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是国内唯一一个把F3赛车道建到校园里的高校。这条国际F3赛道长2.45公里，既承担了汽车类专业科学研究、性能测试等教学科研功能，同时也承办国家级、省级汽车摩托车比赛。（ICphoto 图）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是国内唯一一个把F3赛车道建到校园里的高校。这条国际F3赛道长2.45公里，既承担了汽车类专业科学研究、性能测试等教学科研功能，同时也承办国家级、省级汽车摩托车比赛。（ICphoto 图）

如果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条完全独立的轨道，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也没有太多流动的机会，这才是制度上的薄弱点，限制了人们的机会。

撰文 | 李彤 王嘉璐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曾经以为一纸大学文凭就能高枕无忧的年轻人，毕业时却发现专业不对口、技能匮乏等问题如影随形。不少大学生开始“回炉”读职校，求一技能傍身。

那么，如果从一开始就选择职业教育呢？

2019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启了职业本科的建设之路，后又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

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职业本科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职业本科教育能否实现和就业的无缝对接？与传统的本科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教育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这也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杨钋在思考的问题。她观察到，职业教育学历层次提升是全球的大势所趋。在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越发灵活、多元的当下，职业本科院校具有快速调整专业架构，培养混合型技能人才的优势。只不过，“我们不能指望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解决整个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

如何培养出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人才，不仅是职业本科要面临的挑战，也是所有教育者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看天下》与杨钋的对话。

不做普通本科的低端版

《看天下》：据你观察，我国增设职业本科的背景及动力是什么？

杨钋：从需求侧来看，当前就业市场的门槛逐渐提高，本科学历已经成为许多岗位、特别是体制内岗位的基本要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过去一些县城医院招护理岗位要求中职毕业生或者专科毕业生就可以，但现在也慢慢提升至本科学历了。

从供给侧来讲，我国目标是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要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

一方面，职业本科的设立能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进一步衔接。原来学生从专科毕业，还要转入普通教育的体系，才能完成专升本。职业本科建立以后，学生在学校完成专科学习之后可以直接在同一所学校进行本科学习，从衔接的角度来看更顺畅。

另一方面，职业本科的设立对于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有帮助。未来的职业教育体系还要进一步拓宽至研究生层次。现在的专业型硕士其实可以成为职业本科毕业生的升学选择，因为二者都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面向劳动力市场的学位类型。

另外，对于院校来说，升级为职业本科不仅能提升其资源获取能力，还能为学校和学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看天下》：一些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仍然选择考研，进入普通教育的轨道中，这是否有违职业教育最初的定位？

杨钋：如果你走进高职院校，就会看到到处都是大红榜，上面写着有多少学生考上了本科，尤其是重点本科院校。在职业本科院校的榜单上，也会显示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双一流”高校的硕士，这些信息被张贴在显眼的位置。

我并不觉得这一定就代表职业教育走偏了，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职业教育的问题。职业教育的目标也是要提高人的能力，如果有学生有不同的职业预期，为什么不可以去选择？现在高质量的本科院校的供给并不充分，以广东为例，双一流高校的数量是个位数。

学生考不上这几所研究型大学，可以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然后再考研，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比现在很多普通本科毕业生“回炉”读职校一样。

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职业准备不强。比如在芬兰，无论是应用本科还是普通本科毕业生，毕业后想接受研究生教育，都需要有3年的工作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希望年轻人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理解之后再进入研究生阶段。而在中国，专业型硕士对工作经验的要求并不高。

《看天下》：在学历崇拜的大背景下，一些研究者担心，职业本科院校可能面临“学术漂移”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像普通本科院校。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杨钋：我不是很担心这一点，职业教育学历提升是一个全球现象。比如美国就有“社区学院学士学位”（Community College Baccalaureate Degree，简称CCBD），帮助那些无法进入传统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在特定领域获得更深层次的知识和职业技能。

