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实力,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打击消灭了萨达姆的部队,而对方毫无还手之力。这让全世界各国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担忧,因为美国的精准打击武器和信息化作战能力可以用来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一支军队,作为对手,谁都没有信心自己能比萨达姆做
我们继续聊克里斯·米勒的《芯片战争》。
之前讲了这么多,这期节目终于要说到我们自己了。
为什么芯片是中、美竞争的焦点?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芯片毫无疑问是双方竞争的焦点。
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实力,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打击消灭了萨达姆的部队,而对方毫无还手之力。这让全世界各国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担忧,因为美国的精准打击武器和信息化作战能力可以用来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一支军队,作为对手,谁都没有信心自己能比萨达姆做得更好。
此后30年,中国向高科技武器投入了大量资金,积极接纳未来战争将依靠的一切先进技术,军事实力迅速增长。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点,今天的中、美两国,首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尽管有博弈,有竞争,但绝不是对立,更不是什么“新冷战”,美国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也几乎为0。
但是,作为两个比肩而坐的大国,彼此都需要追求足够的安全保障,这是无法回避的。
曾经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抵消战略大获成功。当时针对苏联,美国制定过两次抵消战略,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以核武器威慑来抵消苏联在坦克和地面部队这些常规军事力量上的优势。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苏联在导弹等武器的数量上继续保持领先,而美国以精准打击武器和信息技术予以抵消。
大家都知道美苏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动手,美国抵消战略的成果最终是用在了萨达姆的身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军碾压性的获胜。
此后,美国就一直把在技术上保持绝对优势作为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
2014年的时候,美国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中国崛起,其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的军事优势。
未来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展开,从俄乌战争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二,那就是自动化、无人机、卫星、超高音速武器,还有网络战与电子战,而这一切一切的核心都是人工智能。
当然,对此我们也是很清楚,军方就曾明确地表示过:“未来的战争不仅是信息化,更是智能化。”人工智能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想要驾驭人工智能,需要三大要件,分别是数据、算法和算力。
首先,数据方面,中美双方差不太多,美国略占优势,因为它有多次现代战争的作战经验,有更多的战争数据。
其次,算法方面,聪明的算法依靠的是优秀的人才,全球顶尖的AI研究人员中,有29%来自中国,20%来自美国,18%来自欧洲,而有超过一半的,59%的顶尖人才都在为美国工作。因此在算法方面,中美之间有差距,但还不算太大。
最后,算力方面,算力由芯片提供,尽管近几年美国的优势已经明显削弱,但依旧遥遥领先。
我们在芯片生产中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非常依赖境外技术。
在整个芯片产业各环节中,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这样的,核心知识产权2%、设计软件不到1%、设计工具5%、制造材料4%、制造工具1%,整个制造业务只占全球的7%,而且这部分制造能力还不涉及高价值和前沿技术。
如果把上述的这些设计、材料、工具、知识产权、制造业务全部综合起来,在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6%,而美国是39%、韩国是16%,中国台湾是12%。几乎所有在大陆生产的芯片都可以在其他地方制造。
最先进的芯片,我们非常依赖于美国的软件和设计,美国、荷兰和日本的机器设备,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
综上所述,双方抵消战略的核心都是人工智能,而比拼人工智能的关键是算力,而算力就等于芯片。所以美国需要保持在芯片上的绝对领先优势,而我们呢?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全力追赶,尽可能的摆脱对于进口芯片的依赖。
我们的芯片产业为什么起步晚?
大家都说:“我们的芯片产业起步晚”,可为什么会起步晚呢?
