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深耕印度市场的战略始于十年前，作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消费国，印度14亿人口的红利吸引着全球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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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印度在全球市场中就有着“外资坟场”的威名。

在最近，印度再次施展了自己的实力，对在印度建厂的韩国三星公司开出了6.01亿美元的天价税款和罚款。

在消息传回国内后，韩国民众对此也是十分愤慨，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指责起了中国。

韩国为什么会对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中国有这么大的敌意呢？

三星深耕印度市场的战略始于十年前，作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消费国，印度14亿人口的红利吸引着全球科技企业。

三星在印度布局智能手机组装工厂、通信设备生产线，甚至将部分高端芯片研发中心迁至班加罗尔。

数据显示，2024年三星在印度市场的营收突破120亿美元，占其全球总营收的8%。但光鲜数据的背后，是印度政策环境的持续恶化。

早在2018至2021年间，印度税务部门就曾多次指控三星，认为从韩国、越南进口价值7.84亿美元的射频电路时，通过“虚假文件”将其归类为零关税产品。

三星则坚称该部件不具备收发器功能，并且给印度方面提供了四家国际检测机构的鉴定报告。

这种情况在印度并非孤例：2023年小米被扣押48亿元资金，2024年大众汽车被追缴14亿美元关税，起亚、谷歌等企业均遭遇类似困境。

印度海关特有的“回溯性征税”机制，使得企业即使通过合规审查，也可能在数年后因政策解释变更面临巨额追缴。

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源于印度“本土制造”战略的激进推进，根据《电子制造业促进计划》，印度要求跨国企业五年内将零部件本地化率提升至75%，否则将面临进口限制与惩罚性关税。

三星虽在诺伊达建成全球最大手机工厂，但核心元器件仍需进口，这使其始终处于政策风险之中。

于是在2025年3月25日，印度政府以“逃避进口关税”为由，要求三星补缴6.01亿美元税款及罚款，这一金额几乎相当于该公司在印度市场年利润的三分之二。

面对着这一天价罚款，韩国国内的反应却很是让人出乎意料。

当罚单消息传回韩国，舆论场并未出现预想中的对印度政策的声讨，在Naver、Daum等门户网站的热搜榜上，“中国压榨韩国企业”“警惕中印经济同盟”等词条迅速攀升。

某篇获得10万次转发的推文写道：“印度和中国都是不可信任的伙伴，他们在联手扼杀韩国经济。”

这种将矛头转向中国的逻辑链条看似荒诞，却深刻反映了韩国社会的集体心理症结。

这种情绪的根源可追溯至2016年“萨德事件”，当时中国针对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采取经济反制，乐天集团在华业务全面萎缩，现代汽车销量腰斩。

尽管中韩关系近年来逐步回暖，但“经济胁迫”的集体记忆仍在韩国社会留下深刻创伤。

韩国智库东亚研究院2024年民调显示，58%的民众认为“中国对韩国的经济威胁大于机遇”，这一比例较2015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

而文化领域的摩擦也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韩服起源争议”“泡菜标准之争”等事件经社交媒体放大后，演变为民族尊严的象征性对抗。

当印度对三星开征巨额罚款时，部分韩国网民迅速激活了“受害者叙事”，将中国默认为所有经济困境的潜在推手。

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标题颇具代表性——《印度挥刀背后，藏着中国的影子？》，文章虽未提供实质证据，却暗示中印可能在联手挤压韩国产业空间。

韩国舆论的“中国迁怒症”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韩国在半导体、汽车、显示屏等核心产业同时面临中国企业的追赶与印度市场的挤压。

三星电子2024年财报显示，其在华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跌至0.8%，而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突破72%。

这种双重压力催生了某种认知失调：既需要中国市场消化28%的半导体出口，又恐惧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竞争威胁。

这种焦虑在媒体叙事中被不断强化，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负责人利奥·刘易斯近期评论称：“中国的崛起使韩国被迫在中美间选边站，这种撕裂导致了社会动荡。”

尽管将韩国总统尹锡悦“紧急戒严令”与中国关联缺乏逻辑，但此类论调在西方媒体中颇有市场。

韩国本土媒体则通过选择性报道加剧偏见：当印度处罚三星时，鲜有媒体提及小米被扣押48亿元资金的案例；但当中国审查韩流内容时，相关新闻必然占据头条。

这种信息茧房效应，使得韩国公众难以客观认知中韩经济的互补性，事实上，中韩贸易额在2024年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8年成为韩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

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占比达42%，现代汽车在华合资公司贡献了其全球利润的35%。

即便在印度市场，中企与韩企也更多呈现错位竞争：三星聚焦高端智能手机与通信设备，中国品牌则主导中低端市场。

将正常的商业竞争曲解为“制度性打压”，暴露了韩国社会面对格局变迁时的适应性危机。

面对韩国社会的认知偏差，中国需要构建更具韧性的应对策略。

在经济层面，可考虑扩大中韩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领域深化合作，用利益纽带缓冲意识形态冲突。

针对韩国企业的印度困局，中企可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例如联合投资印度本土元器件工厂，通过产业链整合降低政策风险。

在舆论战场上，则需创新叙事方式，韩国年轻世代通过YouTube、TikTok获取信息的比例已达67%，中国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客观数据。

比如对比印度对中韩企业的处罚案例，梳理中韩产业链的真实依存度，用可视化内容消解“经济威胁论”。

针对文化争议，可推动民间机构合作编纂《东亚文化遗产图谱》，将孤立的文化符号置于共同历史语境中解读。

更深层的破局关键在于重塑互信基础，当中韩关系因“萨德”跌入冰点时，双方通过冬奥外交实现了关系转圜。

当前可借鉴类似经验，在人工智能伦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打造合作样板。

毕竟，当三星在印度面临关税大棒时，真正需要的是跨国企业联合推动贸易规则改革，而非在虚拟的“中印同盟”想象中自我消耗。

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浪潮中，偏执的受害者心态终将被理性的利益计算取代——这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董雯幽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