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宝马——以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为例

摘要：乾隆皇帝热爱书画，在许多书画上都留下了题词和钤印，《石渠宝笈》专为收录这些书画而编纂。在《石渠宝笈》收录的绘画中，大约有500余幅动物绘画，几乎所有绘画都有乾隆皇帝的钤印，更有不少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词。

乾隆皇帝热爱书画，在许多书画上都留下了题词和钤印，《石渠宝笈》专为收录这些书画而编纂。在《石渠宝笈》收录的绘画中，大约有500余幅动物绘画，几乎所有绘画都有乾隆皇帝的钤印，更有不少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词。

在这些动物绘画中，西洋画师的作品是一类特殊的存在——绘画中的动物主体往往有西洋油画的风格，但在背景上却又有中国画的淡雅。在这些善于创作动物画的西洋画师中，最著名的是郎世宁、艾启蒙等人。

今天可见的清宫西洋动物画，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各类进贡动物的“特写”，如郎世宁绘《爱乌罕四骏图》、艾启蒙绘《宝吉骝图轴》、贺清泰与潘廷章合绘《廓尔喀贡马象图》等；另一类则是更为宏大的动物场景，如郎世宁《八骏图》、艾启蒙《百鹿图》等。作为重要的进贡动物，“马”成为重点创作对象。

图一郎世宁《八骏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每一幅动物绘画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但很可惜，绘画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因此，想要了解这些绘画背后的故事，就需要借助各类文献和档案。本文便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为例，探索动物绘画背后的故事。

图二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画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四匹骏马的来历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位名叫密尔哈的爱乌罕使臣，同其他各国使臣一起，在紫禁城午门前等待乾隆皇帝的到来。这一天，乾隆皇帝在重华宫接见了包括密尔哈在内的使臣们。爱乌罕大致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是清朝最西边的属国，这位爱乌罕使臣给乾隆皇帝带来了什么呢？

时间倒拨回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乾隆皇帝收到了一封来自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的奏折，奏折上说：“（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拔达克山穆喇特伯克等，前来贸易，告称：起程以前，闻爱乌罕欲遣使入觐贡马，已至拔达克山（即巴达克山）。”这是关于爱乌罕使臣的最早记载。

十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上谕，指示沿途官员们准备款待爱乌罕使臣密尔哈一行，“请令沿途各督抚，豫备筵宴”。正是乾隆皇帝的重视，密尔哈进京沿途各地的官员们的奏折纷纷入京，具体如下表：

从第一封交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到沿途无数奏折，都提及密尔哈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贡马”。但据《清实录》记载，密尔哈除了前文提及的一次活动外，又在北京参与了两次活动：一次是二十八年一月六日，在紫光阁参与乾隆的宴请；另一次则是一月九日，在畅春园西厂参与乾隆的宴请，并观摩了阅兵。这两次记载均没有提及“贡马”。此外，在乾隆皇帝一月十一日给爱乌罕的敕书中，也没有提及“贡马”。

那么，密尔哈究竟有没有带来马呢？

《清朝通典》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爱乌罕）遣使来朝，进金纸表文，凡重四译乃至，诏赐宴赉如例。二十八年三月，爱乌罕贡马四匹，马皆高七尺长八尺，自后贡献不绝。”《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爱乌罕）遣使臣密尔汉来朝，宴赉优渥。二十八年三月，爱乌罕遣使和卓密尔哈贡马。”这表明，爱乌罕的贡马，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到达北京。

但《大清一统志》中的记录则指出，密尔哈一行在得到乾隆的敕书后就已准备离京，“二十八年正月，颁敕书嘉奖，遣使归国”。乾隆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上谕，也证明了密尔哈一行的离京时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刘统勋、梁诗正等人给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的题跋中也说：“乾隆二十七年冬，其汗爱哈莫特沙颙慕皇化，遣使和卓密尔汉赍表贡马，权奇倜傥，皆高七尺、长八尺而赢。”

