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2年的夏天，我住在县城第二纺织厂的职工宿舍楼里。那时的楼房都是六层的砖混结构，没有电梯，楼道窄而陡，水泥台阶上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气味。

《善意的误会》

＂砰＂的一声脆响，我的心跳猛地停了半拍。回头一看，李婶已经躺在楼梯拐角处，面色惨白，发出痛苦的呻吟。

路过的王大婶站在楼道口，抄着手，眼睛瞪得溜圆：＂哎呀，这是咋回事啊？＂

那是1992年的夏天，我住在县城第二纺织厂的职工宿舍楼里。那时的楼房都是六层的砖混结构，没有电梯，楼道窄而陡，水泥台阶上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气味。

每到夏天，人们都喜欢把门打开通风，楼道里常飘着各家各户的饭菜香。我是厂里的会计，叫张明芬，和丈夫老刘一起照顾着卧床不起的公公。

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空调，那时最奢侈的降温方式就是坐在缝纫机前，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里的评书。公公最爱听单田芳的《三侠五义》，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把那台红双喜牌收音机打开，音量开得震天响。

李婶住在我楼下，是退休老干部，六十出头，性格刚直，说话做事都是一板一眼。她最讲究了，家里的地板总是能照见人影，身上常年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

＂你这闺女，当会计的就是不一样，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比我们这些老婆子强。＂每次在单位食堂打菜，李婶总这么夸我，我也就习惯性地叫她一声＂李婶＂。

我们平时打照面互相点头问好，偶尔因为公共晾衣区的使用起过小摩擦，但都不是什么大事。建筑公司给每家配的晾衣杆就那么几根，到了晒被褥的时候，总是一位难求。

那天早晨，我晾完衣服下楼，和迎面上来的李婶在楼梯口擦肩而过。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确良布衣服，胸前别着一枚闪亮的工龄奖章。

＂张明芬，你家晾的被单又挡着我家的晾衣绳了，这都第三回了。＂李婶开口就是直截了当的抱怨，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李婶，公共区域大家都有份，您家占了大半天了。再说那几根破晾衣杆，谁先用谁的呗。＂我那时年轻气盛，回嘴也不客气。

＂你这姑娘，咋就不懂得尊老呢？我们那个年代啊，年轻人可不敢这么跟长辈顶嘴。＂李婶的脸涨得通红。

我正想反驳，李婶突然面色变得苍白，身子一晃，像是被人推了一把似的，整个人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哎呀妈呀！＂我吓得六神无主，赶紧冲下去。李婶瘫在楼梯转角处，额头磕破了，流出丝丝鲜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王大婶站在楼道口，抿着嘴，目光闪烁，欲言又止。她是楼里有名的＂广播站＂，嘴上没把门的主。我看她那表情，心里就咯噔一下。

＂李婶，李婶，您怎么样？＂我扶起她，发现她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像是中风了一样。

这可不得了，必须马上送医院。那时候小区里没几个人有电话，叫救护车太慢。我咬咬牙，弯下腰把李婶背到了背上。

＂我背您去医院，您再坚持一下。＂我的声音因为害怕而有些颤抖。

李婶比我重不少，但危急时刻，人总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我背着她艰难地走下楼梯，汗水很快浸透了后背的蓝格子衬衫。

院子里的老槐树投下斑驳的阴影，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老张头儿坐在树下的太师椅上纳凉，看到我背着李婶，惊得手中的竹扇掉在地上：＂明芬，出啥事了？＂

＂李婶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我背她去医院。＂我头也不回地答道，生怕耽误了时间。

才走到小区门口，遇到同事小赵。她穿着厂里统一发的蓝色工装，手里提着刚买的青菜，看到我时吓了一跳，菜叶都散了一地。

＂明芬，这是怎么了？＂小赵惊讶地看着我和背上的李婶。

＂李婶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我背她去医院，你帮我去通知一下她儿子吧，就说去县医院。＂我气喘吁吁地说。

小赵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匆匆走开了。那眼神里的怀疑让我心里一沉，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

