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绝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东北三省，退入关内。东北沦陷以后，数十万军民背井离乡，多年来的流亡生活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复土愿望。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把东北军调到陕
周桓/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绝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东北三省，退入关内。东北沦陷以后，数十万军民背井离乡，多年来的流亡生活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复土愿望。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把东北军调到陕北，迫使其充当“剿共”的先锋。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于10月中旬到达陕北吴起镇。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十五军团。11月，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配合，组织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灭东北军一 六师沈克的一个团。加上劳山战斗消灭了一一 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东北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一一 师、一 九师被歼，两个师的番号都没有了，军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其将领开始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早在这一年8月1日，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军便乘胜利形势，积极开展对东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这一工作。总政治部下设一个破坏部（后改成敌工部），却没有部长。当时，我任秘书长，杨尚昆主任对我说：“你兼破坏部部长，负责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始，我主要做被俘虏的大批东北军官兵的工作。针对东北军的处境，向他们宣传《八一宣言》，提出在全国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具体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东北军抗日，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等等。有一支歌《打回老家去》，很能打动东北军官兵的心。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对俘虏的东北军官兵也采取了宽大政策，从各方面予以关怀照顾。俘虏来的士兵，经过短期训练，全部释放回去。大约放回了两千多人。对被俘的军官，同样采取宽大政策。捉到一〇九师政训处长王某，也采取教育释放的办法。这大批人员释放回去以后，把他们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传播开去，使广大东北军官兵了解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就不攻自破。在前线，出现了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来往、座谈、联欢，东北军个别部队和红军暗自商定停火、互不侵犯的局面。特别是做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工作，收效更大。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我军俘虏。高在北京大学毕业，又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出国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他是最能打仗的团长，得到张学良的器重。他被俘，张学良很痛心。为了开展对东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彭总把高福源从后方请到前方，亲自耐心地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对高福源待如上宾，让他住在彭总驻地附近，部队演戏也让他去看。经过多次的耐心交谈，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表示要帮助我们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当他有了这种表示以后，彭总就将他的工作交由我来做。
甘泉城是东北军王以哲部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守卫的。他的师部和主力驻肤施（延安），我们总部驻甘泉城附近。此时，一 七师一部被我陕甘支队杨得志部和陕北红军围困在甘泉城里。甘泉城不好打，攻了几次没攻下来。我向杨尚昆主任建议，利用高福源的身份和他与刘翰东的关系，让他到阵地去喊话，做争取工作。
得到杨尚昆主任的同意，我和高福源于1935年12月一天的晚上，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甘泉城外我军阵地上。高福源对城里喊话，指名找参谋长刘翰东答话。少顷，刘翰东来到城墙上，问高福源：“你高福源，是红军拿枪逼着你说话的吧?”高福源回答说：“不是，我是自愿的。”刘翰东说：“若是你自愿的，可到城里面来谈。”这时，高福源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怎么办?我考虑如不让高福源进城，刘翰东会认为高福源不是自愿来喊话的，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我根据高福源被俘以后的表现，认为他对抗日是有一定觉悟的，便当机立断，决定让高福源进城和刘翰东面谈。
高福源进城以后，刘翰东对他非常热情，让他洗澡、更衣、吃饭，并且要他留下，说：“你回去再不好回来了。”高福源对刘详尽地讲了我党的方针政策说：“我在红军几个月，对红军的情况和他们的抗日主张基本了解。我们东北军只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联合抗日才有出路。”并说：“城外还有咱们的一个老乡（指我）等着我呢。”他顾不上洗澡、吃饭，也不更衣，大约深夜一点钟，就从城里回来了。见我们还在等着他，很高兴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走了呢。”接着把在城里和刘翰东会面的情况向我说了一遍。
我把高福源到甘泉城喊话和高福源发现城里驻军生活很苦的情况向杨尚昆主任和彭总做了汇报。彭总说：“要慰问他们。”并指示我准备粮食、猪肉、羊肉和蔬菜，准备进城去慰问驻军。三天以后，我准备了二十多个驴驮子，拿着总部的信进甘泉城慰问刘翰东的部队。我抓紧这个好机会，亲自向刘翰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刘翰东说：“红军好是好，但是有一点我不同意。你们是红军，苏联也叫红军，你们还不是一个政策!”他回忆说：“1929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和苏联红军打过仗，我是梁中甲下面的一个旅长，被苏联红军俘虏了。他们罚我们做苦工，生活很苦，那时我穿的汗衫，一直保存到现在。”他提起这段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我向他解释中国红军和苏联红军的俘虏政策不完全一样。但是，他的成见很深，一时难和他谈得通。我回来以后，马上向彭总和杨尚昆主任做了汇报。彭总说：“首先，做高福源的工作，打开缺口，甘泉也不要放松。”
高福源经过去甘泉城和刘翰东面谈之后，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坚决主张东北军不应该打内战，而应该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并主动提出：“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要把在红军看到的讲给少帅，说服少帅联合红军抗日。”我认为六十七军驻洛川，军长王以哲是高福源的军长，高福源有条件做王以哲的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他同意我的建议，并请示了彭总，做出决定把高福源放回了洛川。这是1936年的春天。
过了一个月左右，高福源又回来了。我问他：“你怎么回来啦?”他回答说：“我是奉命来的，有重大的事要办。”我把他带进屋里，他说：“这次是王以哲军长派我来的，少帅明天要到洛川来，请你们派一个代表与他见面，并商量抗日问题。”原来，高福源回洛川后见到了王以哲，由王以哲将他的情况报告给张学良。这时，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军内部地下党的工作和东北的进步民主人士开展积极的工作，东北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开始觉醒，促使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学良将军正急于找共产党联合抗日。我们放回高福源，正好起到了使我党中央与张学良将军建立联系的桥梁作用。
我马上向杨尚昆主任报告。杨尚昆主任立即用电话与彭总联系，彭总说：“这是好事，要请示党中央，看派谁去。”彭总立即用加急电报与瓦窑堡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联系。毛泽东同志回电的大意是：事情紧急，从后方派人来不及，让周桓去。当时，我考虑事关重大，任务很重，我的社会经验少，担心难以完成任务。于是，提出是否派一个更合适的人去。这时恰好李克农同志从外面工作回来了，我便向杨尚昆主任说：李克农同志做情报工作，他了解情况，又有经验，让他去比我更合适。杨尚昆主任同意我的建议，经与彭总在电话里研究，决定让李克农同志去。于是我就介绍李克农同志与高福源见了面。大约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送他们一同去了洛川。
李克农同志到了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后同张学良将军会谈。张学良提出有关抗战和统战等重大问题，并提出要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面。李克农同志回来以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1936年4月，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我党派周恩来副主席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将军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延安会谈是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关键，对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队和此后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