图三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题跋

难道“密尔汉”和“密尔哈”是两个人？其实翻阅清朝的各类文献不难发现，“密尔汉”“密尔哈”都是指文章开头的那位爱乌罕使臣，不同的汉字只是翻译问题，毕竟语言不通，进给乾隆的“金纸表文”都需要“重四译”。另一方面，密尔哈分别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二十八年三月两次觐见也是不可能的。其一，北京至爱乌罕距离遥远，来回时间不够。其二，在二十七年的这一次觐见路途上，已经有多次提及“贡马”一事，如来觐见两次，怎会第二次一点记载都没有？

那只能说明，爱乌罕的贡马并没有随密尔哈入京，而是后续再单独护送入京。这一猜测从行程时间上来说是成立的，但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呢？有学者在研究中翻译出的满文档案和文献可以验证这一猜测。根据《回疆则例》卷九《哈萨克等朝觐贡马》的记载，多数情况下，各部进献皇帝的礼物先由朝觐使臣携来，留于伊犁、喀什噶尔或叶尔羌等地暂存，经各处官员检收再解送至京，而使臣则速行赴京觐见。更进一步，为避免马匹不堪路程遥远而倒毙，清朝边臣一般将马匹暂留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饲喂歇养，再护送至京。可见，贡马一般不与使臣一同入京。而更直接的证据则是乾隆《爱乌罕四骏歌》（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的题画诗）中的一句诗：“使者邮至早赐遣，按程马到怜穿蹄。”可见爱乌罕的贡马到京时间晚于密尔哈一行的进京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爱乌罕的贡马终于到了北京，它们在北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又如何被郎世宁绘制成画？

二、郎世宁笔下的骏马

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是如今人们较为熟悉的由晚清政府创办的动物园性质的公园。其实，在乾隆时期，皇家就有很多管理各类动物的机构。根据《大清会典》《国朝宫史》等材料的记载，有些机构是为了饲养动物以便于宫中日常出行、祭祀，如上驷院负责马匹、銮仪卫驯象所负责养象、庆丰司负责祭祀的牛羊；也有些机构是单纯养宠物的，如养牲处“专司蓄养禽兽”、鹰房“专司畜养鹰鹞”、狗房则负责“蓄养猎犬”。这些动物管理机构大多隶属于清宫内廷的“大管家”——内务府。同时，根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作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中如意馆的相关存档，乾隆曾下旨：“着艾启蒙将黑猿、猴儿、山猫、睡虎各画一张，着方琮布景，其猿猴猫虎向养牲处要，钦此。”可见为了给动物们作画，这些动物馆管理机构也与郎世宁、艾启蒙等西洋画师所供职的造办处如意馆有所联系。

图四北京动物园近景，笔者摄于2025年1月17日

在目前可见的材料中，《清朝通典》对爱乌罕所贡之马的去处做了说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哈萨克、巴达克山、爱乌罕诸部先后遣使贡马，其尤（优）者则御定嘉名，余皆分入各厩，每日供直。”其又载各马厩属上驷院管辖，“国朝定制，设上驷院，掌在京内厩、外厩，及边外各牧场之政”。爱乌罕所贡四马，得到了乾隆皇帝御定的“嘉名”——超洱骢、徕远骝、月騋、凌昆白，但它们是否得到了上驷院精心饲养，还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读。

无论如何，这四匹马不仅得到了乾隆御定的“嘉名”，也得到了清宫如意馆画师郎世宁的作画。根据《活计档》记录，这幅画在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之前就已画毕，“九月二十六日，首领董五经交郎世宁画爱乌罕四骏手卷一卷”。随后，传旨“着交如意，配袱彆（别）样子，发往南边依从前做法照样子做来，钦此”。