夏日的阳光毒辣辣地照在身上，我的后背湿透了，衣服紧贴在皮肤上。小区到县医院有两里多路，我的腿开始打颤，右小腿抽筋得厉害，像是有人用针扎一样。

＂李婶，您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我咬着牙说道，汗珠顺着鼻尖滴落。

路过＂友谊＂照相馆时，老板陈师傅正在门口摆弄他那台宝贝海鸥相机。见到我这副模样，立即丢下相机跑过来：＂要不要帮忙？我三轮车借给你！＂

＂太谢谢了！＂我感激地点点头。陈师傅麻利地把他那辆带蓬的三轮车推过来，帮我把李婶放上去，我们一起推着车向医院赶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师傅一边推车一边问。

＂李婶在楼梯上摔倒了，好像很严重。＂我简短地回答，不想多说什么。

正在这时，李婶突然用虚弱的声音说：＂张明芬，是我自己眩晕摔下去的...＂她话没说完就昏迷过去了。

陈师傅听到这句话，扭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

到了医院，穿白大褂的医生接诊后说要做检查，护士递过来一沓单子，上面写着各种检查项目和费用，加起来要一百多块钱。我摸遍口袋只有五十多块钱，是准备给公公买＂脑血栓丸＂的。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全交了。填表时护士问病人家属在哪，我说：＂我不是她家属，是邻居，她家人正在路上。＂

护士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着我：＂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这话问得我一头雾水。

＂能有什么矛盾？就是普通邻居。＂我低头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字迹因为紧张而有些歪斜。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李婶的那句话在我脑海中回响：＂是我自己眩晕摔下去的...＂为什么她要特意强调这点？

到家时，公公正靠在床头听收音机，见我满头大汗，关切地问：＂闺女，这是咋了？像是被雨淋了似的。＂

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公公，他沉思片刻，说：＂做好事不留名，你做对了。不过人心难测啊，这事儿恐怕没完。＂

公公以前在供销社当过会计，见过不少人情世故，他的话总是特别有道理。当晚，丈夫老刘回来，听说此事后，摸摸我的头：＂傻媳妇，做好事咱不后悔。＂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到单位，就感觉气氛不对。同事们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见我来了，立刻噤声。食堂打饭时，一直跟我要好的小林欲言又止地跟我说：＂明芬，昨天你和李婶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外面都传你推了李婶。＂

＂什么？＂我差点把搪瓷饭盒掉在地上，＂我怎么可能推她？她是自己摔倒的，我还背她去的医院！＂

＂可是...＂小林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好多人都说看见你们先吵架了，然后李婶就摔下去了。王大婶说她亲眼看见你俩拉扯来着。＂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王大婶那欲言又止的表情。王大婶在小区是出了名的爱搬弄是非，她的话像长了翅膀，一传十，十传百。

中午休息时间，我去会计室拿账本，办公室里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见我进来，纷纷起身离开，只剩下老会计王阿姨还坐在那里，翻着发黄的账本。

＂王阿姨，您信我吗？＂我忍不住问道，眼圈有些发红。

王阿姨摘下老花镜，叹了口气：＂我信你，可我一个老太太的话，能顶什么用？年轻人，有些事不是咱能左右的。＂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慢慢划过。

回到家，丈夫老刘一脸严肃：＂单位里都在议论你和李婶的事，厂长让我转告你明天去他办公室谈话。＂

我急得直跺脚：＂这简直是造谣！李婶会作证的，等她醒了就清楚了。＂

老刘摇摇头：＂哪有那么简单。李婶儿子可是县建设局的科长，据说已经去厂里找过书记了。＂

公公躺在床上，看我烦闷的样子，沙哑着嗓子说：＂闺女，做了好事，就不怕人说闲话。这世上啊，清者自清。＂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晚，我给李婶买了一束白菊花，准备第二天去医院看她。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墙上贴着各种健康宣传画。我找到李婶的病房，门半开着，里面传来说话声。

＂妈，您得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男人的声音，应该是李婶的儿子。

＂我不是说了吗，她推我...＂李婶的声音虚弱却坚定。

＂您确定？监控录像我已经调了，要是您说的不实...＂

＂什么监控不监控的，我这把老骨头都摔成这样了，还能有假？＂李婶的声音突然提高了。

我站在门口，手中的花束仿佛瞬间变得沉重无比。我轻轻放下花，转身离开了医院。

李婶住院三天后出院了。我特意打听到出院时间，准备去送她回家，顺便再问问清楚。可走到医院门口，看见李婶儿子搀扶着她往出走，李婶见了我，脸色立刻变了，转过头对儿子说：＂就是她，把我推下楼梯的！＂

