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社会，对于成吉思汗的最大负面的评价就是杀人，如果给孩子起名叫成吉思汗，那就等于教孩子杀人。他们认为成吉思汗的西征给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往往摧毁城镇，屠杀人民，抢夺财物，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东欧被蒙

在西方社会，对于成吉思汗的最大负面的评价就是杀人，如果给孩子起名叫成吉思汗，那就等于教孩子杀人。他们认为成吉思汗的西征给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往往摧毁城镇，屠杀人民，抢夺财物，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东欧被蒙古人占领的地区出现了大量难民逃往西欧，给西欧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成吉思汗把恐怖作为一种政体，把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对反抗的城市和人民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如屠城等，这种行为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尤为残暴。

可是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和成吉思汗一样，杀人不眨眼，却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标杆。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

“Joshua”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语“Yehoshua”，意为“上帝是拯救者”，在希腊语中为“Iēsous”，拉丁语中为“Jehoshua”，最终演变为“Joshua”。在《圣经》中，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和继任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并征服迦南地，因此这个名字象征着领导力、勇气和坚韧。

“Joshua”的影响深远，它不仅在宗教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还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认可。自1979年以来，它一直是美国男孩前十大名字之一。这个名字传递出信仰和希望，被认为是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名字，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约书亚是《圣经》中的重要人物，他是摩西的助手和继任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他原名何西阿，意为“拯救”，后被摩西改名为约书亚，意为“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年轻时就跟随摩西，曾在旷野中与亚玛力人作战并取得胜利。在摩西去世后，上帝亲自呼召约书亚，命他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

约书亚在上帝的指引下，带领以色列人攻占了耶利哥城和艾城等重要城市。他以坚定的信心和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将迦南地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约书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更是一位和成吉思汗一样杀人不眨眼的人物。

下面是《圣经.约书亚记》的记载:

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后，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当日，约书亚夺了玛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玛基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玛基大往立拿去，攻打立拿。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立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立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立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矶伦去，对着伊矶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矶伦上希伯仑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仑和属希伯仑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矶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璧，攻打这城，就夺了底璧和属底璧的城邑，又擒获底璧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底璧和底璧王，像从前待希伯仑和立拿与立拿王一样。

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约书亚从加低斯·巴尼亚攻击到迦萨，又攻击歌珊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

注意了，约书亚的主张不仅仅是成年男性需要杀死男女老少甚至所有生灵。连动物都不要放过。

甚至城市里面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留着。

《约书亚记》第七章中记载了亚干的故事。在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后，约书亚曾告诫众人不可取城中的任何财物，因为这些财物都是当灭之物。然而，犹大支派的亚干因贪心，偷取了一件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银子和一条重五十舍客勒的金子，并将这些财物藏在自己的帐篷里。

以色列人在随后攻打艾城时遭遇惨败，三十六人被杀，全军溃败。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在上帝面前痛哭，寻求指引。约书亚后来表示，以色列人中有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因此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

为了找出犯罪之人，以色列人通过抽签的方式，最终确定了亚干。在约书亚的追问下，亚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随后，亚干被带到亚割谷，他和他所有的财物以及家人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并用火烧毁。众人在亚干的尸体上堆起一大堆石头，以示警戒。此后，以色列人再次攻打艾城并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约书亚的手段比成吉思汗还要残忍。

史学界对《约书亚记》杀人屠城记载的批评及对约书亚的争议，但是没有影响西方文化对他的推崇。

（一）种族灭绝与现代伦理冲突

《约书亚记》中记载的“杀绝净尽”（herem）行为，被现代学者普遍视为“种族灭绝”的典型案例。以色列人对迦南34座城市的无差别屠城，包括耶利哥、艾城等，无论男女老幼甚至牲畜均被消灭。这种暴力行为被18世纪思想家廷德尔（Matthew Tindal）批判为“不宣而战的反人类行为”，尤其是对婴儿的屠杀，被认为违背了基本的人道原则。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更是将约书亚称为“伪善而野蛮的刽子手”。

