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聘礼，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决绝。那是1985年的春天，我原本以为这会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你不准去！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母亲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聘礼，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决绝。那是1985年的春天，我原本以为这会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凭什么？我都二十五了，找个对象还得你点头？＂我气得浑身发抖，＂你已经去小芳家闹过一场了，还撕了我们的照片，现在又来阻止我？＂

＂阿毛，你听我说——＂

＂不听！我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我夺门而出，身后是母亲焦急的呼喊。这一走，就是半年没回家。

二月的风还带着寒意，我裹紧了那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冷风吹进领口，却比不上心里的凉意。

单位分的自行车吱呀作响，载着我穿过县城狭窄的街道。街边的喇叭播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让我更加怀念起那个被母亲一手破坏的求婚日。

我叫张阿毛，在县城纺织厂当技术员，是靠自己考上中专后分配来的。这份工作在当时算得上体面，每月工资四十多块，比普通工人高出不少。

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用粗糙的双手把我抚养长大。她在街道工厂做缝纫工，每天起早贪黑，缝补那些永远做不完的衣物。

我本以为考上中专，有了稳定工作，能让她少操些心，可这婚姻大事却成了我们之间的鸿沟。

小芳是厂里的会计，毕业于地区财校，瓜子脸，大眼睛，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甜甜的。她爱穿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衣领总是熨得笔挺。

我们相处一年多，感情稳定，每周六一起去看电影院放的印度片，有时还去照相馆拍些黑白合影。按理说是门好亲事。

可母亲却死活不同意，说小芳家境太好，她父亲是县供销社主任，不会真心实意对我这个工人子弟。

＂人家穿的是的确良，你穿的是什么？还不是我给你打补丁的老衣裳！门不当户不对，日子长了她嫌弃你怎么办？＂母亲总是这样唠叨。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这个？＂我不服气，＂再说了，我们厂里工资比她还高呢！＂

＂阿毛，你妈妈真的不喜欢我？＂小芳经常这样问，眼睛里带着忧虑。

＂她不懂，老一辈人思想保守，看人只看门第。＂我总是这样安慰她，心里却气母亲多管闲事。

离家后，我在县城东头租了间破旧小屋，十平方不到，月租七块钱。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小方桌，和一个旧衣柜。

晚上回到出租屋，打开煤油灯，四周的墙壁显得格外斑驳。我用搪瓷缸子冲了挂面，坐在床沿上一口一口地吃着，心里又苦又涩。

每月工资除去房租和伙食费，所剩无几。小芳偶尔来看我，带些家里做的红烧肉和馒头，但她父母似乎也不太支持我们的关系，来得越来越少。

＂阿毛，我爸说你这样和家里闹别扭不是办法。＂小芳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小声说道。

＂他们懂什么？现在是新社会了，年轻人的事自己做主。＂我嘴上硬气，心里却有点发虚。

那是六月的一个雨天，我下班路过小摊买馒头充饥，忽然看见母亲站在雨中，花布伞下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

她的布鞋已经被雨水浸湿，裤脚也湿了一大截。看到我，她眼睛一亮，却又犹豫着不敢上前。

＂阿毛...＂见我停下脚步，她才走过来，递过一个油纸包，＂给你带了点吃的。＂

我没接，倔强地说：＂不用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母亲叹了口气，眼神中闪过一丝伤痛。她将包袱塞进我怀里，转身朝雨里走去，背影瘦小而固执。

回到出租屋，我打开包袱，里面是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还用碗扣着两个荷包蛋，旁边放着几个白面馒头。肉已经凉了，却还留着家的味道。

包袱底下压着一本《纺织技术新工艺》的资料和一双缝补整齐的厚袜子。翻开书页，发现是县图书馆的借阅书，扉页上盖着归还期限的印章。

我一边吃着已经凉透的红烧肉，一边翻看那本资料，忽然觉得有些鼻酸。

这事让我困惑，母亲识字不多，只认得几百个字，何来看技术书的习惯？

七月，厂里的老潘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阿毛，听说小芳家要去香港了？她爸爸有亲戚在那边。＂

＂胡说八道！＂我一把推开他，＂人家好好的，去什么香港？＂

但这个消息像颗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我找小芳求证，她只是笑笑说是谣传。

＂阿毛，我爸认识纺织局的同志，可以帮你调到技术科当副科长。＂没过几天，小芳突然对我说，眼神闪烁。

＂凭什么调我？我现在资历浅，只是个普通技术员。＂我疑惑地问。

＂这有什么，都是托关系的事情嘛。大家都这样，你也别太死心眼。＂她用手指卷着长发，避开我的目光。

＂是不是你要走了，先给我安排个好位置？＂我直接问道。

＂你胡说什么！＂小芳涨红了脸，＂我只是想帮你，你非要想歪。＂

我心里不是滋味。母亲一直告诫我，人活一世，要靠真本事吃饭。我委婉拒绝了，小芳脸上掠过一丝失望。

这期间，隔壁的赵大娘来敲门，带了几个刚出锅的烧饼。

＂阿毛啊，你妈最近来县城不少次了，可怜见的。＂她说，＂前天下雨天，我看见她在图书馆门口等了大半天，就为了跟馆长说情借那些技术书。＂

＂她又不识几个字，借那些书干啥？＂我嘴上不屑，心里却一颤。

＂你妈说是给你看的，还托人给厂领导递了信，说你技术好，想让你去上海进修。＂赵大娘往炉子里添了块煤，＂你们年轻人哟，别不懂得珍惜。＂

第二天上班，我看到小芳和厂办主任王科长说话，两人神情严肃。看到我来，立刻分开了。

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中，我一边调整纺纱机，一边回想母亲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记忆中她总是在缝纫机前忙碌到深夜，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

