生活图景，还有再现吐蕃贵族丧葬仪式的灵帐举哀、牛马献祭、葬吉宴饮等情节，是古代青藏高原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与丧葬过程的真实写照。罗世平、仝涛、霍巍等均对棺板画图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吐蕃苯教仪轨进行过专门研究，如霍巍认为虽然其画面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若干场景，但其中心意义是反映吐蕃具有浓厚苯教色彩的丧葬礼仪[44]。

海西棺板画中出现的人物妆面、服饰、器皿、拂庐、牲畜种类等不可多得的细节，都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李永宪关注赭面现象[45]；吕红亮、刘铁程关注拂庐的形制[46]；赛本加、于春重点考察了拂庐的词源及制作材料[47]；宋耀春关注棺板画中人物服饰的类型以及赭面形式的统计[48]；霍巍关注棺板画中人物的服饰等[49]。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为族属、葬俗认识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支撑。比如棺板画中的帐篷，到底是“拂庐”还是“穹庐”，经过辨析，吕红亮认为不应该是“拂庐”，引用吐蕃史料去解释棺板画并不恰当，这更多反映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族属预设”和史料采择的“倾向性”。从帐篷图像可见，虽然政治上受到吐蕃管辖，丧葬文化也大受苯教仪轨的影响，但本地民族长久以来的居住传统并没有改变，与鲜卑一样使用在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已有很长历史传统的圆形蒙古包，而并非吐蕃本土流行的黑帐篷[50]。

（四）棺板画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以德令哈、都兰为中心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是6～8世纪多民族交融、文化多元汇聚的地方，正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海西地区不仅受到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还受到来自中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棺板画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显示出多元的特点。棺板画所绘人物的服饰特征、器物造型及生活方式诸方面，深受丝绸之路沿线包括中亚地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地文化的影响，棺板画的图像方式，表现了吐蕃统治时期青海道上多民族交流与文化多元的历史现象。物质文化的交流是具象的，通过视角即可判断，而精神文化交流是图像无意识透露出来的，需要读图去揭示。

对于海西棺板画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以许新国和霍巍为代表，许新国认棺板所绘四神应直接取法于中原，但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以及其民族构成中不同民族成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棺板画中的狩猎图像有可能受中原和西方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充当了西方文化对唐朝产生影响的媒介。通过与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对比认为棺板画的题材直接来自粟特，这种将帝王生活的图景绘在棺板上的做法，其图像的意义，一般认为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避邪或帝王君临人间的现实感，或者说帝王死后作为神再生的观念[51]。霍巍从彩绘内容、题材、风格等方面对比了入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与海西棺板画，认为二者有诸多共性，不排除其间有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可能性，但这种共性的产生主要还是从广阔的西域与中亚历史文化背景中获取而来，不一定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直线或单线的传承关系[52]。

三、问题与思考

考古学的魅力不仅在于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同时也在于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促使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记忆更趋科学和真实。新的考古发现不仅获取一定数量的遗迹和遗物，而且也在还原和复原人类社会的细节和缺环。海西地处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在德令哈、都兰、乌兰等地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材料，而且对于认识青藏高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民族交流与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状况，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郭里木乡夏塔图墓葬出土棺板画为代表的相关考古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对这批棺板画的内容、年代、文化特征等均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意见，尽管分歧不断，特别是棺板画人物的族属问题，争议较大，但学术研究的氛围和热情不减，海西棺板画作为重要的考古图像，生动再现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的历史图景，成为历史学、美术史、服饰史等不同领域关注的对象，棺板画研究需要发挥图像证史的作用，为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丝绸之路青海道研究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

目前海西棺板画研究仍存在着较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海西棺板画的最主要问题，是这批棺板画相关考古信息的缺失。棺板画是墓葬木棺上的装饰，木棺在墓葬中的位置、木棺的形制与结构以及墓葬结构等都是棺板画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而海西棺板画多为采集，基本脱离墓葬结构，同时木棺出土时多已散乱，木棺的棺盖、棺侧板、前后档的结构和配置也已经被打乱。另外，目前棺板画被多家单位收藏，海西出土木棺板画的总数、棺板的出土地点等考古信息均模糊不清，这些考古信息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特别是图像解读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受考古发掘资料的限制，棺板画综合考察和分析的研究工作还不够全面、具体、深入和充分。