霎时间，我如坠冰窟。回家的路上，路过县百货大楼门口的宣传栏，几个大红字格外醒目：＂提倡敬老助老，争做文明市民＂。我苦笑着摇摇头，这讽刺来得真是时候。

那天晚上彻夜未眠。工作中的错账我能一眼找出来，可人心的账，怎么也算不清楚。第二天一早，我顶着黑眼圈去了李婶家。

楼梯间贴着红色的＂福＂字，角落里堆着几个废弃的纸箱。我站在李婶家门前，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敲了好久，才听见里面拖鞋的声音。

＂谁呀？＂李婶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有些警惕。

＂李婶，我是张明芬，我们得说清楚。＂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门开了条缝，李婶警惕地看着我，头上缠着纱布：＂有什么好说的？医生说我伤得不轻呢。＂

＂李婶，您明明知道是自己摔倒的，为什么要说是我推您？您在医院都说了是自己眩晕...＂

＂胡说八道！＂李婶打断我，＂年轻人就是不讲理，做了事还不敢认。＂

我心中的怒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不由分说地推开门走了进去。李婶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全家福，茶几上摆着一瓶香水百合，电视柜上放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新闻联播》。

转眼间，我注意到电视柜旁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竹编小筐，里面堆满了药瓶和药盒。随手拿起一个，上面写着＂盐酸倍他司汀片＂。

＂这是什么药？＂我拿着瓶子问。

李婶脸色骤变，一把抢过药瓶，塞回筐里：＂你管得着吗？快出去！＂她的手微微发抖，眼神闪烁不定。

看着那一筐子药，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在医院的药房工作的表姐曾经说过，这种药是治疗眩晕症的，很多老年人都吃这个。筐子里还有降压药、＂脑血通＂、钙片，都是老年人常用的药。

＂李婶，您是不是常年有眩晕症，一直瞒着家里人？＂我冷静地问道。

李婶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强硬：＂你胡说什么？你现在就走，否则我喊人了！＂

＂是您自己摔倒的，对不对？只是您不想让家人知道您病得这么厉害，怕他们担心，或者...＂我停顿了一下，＂怕他们把您送到养老院去？＂

李婶的表情变了，眼中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又硬梆梆地说：＂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出去！＂

我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临出门前丢下一句：＂您良心不会安宁的。我背您去医院，您却这样对我，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成了小区和单位的焦点人物。背后的指指点点，面前的冷眼相待，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食堂打饭时，师傅总是给我少打一勺菜；厕所里的墙上出现了＂道貌岸然＂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厂长找我谈话时，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事情经过，但明显看得出他将信将疑。＂年轻人，做事要有分寸，尊老爱幼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厂长最后这样说道，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晚上回家，老刘见我红着眼眶，心疼地说：＂别难过了，咱们心里清楚就行。要不，我去找李婶理论理论？＂

＂不用了，越描越黑。＂我摇摇头，看向床上的公公。他虽然卧病在床，却总是能给我力量。

＂闺女，做对的事，无需在意闲言碎语。＂公公拍拍我的手，＂老话讲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婶这事，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每当这时，我都会红了眼眶。公公是我遇到过的最睿智的人，他的话总能让我心里好受些。

丈夫老刘比我更着急，他是厂里的机修工，性子直，不相信坊间传言，决定亲自走访当天在场的邻居。他先去找了王大婶，王大婶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没看清；又去找了陈师傅，陈师傅明确表示听到李婶说是自己眩晕摔倒的。

调查中老刘得知，楼道里装了监控摄像头，是物业最近才安装的，用来防盗。也许那里有真相。他激动地回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心里终于燃起了一丝希望。

老刘第二天一早就去找物业要调取监控，却被告知录像带前天已经被李婶的儿子李工程以检查为由取走了。

＂为什么给他？＂老刘怒问，脸涨得通红。

物业主任支支吾吾地说：＂李工程是县建设局的，负责咱们这片的规划，我们哪敢不给啊...＂

。证明自己清白的最后希望也没了。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好人真的难做，真相永远比不过权势。

转眼到了年底。厂里分房子，按理说我的工龄够了，但主管却说今年名额有限，建议我明年再等等。我知道这是因为李婶的事，心里又酸又苦，却无处申辩。

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的冰糖葫芦摊，想起小时候最爱吃这个，突然就鼻子一酸。买了两串，一串给公公，一串自己吃。公公含着冰糖葫芦，眼角泛着泪光：＂多少年没吃过了，还是那个味道。＂

