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大爷住我家对门，据说已经15年没出过门。不是真的一步没迈出家门槛，而是除了每周三早上拄着拐杖去楼下取退休金，平时连小区大门都不出。

刘大爷住我家对门，据说已经15年没出过门。不是真的一步没迈出家门槛，而是除了每周三早上拄着拐杖去楼下取退休金，平时连小区大门都不出。

我从小在这个老小区长大，对刘大爷的记忆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边缘模糊，中间还有几处空白。小时候他总是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胸前口袋别着四五支钢笔，走路带风，连门卫老李都得毕恭毕敬喊一声”刘厂长好”。

后来听妈妈说，他退休了，又说他儿子去了国外。再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戴着老花镜，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楼道里等着收快递，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谁。

我们这栋楼的单元门坏了至少有八年了，物业说修了也没用，住户嫌麻烦就用一块水泥砖抵着。刘大爷每次进出都要费很大力气，把砖头挪开一条缝，侧着身子钻进去，然后再把砖头推回原位。有时我下班回来，遇到他正在和那块砖头较劲，就帮他一把，他总是低着头说声谢谢，从不多说一句话。

最开始我以为刘大爷是个怪老头，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老人多少都有点”怪”。隔壁603的张奶奶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扫帚把敲地板，说是提醒自己吃药；楼下王大妈养了一缸锦鲤，每天下午两点准时给它们放《梁祝》，说是这样鱼长得快；还有楼上徐叔叔，客厅挂着1998年的挂历，说是那年最顺，以后的日子就按那年的日历过。

谁的生活没点皱褶呢？

那天下午，我刚下班走到楼下，突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喊救命。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老旧小区里格外清晰。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是刘大爷家门口。平时虚掩的防盗门大开着，露出一条缝。

“刘大爷？您没事吧？”我朝里喊了一声。没人回应，只听见微弱的呻吟。

我推开门，看到刘大爷躺在地上，满头是汗，眼镜摔在一旁，镜片已经裂了。他的右腿不自然地弯曲着，看起来像是摔断了。

“我…我去倒水，没注意脚下…”刘大爷艰难地说，声音颤抖。

我赶紧拨了120，然后蹲下来查看他的情况。刘大爷的脸色很差，嘴唇发白，额头上全是冷汗。我想去扶他起来，但他疼得直抽气，只好就让他躺在那里等救护车。

刘大爷家里的陈设出奇的简单，甚至有些简陋。客厅只有一张旧沙发和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柜上放着几个相框，但照片已经看不清了。墙角堆着几摞发黄的《人民日报》，最上面那份的日期是1997年8月15日。

水壶在煤气灶上烧开了，但没人去关，发出刺耳的鸣叫。我起身去关掉煤气，顺便打量了一下厨房。水槽里只有一个碗和一双筷子，旁边的调料架上放着一瓶酱油和半罐盐。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生说老人右腿股骨骨折，需要立即住院。我跟着去了医院，帮刘大爷办了住院手续。护士问家属在哪，刘大爷支支吾吾，最后说：“没有家属了，就我一个人。”

医生告诉我，老人这种情况，手术后需要有人照顾，至少一个月不能独自生活。我看着刘大爷布满老茧的手和满是皱纹的脸，不知怎么就答应了下来：“我可以照顾他。”

刘大爷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只是轻轻地说了句：“麻烦你了。”

手术很顺利，但刘大爷需要在医院住一周。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去医院看他，给他带些水果和热饭。刘大爷总是很客气地道谢，但很少说其他的话。

有一次，我看他吃得很少，便问：“刘大爷，饭菜不合胃口吗？”

他摇摇头：“不是，就是…不习惯有人看着我吃饭。”

“您儿子呢？他知道您住院了吗？”我忍不住问。

刘大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旧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站在某个外国建筑前，笑得很灿烂。

“他在美国，已经十五年了。”刘大爷说,“起初还经常打电话，后来就慢慢少了。我也理解，他那边工作忙。”

“您怎么不去美国看看他？”

刘大爷笑了笑：“老了，飞那么远干什么？再说，出去了，谁给你们楼道里那些猫喂食？”

我这才想起来，每天早上楼道里总会出现几碗猫粮和清水，原来是刘大爷放的。

出院那天，我去接刘大爷。他坐在病床上，穿着我前一天带去的干净衣服，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见我进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麻烦你来回跑这么多趟。”

“不麻烦，”我说，“您以后有什么事就敲敲墙，我就在对门。”