2002年郭里木棺板画被发现，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形成研究的热潮。但20多年过去了，郭里木棺板画的考古简报、考古报告仍未见诸报道，目前的资料仅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柳春诚对1号木棺两个侧板所绘的临摹彩画。对郭里木棺板的研究都是根据此临摹画展开的。罗世平根据《中国国家地理》“青海专辑”所发表的图片“逐一辨识棺板的图像，勾描出参考线图”[53]，这是郭里木1号木棺棺板的最初线图，霍巍评价其“为图像的考释与解读作了一项艰苦而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54]。同样经过考古发掘的德令哈市水泥厂北墓葬内也出土了彩绘梯形木棺，树木年轮测年结果显示该墓葬的年代下限公元592年，是吐谷浑被吐蕃灭国前的墓葬，其发现意义重大，对于木棺装饰传统的来源以及棺板画内容题材的族属界定至关重要，但可惜至今也未有简报发表。

罗世平曾呼吁“弄清楚画面的图像和画的主题，是首要的任务”[55]。由于考古资料未公布，不同研究者对棺板画理解不同，在细节处理时就产生差异，导致郭里木1号木棺棺板画目前存在多种版本，这样也就自然造成了对图像解读的不同。

（三）图像研究缺少相关理论体系支撑

海西棺板画研究之所以争论大，是因为研究者在观察棺板画时，就已经先入为主地进行了族属预设，尽管观察出每个民族的风俗特点各有不同，但在图像选择时的倾向性决定了其势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图像是对社会生活的具象表现，包括饮食生活、服饰风俗、建筑与居住生活、行旅交通生活、婚姻生活、生老礼俗、丧葬习俗、生产与生活、社交与娱乐、信仰习俗等方面。图像证史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其要求将图像作为重要的史料，解读图像中的细节。对图像的认识与分析，需要借鉴图像学的理论与方法。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开创了对艺术主题和意义进行分析的有组织的、渐进且逻辑性强的系统——图像学。他将图像学分为“三个解释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前图像志描述”，也称“自然”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人们识别绘画最基本的主题，即展示的内容。理解这个层面的意义，人们只需将日常生活的经验带入其中。第二个层面是“图像志分析”，也称“传统”层面，这是图像学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潘诺夫斯基提出，为了理解第二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必须将现有的文学、艺术和文化知识引入。第三个层面是“图像学解释”，也称“本质” 层面。画家“对国家、时代、阶级、宗教或者哲学信仰的基本态度被无意识透露出来并压缩在作品里”，这就要求我们对潜在的意义进行揭示[56]。

（四）棺板画保护亟须加强

海西棺板画的木棺采用当地的祁连圆柏，经过加工而成，形制一般是梯形，由棺盖、两侧板、前后档组成。棺盖板有两种形式：一种呈弧拱形，状若板瓦；另一种棺盖底面平整，上面中间起脊较高。侧板一般由两至三块长木板拼合，侧板呈梯形，有高帮和低帮之分，侧板内侧分无凹槽和有凹槽两种。前后档板有两种形式，一种上部呈圆拱形，一种为长方形。彩绘一般在盖板、侧板和前后档均有。目前有学者从棺板的形制区分出吐谷浑木棺和吐蕃木棺[57]。

木棺的彩绘一般先用白色起底，然后再用不同颜色来绘画，有些甚至直接在木板上彩绘。这些彩绘图像相对比较脆弱，历经千年风雨，多数彩绘脱落、漫漶不清，影响对绘画内容的识读。目前海西出土的棺板画收藏在不同的机构，受保存条件的限制，彩绘棺板的保护受到很大威胁。建议采用红外扫描或者三维建模技术，对棺板画进行图像的采集与处理。同时要加大对棺板本身的保护，优化棺板的保存环境。

