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28日，宁波鑫紫罗兰月子中心卷款跑路，刚生产完的宝妈一觉醒来发现房间空荡冷清，月嫂不见踪影，被拖欠工资的工作人员陆续离开，留下措手不及的新手宝妈。“半夜热水也停了，产妇吃着没营养的外卖，用着冷水，有人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一位宝妈告诉《南方人物周

一家月子中心跑路后，月嫂李姐安慰哭泣的新手宝妈小罗，她说产妇和她们都是受害者（图：视觉中国）

爱家跑路，行业雪上加霜

2025年3月28日，宁波鑫紫罗兰月子中心卷款跑路，刚生产完的宝妈一觉醒来发现房间空荡冷清，月嫂不见踪影，被拖欠工资的工作人员陆续离开，留下措手不及的新手宝妈。“半夜热水也停了，产妇吃着没营养的外卖，用着冷水，有人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一位宝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她交了28天29300元的全款定金无法拿回，17户已入住的产妇和新生儿被迫陆续离开，“未入住的约42户，还有些没有退房屋押金和产康没做完的。”

就在一天前，杭州海豚湾月子中心、初蕊月子中心、蜜悦月子中心、月内阁月子中心等多家门店几乎同时跑路，数百位产妇受到波及。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有人留言称，“我定的月子中心也跑路了。”

继爱家之后，一批月子中心紧随其后陆续关停，行业闭店潮来势汹汹。据《南方人物周刊》不完全统计，近两个多月以来，全国至少有十余家月子中心陆续关停。

郭诗晴是南京一家月子中心的老板，她提到，爱家带来的信任危机让本就苦苦支撑的月子中心行业雪上加霜。爱家倒闭之后，消费者普遍不敢交高额预定金，她的会所预收款降低了不少，“之前我们收三分之一的预收款约1万元，现在客户普遍只肯交3000-5000元。”

最直接的影响是现金流。“月子中心是重资产投入，又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房租成本较高，每个月少点都要发几十万工资，保持健康的现金流很重要。” 相较之前，郭诗晴的店预定金带来的流动资金少了一半，“但我们房租都是提前交的，这就有了一个时间差。”

此前，很多消费者会提前半年甚至更早下订单，但现在很多人在临产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预定月子中心，“也有客户入住近一半时间以后才支付余下尾款。”郭诗晴提到，预付金模式曾让不少月子中心的资金链获得一丝喘息，但如今更难了。

一家月子中心跑路后，刚刚经历剖腹产的小陈，在房间里陪着睡在婴儿床上的女儿（图：视觉中国）

2025年2月，在上海一家月子中心工作的张娜意识到情况不妙：公司约谈了几位员工，辞退了两个——一个新入职员工，还有一个从医院退休的护士长；在采购层面，老板开始强调成本，会所的很多标配物品都改用了更便宜的品牌；紧接着开始拖欠工资，2024年的年终奖也出现了大幅缩水，原定发13薪，最后只发了2000元。

种种迹象表明，公司当前的资金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她担心像爱家那样，员工被拖欠的工资越垒越高，但如果选择离开，在这个行业工作了6年的她却不知该何去何从。

价格战、盲目扩张

2019年，张娜从医院跳槽进入这家月子中心工作。在她印象中，当时整个月子中心欣欣向荣，客单价6.8-10.8万元，销售在会所就能等到客户主动来签单，客户多，营收好，“每个护理人员都有足够的精力用心服务。”她还自费去参加了母乳喂养指导等相关专业的学习，为这个当时看来颇具前景的行业储备更多技能。

近年来，这家对标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月子中心客户量减少，签单进入困难模式，花大价钱营销却收效甚微，降价成了最有效的推广方式。

通过降价吸引客流，客户多了起来，看起来重新热闹忙碌的生意却危机四伏。

2024年的一次降价，她们曾核算过成本，包括人员工资、房租、水电等，保底价在4.5万左右才能赚钱，“但是最近签的几个客单价已经低到3.8万元，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了，已经处于只要签单不要质量的状态了。”

增加的客流却没有带来更多收入。现在两个客户的客单价约等于原先一个客户，员工工作量加大，还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形成恶性循环，降价无异于饮鸩止渴。

郭诗晴也算了一笔账，在南京开一家月子中心，即便租金便宜，人力成本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人员构成包括月嫂、保洁、销售、护士、厨房团队、门卫安保等，还有食材成本、营销费用、商业水电，“客单价起码要2.8万元左右才能盈利。”如果租的是贵价酒店，加上营销费用，则成本翻倍。

还有一个运营难题是空置率。月子中心一般按最低28天进行销售，而新生儿通常不会在预产期出生，这就导致每个房间都要留出3-5天左右的空置时间，“这些成本是压缩不下来的。入行的时候很多人看不到成本，只看到客单价高。”

