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临走前，他还点名要吃莲花白炒肉片，这是我妈的拿手菜。我妈早上四点起来赶集，挑了半天才找到一颗看着还算水灵的莲花白。她回来路上还念叨着：“这菜都蔫了，得多放点姜丝提味。”

我村东头的刘大爷走了，就在前天晚上。

临走前，他还点名要吃莲花白炒肉片，这是我妈的拿手菜。我妈早上四点起来赶集，挑了半天才找到一颗看着还算水灵的莲花白。她回来路上还念叨着：“这菜都蔫了，得多放点姜丝提味。”

其实刘大爷那牙，哪能吃得动莲花白的脆劲？但我妈还是切得薄薄的，又炒得油光水滑。老人家闻着香味，眯着眼笑，筷子颤颤巍巍地夹了一筷子，细细地咀嚼了半天，又咽不下去，含在嘴里，最后还是我妈拿纸巾给他吐了。

“味道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刘大爷说，“就是没有春天那会儿的鲜。”

我妈抹了把眼泪，说：“等莲花白上市了，我再给你做。”

刘大爷点点头，笑得很平静。

那晚上他就走了，安安静静的。

葬礼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办的。来的人很多，整个村子几乎都到了，还有邻村的，甚至县城里也来了不少人。我妈一早就张罗着煮了四大锅稀饭，蒸了六笼馒头。村里的几个婶子都带着家里的咸菜和辣椒酱来帮忙。

刘大爷活了九十三岁，走的时候身边围着三十多个”儿女”。

可实际上，他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刘大爷是什么时候病的，好像没人说得清。

我记事的时候，他就住在村东头那间破瓦房里，整日咳嗽，腰也直不起来。村里人说他年轻时是拖拉机手，50年代在公社开过全县第一台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过每家每户门前，孩子们都跟在后面跑。后来不知怎么的，腰伤了，就再也没好过。

我小时候只觉得刘大爷是个怪人，总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村里的孩子路过都要绕着走，传言他的烟锅子里装的是狐狸骨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最普通的烟锅子，刘大爷抽的也是最便宜的烟丝，有时候甚至是自己种的烟叶揉碎了抽。那时候他还能下地，在屋后种两畦烟叶，青灰色的烟叶在风里摇晃，开着小小的白花。

我清楚记得他倒下的那天。那年夏天特别热，蝉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痛。刘大爷照常去照料他的烟叶地，但直到傍晚都没回来。是我爸在地里找到他的，他倒在烟叶地里，呼吸微弱，嘴唇发白。

医生说是心脏病加上中暑，再加上年纪大了，恢复的希望不大。村里人都以为他挺不过那个夏天。

但他挺过来了。只是从那以后，再也没下过床。

刘大爷躺下后，村里的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最先是我妈和几个村里的大婶开始轮流给他送饭。刚开始只是热饭热菜，后来发现老人家牙不好，就开始做些软烂的面食和稀饭。我妈周一负责，王婶周二，李婶周三…整个村子自发形成了一个轮值表，谁家如果有事，提前换班就是了。

那时候刘大爷还能自己上厕所，只是走路慢，需要人扶着。厕所是旱厕，离房子有段距离，每次去都是个折腾。村里的几个壮年男人商量着给他在屋里搭了个简易厕所，又用塑料布和竹竿隔出一个小空间当浴室。

我爸和村里的几个叔伯轮流去帮他洗澡，隔三差五理发刮胡子。刘大爷刚开始还不好意思，后来也就习惯了。

我记得有一次周末，我跟着爸爸去刘大爷家。爸爸帮他刮完胡子，又用热毛巾敷了脸，刘大爷就咧嘴笑，露出几颗黄牙。

“刘叔，”我爸突然问，“你咋没成家呢？”

刘大爷的笑容凝固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如常：“命里没那个福分。”

他转过头看着墙上的一张褪色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站在拖拉机旁的样子。那时候他穿着蓝色的工装，结实精神，笑容里满是骄傲。

“那时候忙着干活，想着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亲事。后来就… 后来就这样了。”

他没再多说。爸爸帮他把被子掖好，我俩就走了。

回家路上，爸爸给我讲了刘大爷的故事。刘大爷年轻时候是村里的能人，不但会开拖拉机，还会修，全公社的机械出了毛病都来找他。那时候他家里条件不错，原本和隔壁村一个姑娘定了亲，结果大跃进那会儿闹饥荒，全家都饿死了，只剩他一个。后来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换了粮食，分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孩子。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病。

“他没有儿女，可这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欠他一份情。”爸爸说。

照顾刘大爷的日子慢慢成了村里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这村不大，离县城有段距离，日子过得很闲。村里的老人白天没事就喜欢去刘大爷家闲聊，搬个马扎围坐在他的床边，话家常，说笑话，有时候还带着收音机一块听戏。刘大爷不怎么说话，但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村口的李婶是个寡妇，孩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她把刘大爷当成了倾诉的对象。每次去送饭，都要坐下来说上半天家里的事情，从儿子的工作到孙子的学习，再到自己种的菜长得怎么样。刘大爷就静静地听，偶尔给点建议。

“刘叔，你说我家娃考大学，要不要报外地的？”

“娃有本事，就该到外面闯闯。”

“可是外面乱，我怕他吃亏啊。”

“人这辈子不就是吃亏长本事吗？你放心，这娃心正，不会走歪路的。”