之前我们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先后加入了全球半导体分工当中。而当时中国大陆也和这些地方一样,拥有许多能够吸引美国公司投资的因素,比如说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精英。
但是由于当时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中国不存在加入美国主导的半导体产业链这样一个可选项,加入不行,那我们另起炉灶自己搞,行不行呢?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已经将半导体确定为科研重点,呼吁国内各大高校和科学中心进行研发,甚至吸引了一批之前在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美国高校留学的中国科学家。
1960年,全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同一时间,中国就开始制造晶体管收音机了。
1965年,在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之后5年,中国工程师也制造出了自己的集成电路,眼看着我们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戛然而止,1966年“文革”开始,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被送往农村,他们的研究与生活都被完全破坏。中国只有少数地方躲过了这场动乱,由英国管治的香港,工人们正努力地在俯瞰九龙湾的仙童工厂里组装硅元件。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台湾,多家美国芯片公司都在那里设有工厂,数千名台湾工人在其中忙碌着。
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中国台湾、韩国和东南亚的芯片产业正在将大量的农民从农村里拉出来,为他们在工厂里提供着良好的工作。
之后的10年,英特尔发明了微处理器芯片,日本在内存芯片领域大展拳脚,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做。
等到70年代末,动荡平息,科学家们重新回到实验室,此时大陆的芯片产业已经远远落后于硅谷和日本,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
后来,我们树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科学技术被高度重视,加上中美关系正常化,学术交流的渠道恢复,我们才开始在半导体领域进行追赶。
但这条追赶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其中比较关键的事件,像是1986年的制定的863计划,1990年,由日本电气公司提供技术,合资成立的华虹NCE公司等等,我就不一一地展开细说了。
总之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付出了许多努力,尽管也培养了一批芯片技术人才,也建成了自己的芯片生产线,但是跟我们的投入的金钱与时间相比,和同时期国际上先进的半导体产业相比,结果确实不太令人满意。
我们后发追赶的三种思路
我们在后发追赶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基本上秉持着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给予补贴和投资支持。
作者米勒认为大量的政府补贴最终都被浪费掉了。各地方政府都想在自己的辖区内新建芯片厂,为了确保工厂建成,提供各种补贴。最终,芯片制造厂遍布各地,但是规模小,效率低,毫无竞争力可言。
很多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为了赚取政府补贴。
这样各地方各搞各的确实不行,那就把分散的投资补贴给集中起来,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巨大的半导体专项投资基金,就叫“大基金”。
其资金来自中国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地方政府投资机构,以及中国烟草,中国电信等国有企业,规模之大不是一般的风险投资可以比的。
“大基金”的重点投资方向就是芯片代工制造,期望能在大陆打造出一家“台积电”。当时一家先进晶圆厂的成本远远超过100亿美元,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能够玩得起的,也只有政府才有底气与实力去冒这个险。
然而十年过去了,大陆还是没能搞出一家台积电。
你可能会说:不是还有中芯国际吗?确实,中芯国际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跟台积电相比,差距还很大,最好的时候年营收都还不到台积电的十分之一。而且中芯国际还遭遇了台积电一系列的知识产权诉讼,最后创始人张汝京黯然离场,2015年的时候公司就已经相当于被政府接管。
投资与补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与国外的先进芯片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用“市场换技术”。
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常用的一种经济发展策略,在汽车制造、家电行业、通讯设备、轨道交通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市场换技术”这一招在半导体领域却不好用了,为什么?
因为高端芯片是卖家市场,而不是买家市场,可不存在顾客就是上帝这么一说。我买台冰箱,买西门子或者松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谁抢占了市场,谁就能获利。高端芯片不是市场导向的,而是技术导向,谁能在前沿技术上取得突破,谁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因此,所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都将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市场不但换不来技术,一旦掌握了最尖端的技术,所有的市场都是我的,甚至我都不一定愿意卖给你呢。
所以在高科技领域,只有自主创新突破一条路可走。
当时,既然我们有“市场换技术”的需求,于是IBM、高通等公司,将落后几代的芯片技术卖给了我们,赚取了不少好处。这些技术尽管在国际上落后,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需要的。那真叫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既然自己砸钱搞不定,市场换技术又换不来,于是便有了第三个思路,我直接掏钱去收购技术先进的公司可以吗?从商业上来说当然没问题,但如果牵涉到地缘政治因素,就不一样了。
比方说有着深厚背景的清华紫光集团就曾拿着天量的资金,想要收购海外半导体公司,但基本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清华紫光集团是清华大学为了把科研成果商业化而创立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发家靠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而是靠的房地产。
到了2013年,就在中国公布向半导体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的前夕,紫光集团宣布大举进军半导体行业,紧接着便拿到了“大基金”的投资。
2015年紫光集团董事长在接受福布斯采访的时候说公司的决策都是市场导向的,但外界的分析师们可都不这么看,只能说深厚的政商关系,给紫光提供了独特的视野与资源。
紫光集团拿着钱首先是跑到台湾,目标当然是台湾最有价值的两家半导体企业:台积电和联发科,台积电我们很熟悉了,是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而联发科则是除美国公司之外的,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
紫光集团豪掷千金,准备收购联发科,控股台积电。
张忠谋老爷子当然很会说场面话了,说只要是价格合适,对股东有利,我就支持。联发科也附和,说愿意携手提高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全球芯片产业中的竞争力,只要“台湾当局”允许,我们都欢迎。
结果“台湾当局”站出来,好话你们说,坏人我来做,直接就将清华紫光拒之门外。
不久之后,清华紫光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砸出230亿美元,要收购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美国企业家可不跟你说什么场面话,以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为由,直接拒绝。
随后,紫光集团不断地在美国进行尝试,破烂公司随便买,没问题。但只要是真正优秀的好公司,都不会让你染指。
通过购买先进的芯片公司提升自己在整个产业内竞争力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清华紫光集团也于2021年破产重组。
为什么投资补贴、市场换技术和海外收购,这些路径最后的结果都不太令人满意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半导体产业和其他的产业不一样,自集成电路发明以来,它就遵守摩尔定律,一刻不停地向前发展,只有真正拥有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不被摩尔定律抛弃。同时半导体又是当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高科技产业,自主创新的同时,还必须深深地嵌入到整个产业链体系之中,与上下游相互支持,协同创新,才能大有作为。
能够做到这一切的,从来都是企业,而不会是政府。
好在,我们也有这样的企业。
谁呢?华为!