刘大爷回家后，我每天下班都会去他家看看，给他做饭，帮他打扫卫生。起初他很不习惯，总是说不用麻烦，后来慢慢地，他开始和我聊天，讲一些过去的事。

他曾经是本地最大国企的厂长，80年代末期带领工厂转型，把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变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但90年代中期，他因为坚持不裁员，和上级闹翻了，最后提前退休。

“那时候多少人靠工厂吃饭啊，我怎么能让他们下岗？”刘大爷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风光的岁月。

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楼道的灯坏了。黑暗中，我拿出手机当手电筒，照着地面往前走。突然，我注意到刘大爷家门口放着一个小碗，里面是猫粮。旁边还有一张纸条：“小花，今天没力气下楼，你上来吃。”

我这才明白，即使腿摔断了，刘大爷还惦记着那些流浪猫。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刘大爷的门，说要帮他打扫卫生。他有些犹豫，但还是让我进去了。刘大爷的卧室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床头柜上放着一瓶药和半杯水，还有一个旧闹钟，时针停在了3点20分。

“这闹钟坏了，要我帮您修一下吗？”我问。

刘大爷摇摇头：“不用，我习惯了。”

我弯腰去拖地时，无意中看到床底下有个铁盒子。盒子有些生锈，但锁扣还很新。

“刘大爷，我能帮您把床底下的盒子拿出来擦一下吗？”

他的表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不用了，那个…那个不重要。”

我点点头，没再提这事。但打扫到一半，刘大爷突然说：“你把那盒子拿出来吧。”

我从床底下拖出铁盒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尘。刘大爷示意我打开它：“密码是0614。”

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叠红色存折，足足有二三十本。我随手拿起一本翻开，里面记录的金额让我吃了一惊——每本存折里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存款。

“这是…”

“退休金，”刘大爷平静地说，“我每周都去存一次，从来不取。”

“您存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惊讶地问。

刘大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原来是想着留给我儿子，但后来…后来就忘了为什么存了。可能是习惯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去刘大爷家吃饭。他虽然腿脚不便，但对做饭很有一套。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做饭这么好吃，他笑着说：“我老伴走得早，我自己一个人，不会做怎么行？”

他告诉我，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去了美国，一开始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说等工作稳定了就接他过去。但随着时间推移，电话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每年春节的例行公事。前年开始，连电话都没了，只是偶尔发个微信，问问身体。

“我也不怪他，”刘大爷说，“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我这把年纪了，过去干什么？只会给他添麻烦。”

说这话的时候，刘大爷正在给一盆绿萝浇水。那盆绿萝看起来很普通，但花盆却很精致，是青花瓷的。

“这花盆不错，”我说，“看起来挺贵的。”

“是我老伴生前最喜欢的，”刘大爷说，“她走的时候，我把骨灰撒在了她最爱去的西湖边，只留下这个花盆做纪念。”

我突然注意到花盆底下垫着几张纸，隐约能看到上面的字迹。刘大爷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叹了口气：“那是我儿子小时候画的画，说是送给妈妈的礼物。”

我没再问下去。有些记忆，点到为止就好。

刘大爷恢复得不错，一个月后就能拄着拐杖在家里走动了。我还是每天去看他，但不再需要帮他做太多事情。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他正坐在阳台上，面前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播放着一首我不熟悉的歌。

“这是什么歌？”我问。

“《故乡的云》，”刘大爷说，“我老伴最爱听的。”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完了整首歌。刘大爷突然说：“小王，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出门吗？”

我摇摇头。

“一开始是因为退休后不习惯，感觉人生没了方向。后来是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再后来，就是不想让人看到我这个曾经的大厂长变成了孤独的老头。”刘大爷自嘲地笑了笑，“人老了，就爱面子。”

“您一点都不孤独，”我说，“您有这么多存折，可以环游世界了。”

刘大爷摇摇头：“钱再多，能买到什么呢？买不来健康，买不来亲情。”

那天晚上临走前，刘大爷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我的银行卡和密码，还有房产证。我想了想，与其留给那些不知道在哪的亲戚，不如给你。”

我吓了一跳，连忙推辞：“刘大爷，这使不得，您还有儿子呢。”

“我儿子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不缺这些，”刘大爷平静地说，“而且…他已经快十年没回来看过我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把信封放回桌上：“您别这么想，说不定明天您儿子就回来了呢。”

刘大爷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又过了一个月，刘大爷的腿基本痊愈了。这天是周三，他拄着拐杖，说要自己去银行取退休金，不让我陪着。我有些担心，但看他坚持，也就没拦着。