李婶就笑了，把饭碗往刘大爷手里塞：“多吃点，我今儿特意炖的排骨，软烂着呢。”

村里一到了农忙时节，照顾刘大爷的事情有时候会顾不上。但从来没有一顿饭落下过，就算天黑了，也总有人提着饭盒来。有时候是忙了一天的壮劳力，有时候是放学回家的小孩子。

张根娃读初中那会儿，每天放学后的工作就是给刘大爷送晚饭、喂药，然后陪他说会儿话。刘大爷教他下象棋，用纸壳剪的棋子，棋盘是用粉笔在木板上画的。张根娃后来考上了县城重点高中，寒暑假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刘大爷，给他带些城里的点心和水果。

村里人对刘大爷的照顾，从来不是出于责任或义务，而是一种习惯和感情。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下了场大雪，把村子都封住了。刘大爷的房子又旧又漏风，我爸和村里几个人商量着，要把他接到谁家过冬。

刘大爷却坚决不肯：“我这把老骨头，哪儿都不去，就在这等死就行了。”

村里人拗不过他，就轮流去他家烧炕。我爸负责每天早上去生火，晚上睡觉前再去添一次煤。村里几个男人合计着，趁着天气转暖之前，得把房子修一修。

就这样，一个星期天，全村的男人几乎都来了。有的修屋顶，有的糊窗户，有的修炕洞。女人们在厨房忙活，做饭给干活的人吃。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帮着递工具和水。

那天，刘大爷被抬到了村委会暖和的屋子里暂住。等他回到自己家时，屋子焕然一新：屋顶不漏了，窗户不透风了，墙缝都被细心地堵上了。炕也重新垒过，烧得热乎乎的。

刘大爷躺在新炕上，摸着崭新的炕席，老眼含泪。

“你们… 你们这是作啥？我这把老骨头，哪值得…”

“刘叔，您就甭说这个了，”我爸笑着打断他，“您安心养病，咱们还等着您教根娃他们下象棋呢。”

刘大爷那天破天荒地吃了一大碗饭，还喝了半两自家酿的米酒。

就这样，刘大爷在村子里又活了十五年。

村里的老人去世了几个，又添了几个新生儿。我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工作，结婚。每次回家，我都会去看看刘大爷，他似乎一直是那个样子，只是头发越来越白，牙齿越来越少，眼睛越来越浑浊。

但他的头脑一直很清醒，记性也好得惊人。他记得村里每个人的名字，知道谁家的孩子在哪里上学，谁家的媳妇怀孕了，甚至连村东头那条狗生了几只小狗崽都一清二楚。

这些年，村里人给他换过三次床，两次被褥。每到夏天，总有人来给他的房间安装电扇；冬天，有人托县城的亲戚买了最新款的电热毯。他的房间里有了电视，虽然只有三个台，但他每天都看新闻联播，然后津津有味地和来访的村民讨论国家大事。

照顾刘大爷的轮值表一直在变，有的老人去世了，有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但总有新人加入进来。最奇妙的是，这个轮值表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写在纸上，却在每个村民的心里。

去年，镇上搞新农村建设，说是要给村里的独居老人统一安排养老院。村长来找刘大爷商量这事，还没开口，村里的几个老人就先炸了锅。

“刘叔哪儿也不去！他就在咱村里住着！”

“是啊，他要去养老院，我们找谁说话去？”

村长也是本村人，哭笑不得：“上面是好意，觉得专业的地方照顾得更好…”

“放屁！”李婶直接站起来，“刘叔这些年，哪顿饭没吃好？哪天觉没睡好？哪次病没及时看？养老院能比我们照顾得更周到？”

就这样，刘大爷继续留在了村里，成了全村的”宝贝疙瘩”。

刘大爷的葬礼很简单，但很热闹。

村里人凑钱给他买了套新衣服，是中山装，他年轻时最爱穿的样式。我爸和几个叔伯给他刮了胡子，梳了头发。李婶和几个婶子把他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他爱吃的点心和水果。

按照当地习俗，出殡那天，村民们抬着灵柩，在村子里绕了一圈，让他最后看看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队伍经过他的烟叶地时，有人提议停下来。那块地现在归村集体了，但一直没人种，长满了杂草。今年春天不知为什么，那里竟然开满了烟叶的白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他告别。

村里的老人们哭了，年轻人也哭了。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那首刘大爷最爱的秧歌小调，其他人也跟着唱了起来。歌声飘荡在田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葬礼结束后，村长找到我，说刘大爷留下了一封信，是托村里的小学老师写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

我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迹：

“娃啊，我这辈子没成家，没有儿女，本该是孤独终老。但这些年，我比任何人都幸福。我有一个大家庭，比亲人还亲。人这辈子，能被人记住，就值了。我走了以后，你替我谢谢大家。告诉他们，我刘老汉这辈子，值了。”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字：“我的拖拉机模型，给张根娃的儿子。那娃喜欢机械，指不定以后有出息。”

我拿着信，站在村委会的院子里，看着眼前忙碌的村民们。有人在收拾桌椅，有人在洗碗筷，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扶着老人。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刘大爷没有儿女，但他有一个村子的亲人。在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每个人都是彼此的依靠，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那份最朴素的人情和善良。

他的床虽然空了，但他的故事和精神，会一直留在这个村子里，留在每个人的心里。

就像李婶常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不在乎活多久，在乎活得有没有人疼。”

刘大爷，他活得很有人疼。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