此外，考虑到人口出生率的问题，如果一个学校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它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为了脱颖而出，职业本科院校必须在产品和服务上与其他院校有所区别。如果它只是普通本科院校的低端版本，它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这就像市场上的口红和唇彩。如果口红市场已经非常拥挤，唇彩作为一个新品类可能会更受欢迎。职业本科教育只有创造一个新的、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品类，才有可能在市场中持久下去。实际上，这种转变不一定需要政府的规划，而是市场驱动下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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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漂移指的是职业院校逐渐偏离其原有的职业教育目标，向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化方向发展。这种现象可能导致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估标准上逐渐向传统本科院校靠拢，重视理论知识而忽视实践技能的培养。比如过度增加理论课程，减少实践操作课时，使得学生动手能力下降。

传统的“工作”已经被取代

《看天下》：理想情况下，职业本科应该怎么培养学生，以打造出自己的特色？

杨钋：根据我的同事卢晓东研究员的研究，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方向可以考虑三类“重混”：第一，技术元素与技术元素的结合，比如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虽然主修轨道交通，但也会学习计算机相关课程，这种跨专业的技术融合体现了职业本科的灵活性；第二，技术元素与自然科学捕获的新现象的结合，比如新能源汽车；第三，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比如经济学+物理学。

这个听起来很复杂，但理解起来也很简单，传统意义上，我们上大学学的是单一学科，比如只学教育学、经济学，但今天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将是所有高校未来课程改革的方向。

相比传统本科院校，职业本科学校的优势则在于它们大多从高职院校升级而来，为了更适应实际应用场景，它们一直按照专业群而非学科来组织课程。例如，轨道交通专业不仅包括电力和信号处理，还涉及服务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做跨学科的重组时，它们本来就不受单一学科建制的限制，更容易迅速实现“重混”，与普通本科区分开来。

《看天下》：你提到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可以展开讲讲吗？这对职业本科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杨钋：技术变革的未知性使得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会是怎样的。未来的工作内容可能与我们今天所做的完全不同，10年前你可能无法想象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和ChatGPT对话工作，也想象不到直播带货等很多新工作的出现。

归根到底，劳动力市场不变的特质就在于灵活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用机器替换人类，我们去调研，发现广东、北京的很多企业一条生产线里没几个人，全是智能机器。企业希望减少对员工的依赖，通过灵活的用工模式，如众包或零工化，来节约成本并保持灵活性。这种模式对就业者来说缺乏安全感，但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灵活性，所以企业很难和职业院校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传统的“工作”已经被“任务”所取代。例如，以前你可能会雇一个全职美术编辑完成产品设计，但现在企业可以在平台上找到临时工来完成美工任务。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职业”的定义。职业可能不再是一个长期在某个组织中工作的概念，而是通过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来完成一系列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需要适应这些变化，搞清楚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培养能够应对这种灵活市场的人才，帮助他们掌握多重技能，练就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和心态。

不过目前看来，由于刚刚发展，劳动力市场没有建立起对职业本科的认知，职业本科自己也可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清晰认知。

《看天下》：现在大学生就业面临许多问题。一方面，企业觉得招收技术工人非常困难；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面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匹配，你觉得职业本科的出现可以解决就业“最后一公里”难题吗？

杨钋：我们不能指望单一群体去解决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失衡问题，这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过大的压力和责任。在卢森堡，职业教育对学生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毕业之后作为技术工人可以在欧盟范围内流动，获得高薪。即便是水管工，1个月也能挣好几千欧元，所以他们就很愿意投入到职业教育中。

真正的解决方案是从整体上改善职业岗位的吸引力，从供给侧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这样整个社会氛围才会有所改变。与此同时，职业本科再去思考自己的发展能不能更有效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案例。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正与比亚迪在汕尾的新厂区合作，寻找新能源汽车出海这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与其全球培训中心合作，提供海外员工培训。另外，该校汽车工程学院在研发方面选择小众赛道，如固态电池、EV防火技术等。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也在幼教和护理等领域与培训企业合作，针对对方托育和医院劳务派遣人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

来源：Vista看天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