爱家月子中心激进的商业扩张模式，曾令同行措手不及，其主打1.98万元“一对一”服务的价格，在市场上几乎有着绝对的竞争力。多位从业者直言，“这个价格是完全盖不住成本的。”爱家以低价吸引客户付全款签单，再用这些现金开新店，再通过新店笼络新一批的资金。

仅两年多时间，爱家便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广东、甘肃、湖北等8个省份的22个城市设有门店，其曾公开发文启动百城千店拓展计划，目标在2024年年底实现全国100家门店。

这样一个以价格换规模的故事，在中国互联网创业史上屡见不鲜。危险也随时降临，当单店难以持续盈利，当新店不再“爆单”，大厦便可能一夜之间坍塌。

一家月子中心跑路后，曾经的月嫂偶尔还会来教小魏夫妇照顾新生儿，但她们更加焦虑自己被拖欠的薪资（图：视觉中国）

爱家是整个行业盲目扩张的缩影。在郭诗晴看来，因为前几年全行业的盲目扩张，造成了如今行业下行阶段的倒闭潮：“跑路的多，是因为开店的多。有些是纯粹卷预定金跑路，有些是觉得这行客单价高、利润空间大，盲目进入。”

以她所在的南京为例，新冠疫情前全城约有50家月子中心，疫情后飙升至100家，而早期南京只有不到10家。现在市场供远大于求，“过去是卖家市场，也意味着行业在暴利期，现在纯粹是买家市场肯定没利润。”

爱家的坍塌除了加快行业倒闭速度之外，也给从业者带来警示：低价月子中心难以存活。但郭诗晴指出，消费者的观念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绝大多数人依然觉得月子中心成本就1万多，爱家1.98万还能赚 5000。爱家这种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店，占了南京市场的40%。剩下的人你不跟它一起降价，就没客源，你降价，就亏本。它是卷钱跑了，其他跟它一起做低价的怎么办？所以一些人干脆效仿，直接跑路。”

“95%的店面都有非常大的生存压力”

乐桐是重庆最早的一批月子中心创业者，2013年，她开了第一家月子中心，高峰时，她有12家直营店，全国共42家加盟店。

开月子中心之前，乐桐在部队医院工作，一次去外地月子中心参观的经历，让她萌生自己回重庆也开一家的想法。当时该店客单价约8万元，六十多个房间全部满房，她觉得利润明显，需求高且重庆还没有，再加上自己产后需照顾小孩，就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她回忆，“开第一家店时，整个重庆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月子中心，只有一家还在装修。”早期市场的认可度并不高，很多人不知道月子中心的存在。她去高端私立医院发传单，2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知道什么是月子中心，很多人会问“是把月嫂派到家里吗？”最早入住的客户，就是她在医院厕所门口给一位排队上厕所的孕妇让位置才争取到的。

2015-2017年，整个行业迎来了爆发，“2017年高峰时，重庆已经有四十多家月子中心，全国的月子会所，不管是营业额还是入住率、新增店面，都是整个行业的爆发期。”乐桐提到。

随着入场者增多，单价开始下滑，导致利润下降，行业第一轮洗牌来临。

由于亏损，2019年，乐桐的门店不得不陆续关停。从被评为当地“十大经济人物”，到负债一千多万元，她从高光时刻跌入谷底，才不过两年时间。

她反思，“当时单店的火爆给了我经营的信心，扩张的决定是错误的。月子会所表面看起来没门槛，实际上经营好非常难。”最终她只保留了两家门店运营至今。

“月子会所行业没有标准流程，我们是最早制定标准流程的，但是很难实现，因为小孩什么时候哭、有什么需求，个性化差异太大。”她指出，行业服务水平很难达到高质量，市场上的月嫂水平参差不齐，培养好月嫂需时间和金钱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年轻客户群体增多，需求更加个性化，服务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如果在自媒体平台出现差评，对于整个品牌的口碑影响是重大打击，不少商家选择花钱删差评。”

与此同时，营销费用也在上涨。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月子中心行业的营销压力也在增大，不营销客户看不到，营销则价格不菲，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平台都需要钱打广告。郭诗晴举例，在南京地区投放单一平台渠道单月就要20万元左右。

重金营销换来的只是单次消费，“月子中心商业模式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复购率，生二胎至少3年，获客成本居高不下。”郭诗晴提到，花重金营销带来的边际效益甚微。

乐桐认为，行业今年的倒闭潮，也与疫情后大量资本进入相关，“对于一些中小型的月子中心、陈旧的月子中心，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小型月子中心支撑得越来越难，很可能老板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经营，但是他账面上拿不到好结果。”

根据《中国母婴产业发展报告》，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月子中心的数量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近80%，而需求增长仅为40%-50%，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生育率也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17日发布的2024年经济运行数据，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口出生率为6.77%，处于历史低位。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1786万。