一个月后，厂里公布了技术进修名额，我竟然获得了去上海纺织学院学习半年的机会。全厂只有两个名额，平常跟领导关系更好的老刘都没选上，这让我既惊喜又困惑。

老郑拍拍我肩膀：＂小子有前途啊！听说是县里特批的，要求必须选拔优秀青年工人。＂

带着这个好消息，我去找小芳，却在办公室外听到她和同事的对话。

＂下个月就走？这么快？＂那个同事问。

＂嗯，爸爸的调令已经下来了，先去广州，再转香港。＂小芳的声音有些低沉，＂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太多了。＂

＂那你和阿毛...＂

＂分了吧，异地恋太难了。再说，我爸在香港已经有了更好的人选。＂

我浑身发冷，推门而入。小芳看见我，脸色刷地变白了。

＂阿毛，你...＂

＂不用解释了。＂我苦笑道，＂祝你在香港生活愉快。＂

她追出来，拉住我的衣袖：＂阿毛，我爸妈的决定我没办法反抗。他们说你家条件太差，将来会拖累我...＂

我挣脱她的手：＂所以你妈说的对，门当户对才是硬道理。＂

回到出租屋，我木然地收拾行李，准备去上海。看着破旧的屋子，想起这半年来固执的自己，突然觉得可笑又可悲。

整理衣物时，发现箱底藏着几件新棉衣和一个信封，里面是三百多元钱——相当于我大半年工资。

字条上是母亲歪歪扭扭的字：＂天冷加衣，好好学习。＂

我拿起衣服，发现扣子缝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密得不可思议。想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眯着眼睛一针一线缝制的场景，我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临走前一天，我回了趟家。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结满了红果。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笑得像个孩子。

＂阿毛回来了！快进屋，锅里有你爱吃的红烧肉！＂

我却站在原地，忽然跪了下来：＂娘，对不起。＂

她慌忙放下手里的衣服，过来扶我：＂傻孩子，跪什么啊！快起来！＂

＂我不该怪您，您是为我好。＂

母亲拍拍我的手，眼中含泪：＂娘不图别的，就想你过得好。那小芳家是什么情况，村里人都知道。他们看不上咱们，迟早要走的。＂

赵大娘后来告诉我，母亲早就听说小芳家要移居香港，而且知道他们看不上我的家世。。

＂你妈为了你，把她那对传家的金手镯都卖了，换了二百块给你做学费和生活费。＂赵大娘说，＂她成天念叨着，不能让你被人瞧不起，要让你靠自己的本事站起来。＂

那一刻，我感到无地自容。记忆中母亲那对金手镯是奶奶留给她的唯一念想，逢年过节才舍得戴一回，平日里用红布包着，藏在那个有铜锁的小木盒里。

＂您怎么卖了金手镯？那是奶奶留给您的啊！＂我哽咽道。

＂那玩意儿戴着有啥用？＂母亲豁达地笑了，＂能换你个好前程，值！＂

离开家那天，母亲站在村口，塞给我一个小布包。

＂这是啥？＂

＂护身符，保你平安。＂她抹了抹眼角，＂去吧，娘等你回来。＂

火车上，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背面写着：＂望子成龙＂。照片旁边还有一小块红布，包着一枚铜钱——那是我出生时爷爷给我的。

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容易，陌生的环境，紧张的课程，有时真想放弃。但每当这时，我就会拿出那张照片，想起母亲卖掉金手镯的情景，咬牙坚持下来。

上海的纺织工业远比我们县城先进，各种新技术让我大开眼界。。

有一次，一位上海师傅看我专注地研究织布机，问道：＂小伙子，你这么用功，为啥？＂

我掏出照片和护身符：＂为了不辜负这个人的期望。＂

。

回厂后，我被提拔为技术组长，负责引进新工艺。那段时间，我搬回了家，和母亲和好如初，甚至比从前更亲密。

每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去人民公园散步，给她讲些厂里的新鲜事，她总是笑眯眯地听着，虽然不一定听得懂那些技术术语，但眼中满是骄傲。

＂阿毛，你看那儿。＂有次在公园，母亲指着一对年轻情侣，＂那姑娘穿得多气派，一看就是干部家庭的。＂

＂娘，您还惦记着给我找对象呢？＂我笑道。

＂那当然！我儿子现在可是技术组长，找个条件好的姑娘不成问题！＂母亲骄傲地挺起胸膛。

日子一天天过去，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我也从技术组长升为了科长。母亲的腰不再那么弯了，脸上的皱纹却深了不少。