《石渠宝笈续编》收录宁寿宫藏的一幅“郎世宁画爱乌罕四骏手卷”，其中记载：

【本幅】宣纸本，纵一尺二寸八分，横九尺三寸，设色，画爱乌罕所贡四骏，俱满洲蒙古汉文回部四种书标名。一横立青色曰超洱骢，高七尺六寸长八尺四寸；一竦立赤黑色曰来远駵，高七尺七寸长八尺四寸；一回望跷一足黄白色曰月【骨出】騋，高七尺八寸长八尺三寸；一正立白色曰凌昆白，高七尺五寸长八尺三寸。款，臣郎世宁恭绘。钤印一，臣郎世宁。

……

【鉴藏宝玺】乐寿堂鉴藏宝、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

图五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中的四匹骏马

通过比较《石渠宝笈续编》对“郎世宁画爱乌罕四骏手卷”的记录，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郎世宁绘《爱乌罕四骏图》，四匹马的姿态、乾隆御笔题诗的内容、乾隆钤印的款式均相同，可以确定为同一幅画，且很大可能是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如意馆首领董五经所上交的“郎世宁画爱乌罕四骏手卷”。

乾隆皇帝对这幅画喜爱有加。在书画鉴赏中，“乾隆七玺”非常重要，这是一幅画是否得到乾隆皇帝喜爱的重要依据。所谓“乾隆七玺”，指的是七枚乾隆皇帝的印章，这些印章会出现在乾隆皇帝认为最优秀的书画作品上。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集齐了七枚印章，从画卷从右往左依次是：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玺、宝笈重编、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在题画诗《爱乌罕四骏歌》中，乾隆皇帝更表达出对四匹骏马本身的喜爱：“别毛按品予嘉号，永志底贡无乖暌。”

图六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上的“乾隆七玺”

但是，这种喜爱绝不仅仅是四匹马。根据李皛《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关系新探》的研究，爱乌罕使臣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并不愿意下跪，“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因此，乾隆皇帝认为：“今观其使臣等举止，足见爱乌罕并非明理之部落……纵览爱乌罕所遣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故而对于爱乌罕贡马的喜爱，更是为了强调清朝“天朝大国”的姿态，警告爱乌罕不要轻举妄动。观览《爱乌罕四骏歌》全诗：

天山左右多回部，声教古艰通译鞮。

分疆划界各领众，其名不可偻指稽。

爱乌罕实土著国，遥在拔达山更西。

遣使进表非招致，浡泥蜡纸金字题。

先以京马色不一，嘉诚那责比物齐。

使者邮至早赐遣，按程马到怜穿蹄。

曰骢超洱菊花簇，度西海忽蹀金堤（右超洱骢）。

昂藏之骝若喷玉，用昭徕远房星低（右徕远骝）。

有騋有騋生月，一形十影耳竹批（右月【骨出】騋）。

凌昆之骏色正白，不须鞭策行追霓（右凌昆白）。

高逾七尺长八尺，为龙一一皆駃騠。

于阗董毡四五尺，伯时图画犹艳提。

别毛按品予嘉号，永志底贡无乖暌。

所幸在此惧在此，太保作训吾将徯。

其表现出爱乌罕之于清朝的“属国”地位，以巩固清朝的“天朝大国”格局。而这四匹来自爱乌罕的贡马，则是一种“朝觐”的象征，成为乾隆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桥梁”，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方式。郎世宁所绘的《爱乌罕四骏图》，将这一段历史以图像的方式封存，让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见这一段历史的彩色细节。

图七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上的乾隆御笔题诗

三、清宫中有关“爱乌罕四骏”的藏品

根据《活计档》的记载，与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一起被交上去的，还有一幅“金廷标摹李公麟法画爱乌罕四骏手卷”，其藏于淳化轩，《石渠宝笈续编》有收录：

【本幅】宣纸本，纵一尺三分，横六尺二寸三分，设色，画马四，皆清汉书标名。曰肀洱骢，高七尺六寸，长八尺四寸，青白色；曰来远駵，高七尺七寸，长八尺四寸，枣红色；曰月【骨出】騋，高七尺八寸，长八尺三寸，黄色；曰凌昆白，高七尺五寸，长八尺三寸，白色。回人效马者三，刷者一。欵（款），臣金廷标恭绘，钤印二，臣标。