腊月二十八，小区里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户户贴上了新春对联，走廊里飘着饺子馅的香味。我正包饺子，公公最爱吃韭菜猪肉馅的，我特意多包了些。突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李婶，手里还拿着个纸包。

＂张明芬，我能进来吗？＂她的语气出奇地温和，不像平时那么强硬。

我愣了一下，侧身让她进门。李婶环顾了一圈，看到正在看电视的公公，点头问好。然后从纸包里拿出一件棉袄，淡蓝色的，针脚细密，看样子是手工缝制的。

＂这是...＂我不解地问。

李婶眼圈突然红了，手指不自觉地搓着袄角：＂这是我给你做的棉袄，算是...赔礼道歉。＂她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愣在原地。

李婶搓着手，吞吞吐吐地说：＂那天确实是我自己眩晕摔倒的。我...我有严重的眩晕症已经好多年了，一直瞒着家里人。＂

她说，自己的老伴走得早，儿子工作忙，儿媳嫌她麻烦。＂我就怕他们知道我病得这么厉害，就把我送到养老院去。前年，我那老姐妹王桂兰就被儿子送去了县敬老院，一去就没回来过...＂说着说着，眼泪断了线似的往下掉。

＂所以您就说是我推的？＂我忍不住问，心里五味杂陈。

李婶低下了头，枯瘦的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我知道错了。住院那天，医生告诉了我儿子我有眩晕症的事，我就...就急中生智，说是你推我的。＂

＂后来我儿子去调监控录像，看清了真相，他...他销毁了录像带，是怕我的谎言被揭穿，让我在邻居面前没脸。＂她哽咽起来，身子微微发抖，＂他骂了我一顿，说我太不讲良心。这段时间我睡不好觉，心里愧疚得很。今天我已经跟楼里的邻居都说清楚了，跟你道歉来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一边是对她之前行为的气愤，一边又理解她作为老人的恐惧和无助。她不过是怕被家人抛弃罢了。

老刘端来茶，是平时招待客人用的茉莉花茶，杯子还是结婚时的陪嫁——两个带盖的搪瓷杯，上面印着＂喜＂字。李婶接过，手有些颤抖：＂明芬，我会去你们厂里找你们厂长解释清楚的。对不起，是我错了。＂

那一刻，我心中的怨气像是被风吹散了。我想起公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李婶，不必了。误会解开就好。＂我说，接过她送的棉袄，＂谢谢您的棉袄，针脚这么细，您的手艺真好。＂

＂我年轻时在纺织厂做过裁缝，这点手艺还是有的。＂李婶破涕为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你要是有空，我教你织毛衣啊，我织的毛衣，厂领导都说好。＂

就这样，我和李婶的关系奇妙地缓和了。过年那几天，我经常去她家坐坐，她教我织毛衣，我帮她记账。她告诉我，自己年轻时也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曾经连续三年被评为劳动模范。

＂那时候不像现在，分房子都是按工龄和贡献来的。＂李婶感慨道，递给我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年轻时的她，站在领奖台上，笑容灿烂。

春节的前夜，小区组织了联欢晚会。院子里搭起了简易舞台，大家纷纷上台展示才艺。李婶教我织的毛衣刚好完工，我穿着它站在台上，和李婶一起表演了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的二人转。台下掌声雷动，我看到李婶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回家路上，李婶悄悄告诉我：＂我跟厂长说清楚了，你分房子的事有着落了。＂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暖。

初五那天，厂长亲自来家里拜年，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分房名额已经确定了。公公高兴得老泪纵横，连声说：＂好啊好啊，咱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看着公公激动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就像是冬日的薄冰，需要用理解和宽容的阳光融化。李婶不过是害怕孤独的老人，我也只是想做件好事的普通人。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总有一盏灯为我们指引方向。

而那盏灯，有时候就是身边最普通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的善意和温暖。

春暖花开时，我和老刘搬进了新房子。李婶送来一盆她精心培育的吊兰，说是来添喜气的。看着窗台上绿意盎然的吊兰，我知道，这世界上的善意，终究会像这吊兰一样，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来源：与无尽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