有一次，她小心翼翼地问：＂阿毛，你还恨我当初拆散你和小芳吗？＂

我摇摇头：＂不恨了。说起来还得谢谢您。＂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傻孩子，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只要你靠自己本事活得直直正正的，就知足了。＂

厂里年轻姑娘不少，有几个明显对我有好感，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或许是那次的经历，让我对感情多了几分谨慎。

转眼十年过去，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许多厂子开始不景气。但我们厂因为技术先进，效益一直不错。我已经成为厂里的总工程师，负责整个生产线的技术改造。

那天恰好是周末，我去菜市场买菜，准备给母亲做顿好吃的。菜场人声鼎沸，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忽然，我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小芳。她比从前更加时髦，穿着香港流行的花裙子和高跟鞋，手上戴着金戒指和名表，但眼神中却少了当年的光彩。

＂阿毛，好久不见。＂她主动打招呼，声音里有掩不住的疲惫。

我点点头：＂好久不见，你气色不错。＂

原来她回来探亲，已经在香港嫁给了一个小有资产的商人，有个别墅和两辆车，表面风光，却过得并不如意。

＂我丈夫只把我当摆设，成天应酬，留我一个人在家。＂她苦笑道，＂有时候真怀念在纺织厂的日子，简单却踏实。＂

她打量着我：＂听说你现在是总工程师了？真没想到，当年那个倔小子有出息了。＂

＂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不无自豪地说。

＂羡慕你啊。＂她眼中闪过一丝遗憾，＂我在香港，虽然物质不缺，但总觉得像是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我买完菜，请她去看望母亲。那天午后，阳光正好，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红果更加鲜艳。母亲坐在院子里择菜，见到小芳，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反而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给她倒茶。

＂阿姨，对不起，当年我...＂小芳欲言又止。

＂傻孩子，缘分这东西强求不来。＂母亲和蔼地说，＂你现在生活好就行。＂

＂我过得其实不好。＂小芳忽然流下眼泪，＂我爸妈给我安排的婚姻，丈夫只在乎我家的关系网，根本不在乎我这个人。＂

母亲拍拍她的手：＂傻姑娘，人这辈子啊，有高有低，没啥过不去的坎。＂

临走时，小芳拉着我的手，眼中含泪：＂阿毛，你真幸福，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她不像我妈，只看重门第和面子。＂

我点点头，心中泛起一阵暖流。

后来听说小芳和丈夫离婚了，回国内发展。我们偶尔在街上遇见，点头打个招呼，各自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再无交集。

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日，外面北风呼啸，小院里却温暖如春。煤炉烧得通红，映在墙上跳动的影子像是在讲述岁月的故事。

我正在灯下研究新的设计图纸，准备明年的技术革新。母亲在一旁织毛衣，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脸上是掩不住的欣慰。

＂阿毛，你说当初我要是不拦着你和小芳，现在会怎样？＂母亲突然问道。

我放下笔，认真思索：＂可能我现在在香港当个小职员，靠着岳父的关系混日子吧。＂

＂后悔吗？＂

＂不后悔。＂我笑着看向母亲已经花白的头发，心中充满感激，＂您教会我靠自己的本事活着，这比什么都珍贵。＂

母亲眼中闪烁着泪光，她轻轻抚摸着我的手：＂娘没念过多少书，但我知道，人活一辈子，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的本事才最可靠。看你现在有出息，娘这辈子值了。＂

窗外，腊梅在风中摇曳，散发出淡淡清香。屋内，母亲织毛衣的针声清脆悦耳，像是在编织不变的母爱。我忽然明白，那个年代的母爱，往往藏在看似武断的决定背后。

次年春天，厂里派我去德国考察。临行前，我买了一对金手镯送给母亲。

＂娘，这是我用自己的工资买的，您戴上吧。＂

母亲摸着金手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阿毛，娘不缺这个。＂

＂我知道，但我想让您明白，您当年的付出都值得。＂我把手镯戴在她的手腕上，＂这是我靠自己本事挣来的，您安心戴着。＂

她抚摸着手镯，笑着说：＂好，娘戴着。等你娶媳妇的时候，就取下来给她。＂

＂还是您亲自给她戴吧，＂我笑道，＂我想找个像您一样明事理、有主见的。＂

母亲拍了我一下：＂油嘴滑舌！＂

如今，已是九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我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纺织工艺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厂里也成了全县的标杆企业。

回望那段岁月，我无比感谢母亲当年的决断。她不是要控制我的人生，而是希望我能走得更远、活得更有尊严。

这么多年过去，母亲的手上再也没有老茧，但那双曾经粗糙的手却托起了我的整个人生。

村子里的老槐树依旧，门前的小溪还在流淌，只有岁月无声地流逝。每当夕阳西下，我搀扶着母亲在村道上散步，听她讲那些老旧的故事，心中充满了平和与感恩。

那个年代虽已远去，但母爱的力量却永远闪耀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照亮每一个前行的脚步。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