停下工作的月嫂们挤在一个屋里讨论全国其他门店的处理情况，但她们都对结果有点悲观（图：视觉中国）

2025年1月21日，再次冲刺港股IPO的月子中心头部品牌圣贝拉备受关注，2024年6月25日，圣贝拉首次IPO折戟。圣贝拉16.88万元起的客单价，还是没能逃脱亏损。根据招股书，2021-2024年上半年，圣贝拉三年半累计亏损12.53亿元，其中2023年公司的房租成本支出就有1.26亿元，销售成本占到总收入的63%。

郭诗晴觉得，现在开月子中心已经很难再赚钱，“如果是一家知名度较高的月子中心，意味着广告费非常高，成本高，则利润率不会高。如果是一家成本低的月子中心，利润率更不会高，只能单店维持薄利。”

“中国人做生意最终都是价格战，所以现在的月子中心商业模式真的非常糟糕。有老板靠卖产品、产后康复提高利润，但我觉得主营业务本身还是得能赚钱。”乐桐在月子中心行业协会多年，与不少月子中心从业者交流过，她直言，“可以说目前为止，95%的店面都有非常大的生存压力，大家不可能持续亏损。2025年应该是整个月子会所行业最难的一年，不出意外的话会倒一半，甚至60%以上。”

月子中心行业还有未来吗？

月子中心曾是一个站在风口的行业。

中国大陆第一批月子会所诞生于2003年前后，起步于深圳、上海、北京，并从一线城市走向二三线城市。2016年后，腾讯、字节、高榕、高瓴、KKR、IDG等头部资本开始涉足月子中心行业，仅圣贝拉月子中心，融资金额就超过了6亿元。2021年，腾讯、高榕以2亿元投资贝康国际。2022年，字节跳动耗资百亿收购美中宜和（旗下业务包括妇产儿科、月子中心等），高瓴资本以2.25亿元投资爱帝宫。

资本着重讲述的是关于渗透率的故事。据东北证券的数据，2019年中国台湾月子中心的渗透率就已达到62.46%，2020年大陆地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的渗透率分别为7%-8%、4%-5%，其他城市的渗透率则不到1%。这样的差距，也让月子中心的生意颇具想象力。

乐桐到台湾实地参观月子中心后发现，台湾地区把月子中心纳入了医保体系，这是高渗透率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是以社区的方式经营，但是服务流程要求不高，一个月嫂可能要照顾三个人，餐食普通。相当于是为解决生育率，通过政府扶持实现基础保障。”

她认为，商业故事当中，常被提及的“人口红利”和“渗透率”都极具迷惑性。渗透率涉及月子会所的定位，月子中心在大陆并不是基础保障。简言之，面向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月子中心供大于求，作为社会基础保障的月子中心渗透率较低，不能以后者的特质来描绘前者的“远大蓝图”。

一家月子中心跑路后，租住的酒店楼层里散落着一地锦旗（图：视觉中国）

对于行业的价格问题，乐桐认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从人口红利到价值驱动阶段，对所有行业都是考验，最重要的是做到价值和价格匹配。“未来行业会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是社区刚需型，收费较低，或许将来会有国家补贴；另一种是高端月子中心，所有东西都定制化，只有这两条路走。目前市场上的高端月子中心，很多在营销概念，最重要的是提升月嫂和护士的服务质量。”

她搭建了一个详细的成本模型：租金占总成本的20%以内，最好控制在10%；人力成本控制在40%以内，营销费用20%，还有20%用在耗品、水电上。面对残酷的倒闭潮，只有资金实力雄厚、管理能力强的月子中心或许才能在这场淘汰赛中存活下来。

另一重挑战是消费者的信任危机。京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颖刚指出，如“跑路”商家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消费者可能无法全额拿回预付款。如果商家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等刑事犯罪，在处罚实施的过程中，如商家已经将资金转移或隐匿，将会导致钱款难以执行到位，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钱颖刚认为，规定层面仍需完善，相关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月子中心等预付式消费行业的日常监管，建立预付式消费行业的信用体系。他举例，《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预收资金余额超过一般风险警示标准的，经营者应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的40%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

2019年，乐桐在关店、打官司、赔钱当中度过，“觉得天都塌了，你不可能再活下去，你的家庭不能给你支持，不敢想象可以还清这么多钱。”抑郁消沉一段时间之后，她决定在绝境中寻找出路，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育儿知识、做直播。

“因为你总得给自己和员工找一条出路。我一个人拍视频，在直播间里坐6个小时都没有一个人（来看），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难。”坚持三个月后，突然有一条视频爆火，就这样粉丝从几万、十几万，逐渐积累到一百多万，“就是靠做育儿博主把债还完了。你会发现人最大的能力就是抗衡困难和自救。”

如今，月子中心已经不是乐桐的工作重点，她希望在月子中心行业协会为更多从业者提供帮助。她认为这个行业不应该消失，“每个人在开始创业时，都热血澎湃，他不知道最终都要以金钱为代价来偿还。”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