结语

棺板画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重要的物质遗存，是东西方文化接触、渗透、碰撞与交流的重要证据，其对认识青海道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海西地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等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海西棺板画的内容和艺术风格是解读丝绸之路青海道多民族交流融合的珍贵图像资料，棺板画资料的考古发现，是海西地区吐谷浑、吐蕃时期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生动图卷，加强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对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西棺板画是以丝绸之路为媒介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产物，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同时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多源共识，增强民族团结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护好、研究好海西棺板画的文化遗产，并在保护研究的基础上做好传承，为维护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提供考古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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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发掘》，《文物》1995年第4期，第4～11页。

［2］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第1～25页。

［3］《左传•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桧。”杜预注：“翰，旁

饰；桧，上饰。皆王礼。”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106页。

［5］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页。

［6］参见《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青海专辑•下辑》，第86页“扑朔迷离的棺板

彩画”图5注文。

［7］参见柳春诚《郭里木棺板彩画临摹手记》，《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88～91页；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2～93页；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4～95页；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第96～98页。

［8］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65～73页。

［9］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61页。

［10］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年第11期，第76～88页。

［11］辛峰、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1～9页。

［12］许新国《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88～90页。

［13］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80～290页。

［14］Zhang Jianlin, Tshelothar(Cai Luotai),"Painted Wooden Coffins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ulture Museum", in 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and Sonja Filip(ed.),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KG,Wiesbaden,2019,pp.261-282.

［15］石晶《关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彩绘木棺板画的几点认识》，《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3期，第29～31页。

［16］石晶《关于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彩绘木棺板画的几点认识》，《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3期，第29～31页。

［17］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57～63页。

［18］青海省博物馆编著《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9～32页。

［19］程起骏《青海古道博物馆收藏棺板画赏析》，《中国土族》2019年第1期，第14～17页；程起骏《唐蕃古道博物馆收藏棺板画赏析》，《中国土族》2019年第2期，第40～43页。

［20］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74～278页。

［21］夏吾卡先《吐蕃系统彩绘棺板画研究三题》，《国学学刊》2022年第2期，第31～40页。

［22］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

［23］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第56～69页；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第65～73页；许新国《德令哈吐蕃墓出土丝绸与棺板画研究》，《青海藏族》2015年第2期。

［24］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第68～82页；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第94～95页。

［25］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第96～98页；又见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8～277页。

［26］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61页；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艺术史研究》第9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7～276页；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82～94页。

［27］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第76～88页；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

［28］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3～24页。

［29］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第70～83页。

［30］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第92～93页。

［31］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藏学学刊》第9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58～69页。

［32］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7～164 页；李永宪《吐蕃“赭面”习俗再观察》，《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6页。

［33］孙杰、索南吉、高斐《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第280～290页。

［34］Zhang Jianlin, Tshelothar(Cai Luotai), "Painted Wooden Coffins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ulture Museum" , pp.261-282.

［35］夏吾卡先《吐蕃系统彩绘棺板画研究三题》，第31～40页。

［36］辛峰、马冬《青海乌兰茶卡棺板画研究》，第1～9页。

［37］曹中俊《粟特艺术东传与丝绸之路青海道——以彩绘棺板画为考察核心》，《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21～143页。

［38］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第68～82页。

［39］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61页。

［40］王树芝、邵雪梅、许新国、肖永明《跨度为2332年的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与夏塔图墓葬定年》，《考古》2008年第2期，第80～86页。

［41 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第165～170页。

［42］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61页。

［43］〔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9页。

［44］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第82～94页。

［45］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第157～164页；李永宪《吐蕃“赭面”习俗再观察》，第18～26页。

［46］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第70～83页；刘铁程《“拂庐”考辨》，《西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0～118页。

［47］赛本加、于春《“拂庐”再考——以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为中心》，《丝绸之路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96～103页。

［48］宋耀春《青海郭里木出土棺板画数据统计与分析》，第58～69页。

［49］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人物服饰的初步研究》，第257～276页。

［50］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第70～83页。

［51］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第65～73页。

［52］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第82～94页。

［53］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第68～82页。

［54］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第49～61页。

［55］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第68～82页。

［56］〔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57］Zhang Jianlin,Tshelothar(Cai Luotai), "Painted Wooden Coffins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ulture Museum", pp.261-282.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