华为有啥不一样?
华为大概是唯一一家让美国人都尊敬,同时也心生忌惮的大陆高科技公司。
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像是腾讯、百度、阿里、拼多多、美团,也都自诩为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有政策性的保护,称霸国内市场而无需面对国外互联网公司的挑战,一旦走出国门,往往难以竞争,所以美国人无需忌惮。
华为不一样,它在国内是个异类,而在国际上却是主流,它更像日本的索尼,韩国的三星,是在国际竞争中拼杀出来的,赚的是全世界的钱。
三星的李秉哲是怎么把三星从一家卖鱼的公司变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它一家公司的营收就相当于整个韩国GDP的10%,他怎么做到的?总结起来,就是三大策略。
第一,努力培养政商关系,获得有利的法规与廉价资本,也就是争取本国政府的强力扶持。
第二,找出西方与日本率先开发的产品,并学会以同等的品质以及更低的成本生产,也就是通过抄袭进行追赶。
第三,不断地追求全球化,在全世界寻求客户,同时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展开竞争,从中学习让自己越来越强。
三星就是这么崛起的,而华为也是一样。
它在各个阶段也都受到中国政府的扶持;起步的时候也借鉴国外首创的概念,然后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优质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最为关键的是华为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地面对海外竞争,不断地从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抢夺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华为和三星都是以相同的模式崛起的。
有人指责华为的成功是靠着窃取知识产权,华为也承认在公司的发展初期有过这样的事情,但很多科技公司起步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而这根本无法解释华为的成功,要知道窃取再多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都不足以打造出如今的华为。要说窃取情报的能力,谁能有当年的苏联克格勃的特工强?但苏联半导体产业发展成了什么样子,我们都很清楚了。
华为的成功就跟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公司一样,能开发出更高效的工艺,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
要知道华为的研发投入每年有150亿美元,这是国内其他高科技公司的好几倍,放眼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也只有谷歌、亚马逊等少数几家美国公司能与之相比。
早在1999年,华为就愿意花5000万美金的咨询费,请IBM来帮自己优化公司管理流程,可见其雄心、远见与智慧。
华为从倒卖、生产电信交换器起家,发展到自家的电信设备已经成为了世界移动互联网的支柱。在许多国家只要使用手机就一定会用到华为的设备,就像是使用个人电脑一定会用到微软的产品,或者在境外上网就一定会用到谷歌一样。
在自己的业务遍布全球之后,华为又进入了智能手机领域。
一直发展到2019年,华为手机的全球销量超越苹果,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三星。
最为关键的是,华为手机的处理器麒麟芯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手机逻辑芯片,完全是由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设计的,之后交由台积电生产。海思当年已经成为仅次于苹果的,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客户。
这还不算完,华为还成长为了全球5G网络的领导者,而5G代表着未来。不仅是智能手机当中,华为建设的基站等通讯设备中都大量使用由华为海思设计,由台积电代工生产的最先进的芯片,华为的成就足以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作者米勒认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从2019年算起,也就是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芯片的影响力就能够与美国硅谷相匹敌。这不仅会改变世界的科技与贸易格局,也将影响到世界的政治与军事格局。
而这是美国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美国必须出手了。
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聊。
我是晓书童,我在晓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
来源:晓书童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