……

【鉴藏宝玺（七玺全）】：淳化轩、淳化轩图书珍秘宝、乾隆宸翰、信天主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乐意寓静观、天根月窟。

“金廷标摹李公麟法画爱乌罕四骏手卷”（以下简称“金廷标爱乌罕四骏手卷”）并没有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这么幸运。这幅画虽然收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也有乾隆皇帝的“七玺”，但并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只能根据乾隆的题画诗以及档案文献，对这幅画做出两点推测。

其一，“金廷标爱乌罕四骏手卷”应该创作于乾隆二十八年三月至九月二十六日间，并晚于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乾隆在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上的题画诗落款时间为“乾隆癸未暮春”，即四匹骏马到京时间——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所有与“爱乌罕四骏”有关的绘画均应晚于这一时间。更进一步，乾隆在“金廷标爱乌罕四骏手卷”上的题画诗为《命金廷标摹李公麟五马图法画爱乌罕四骏因叠前韵作歌》，在这首诗中，乾隆认为郎世宁所绘的四匹骏马虽然“着色精细入毫末”，与真正的骏马十分相似，但“似则似矣逊古格”，于是又让金廷标模仿李公麟画马的方法再绘制一幅“四骏图”，因此其创作时间应该晚于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同时，根据《活计档》的如意馆存档，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这幅画已经与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一起被如意馆首领董五经上交。

图八李公麟《五马图》画芯，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其二，“金廷标爱乌罕四骏手卷”在绘画内容与意境上与李公麟《五马图》相仿。根据《石渠宝笈续编》的记载，金廷标的画中有四个人，其中三人牵马，一人刷马，这与李公麟《五马图》中每一匹马都配有一个牵马人相同，而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中则没有人的出现。乾隆评价金廷标这幅画为“以郎之似合李格”，概括出这幅今人不曾见的名画的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可见的文物中，除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紫檀木边座爱乌罕四骏图插屏”，正面雕刻出来自爱乌罕的这四匹骏马穿行于山川森林之间，背面则是御制诗文（没有背面公开图片，故内容不详）。结合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和《石渠宝笈续编》，这四匹马从左往右依次是：超洱骢、凌昆白、徕远骝、月【骨出】騋。

图九紫檀木边座爱乌罕四骏图插屏，现藏故宫博物院

总之，乾隆皇帝对郎世宁和金廷标所绘的两幅“四骏图”都表现出了喜爱，但“金廷标摹李公麟法画爱乌罕四骏手卷”并没有传世，只能通过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乾隆的题画诗和李公麟《五马图》对其做出推测，实是可惜。

四、结语

近年来，影像史和动物史研究方兴未艾。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后，动物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会借鉴历史影像，而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则可以利用一些较为写实的绘画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清代宫廷画院的西洋画，写实之风尤其明显。

《爱乌罕四骏图》由郎世宁于乾隆二十八年绘制于造办处如意馆。通过对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中所绘制四匹骏马来历的分析，乾隆平定准噶尔以后西部诸部朝觐贡马的大致流程以及贡马的去向大致明晰。乾隆皇帝对这幅画的喜爱，体现在将其收入《石渠宝笈续编》并完整钤印“乾隆七玺”，但画中的四匹贡马连同这幅画本身，更有着乾隆时期对外交往“桥梁”的重要意义，彰显出“天朝大国”的姿态。

此外，清宫中亦有很多其他有关“爱乌罕四骏”的藏品，如不存于世的“金廷标摹李公麟法画爱乌罕四骏手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檀木边座爱乌罕四骏图插屏”。郎世宁《爱乌罕四骏图》为这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清宫藏品的分析提供了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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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0. 傅恒、董诰：《皇清职贡图》，嘉庆十年武英殿增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