下午六点，我下班回来，发现刘大爷家的门大开着。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进去，却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站在客厅里。

“你是谁？”我警惕地问。

“我是刘建国的儿子，”那人说，“你是…？”

“我是对门的邻居，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刘大爷。”我环顾四周，“刘大爷呢？”

“医院。”男人语气平淡，“心脏病发作，送去医院了。医生说…可能挺不过今晚。”

我愣住了：“怎么会突然…他早上还好好的…”

“医生说是长期积累的问题，”男人说，“我爸这人倔，从来不去医院检查。”

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日子里，刘大爷经常会突然停下手中的活，按着胸口喘气。我以为是年纪大了，气短，没想到…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问。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爸每周三都会给我发微信，说他去银行了，让我别担心。今天他没发，我打电话也不接，就联系了社区，他们说我爸进了医院…”

我们匆忙赶到医院，刘大爷躺在ICU里，面色苍白，呼吸微弱。医生说已经尽力了，但老人年纪大，心脏功能衰竭严重，情况不乐观。

刘大爷的儿子站在病床前，握着父亲的手，眼里含着泪：“爸，我回来了。”

刘大爷微微睁开眼，看到儿子，脸上浮现出笑容。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只是用力攥了攥儿子的手。

晚上八点十七分，刘大爷安详地离世了。他走得很平静，脸上带着微笑，好像只是睡着了。

刘大爷的后事很简单，按照他生前的意愿，骨灰被撒在了西湖边，和他老伴在一起。葬礼上，来了不少人，都是以前厂里的工人。他们大多已经头发花白，但提起刘厂长，眼里仍然充满敬意。

“要不是刘厂长当年力保我们不下岗，我家老头早就撑不下去了。”一位老大姐擦着眼泪说。

“记得97年那会儿，厂里效益不好，刘厂长自己掏钱给困难职工发补助，从来不张扬。”另一位老工人回忆道。

刘大爷的儿子听着这些话，眼圈红了。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在美国工作很忙，一直想接父亲过去，但父亲总是推辞，说是不习惯国外的生活。去年他终于办好了父亲的移民手续，本打算今年接他过去，没想到…

“我爸这些年…过得还好吗？”他问我。

我想起刘大爷在阳台上听《故乡的云》的样子，想起他半夜起来给流浪猫放食的身影，想起他每次小心翼翼挪动那块砖头的模样。

“他过得很平静，”我说，“每天听听歌，喂喂猫，看看报纸。”

临走前，刘大爷的儿子把那个装满存折的铁盒子递给我：“我爸生前说过，这些钱是留给照顾他的人的。”

我摇摇头：“这不合适，这是您父亲的积蓄，应该归您。”

“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不差钱，”他苦笑着说，“而且…我这些年都没能好好陪他，这钱我拿不安心。”

最后我们决定，用这些钱在小区设立一个”刘大爷爱心基金”，专门用来照顾小区里的孤寡老人和流浪动物。

刘大爷走后，楼道里安静了许多。那些流浪猫还是会来，但找不到食物，只能失望地离开。我开始每天早上在楼道里放几碗猫粮和清水，算是延续刘大爷的习惯。

有时候下班回来，我会在楼道里站一会儿，回想刘大爷挪动砖头的样子。那个单元门始终没有修好，物业说修了没用，住户嫌麻烦，还是用那块水泥砖抵着。

楼下的李大爷问我：“听说你对门的老刘走了？”

我点点头。

“可惜了，”李大爷叹气，“以前他可是一号人物，谁见了都得喊一声刘厂长好。现在走了，连个送行的都没几个。”

我没说话。其实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只是李大爷不知道罢了。

回到家，我看着对门紧闭的防盗门，突然想起刘大爷说过的一句话：“人这辈子，攒下的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攒下几个记得你的人。”

刘大爷的存折再多，也换不回失去的时光；刘大爷的儿子再孝顺，也弥补不了缺席的岁月。有些遗憾，注定要带进坟墓；有些亏欠，只能留给活着的人去反思。

我想，刘大爷这辈子，最大的财富不是那一堆红色存折，而是那些至今还记得他、尊敬他的人。不管是曾经的下属，还是素不相识的流浪猫，亦或是我这个偶然成为他生命最后陪伴的邻居。

每个人都会老去，都会孤独，都会被遗忘。但只要有人记得你曾经来过这世界，哪怕只是一只流浪猫，也值了。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