（二）神权合法化的暴力困境

部分学者指出，约书亚的暴行被《圣经》解释为“执行上帝的审判”，但这一神学辩护引发了道德悖论：如果屠杀是神的旨意，那么如何调和全能、全善的上帝与大规模杀戮之间的矛盾？奥古斯丁（Augustine）等神学家试图以“神的意志超越人类道德”来辩解，但现代伦理学认为这种逻辑剥夺了人类对善恶的自主判断权。

（三）历史影响与殖民暴力延续

《约书亚记》的叙事为后世殖民暴力提供了“神圣化”的模板。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在摧毁阿兹特克帝国时，宣称“如同约书亚毁灭耶利哥”；英国清教徒登陆北美时，将原住民比作“等待审判的迦南人”。这种将殖民屠杀等同于“神圣使命”的叙事逻辑，本质上是将约书亚模式从宗教文本移植到现实政治。

考古学家威廉·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曾试图以“文明等级论”为约书亚屠杀辩护，认为这是“高等文明取代低等文明的必然过程”。这种论调在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广泛援引，例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镇压刚果时，便以“清除野蛮习俗”之名实施种族灭绝。约书亚主义（Joshuaism）由此演变为一种殖民意识形态，将暴力征服与文明传播捆绑。例如，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征服美洲均援引约书亚模式，以“清除异教”为名实施屠杀。以色列建国后对巴勒斯坦的侵占与军事行动，也被视为约书亚叙事的现代延续。

约书亚的战争叙事深刻影响了西方军事伦理。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教皇乌尔班二世直接引用《约书亚记》6:20的“吹角破城”典故，宣称“城墙会在虔诚的呼喊中崩塌”；然而当耶路撒冷城墙并未如预期倒塌时，十字军转而实施无差别屠杀，完成对“神圣暴力”的世俗化扭曲。这种对圣经叙事的工具性使用，在近代演变为“正义战争论”的理论基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将斩首行动命名为“约书亚之剑”，即是典型例证。

更值得关注的是约书亚模式对现代军事技术的隐喻影响。以色列国防军的“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战术，其命名便暗含“约书亚式精准审判”的宗教意象；美国“斩首行动”的无人机代号常以Joshua命名，将高科技杀戮与神圣使命结合。

在当代政治话语中，约书亚形象被极端化为排他性民族主义的象征。2023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袭击杰宁难民营时，公开宣称“我们正在完成约书亚未竟的事业”；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团体更将巴勒斯坦人污名化为“现代亚玛力人”，要求实施“神圣灭绝”。这种叙事甚至影响了地缘战略，例如特朗普政府将戈兰高地归属权赋予以色列时，其声明特别提及“这是约书亚征服的土地”。

（一）考古证据的全面反驳

1. 耶利哥与艾城的矛盾：凯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对耶利哥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城在公元前14世纪已废弃，而《约书亚记》记载的征服时间（公元前13世纪）实为一片废墟。艾城更是在公元前2300年至1200年间完全无人居住，屠城记载纯属虚构。

2. 大规模征服缺乏证据：美国考古学家威廉·迪佛（William Dever）指出，《约书

耶利哥城墙倒塌

亚记》中34个被征服地点仅有3-4处存在公元前13世纪末的破坏痕迹（如夏琐），且无法证明是以色列人所为。巴勒斯坦90%的上古遗址未发现同期毁灭证据。

（二）文本内在矛盾

1. 《士师记》的矛盾：《士师记》第一章明确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仍需与迦南人争夺土地，与《约书亚记》“全地尽灭”的宣称矛盾，证明迦南人未被彻底消灭。

2. 年代学冲突：圣经年代学与埃及、两河流域历史记录存在冲突，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缺乏对应考古证据。

（三）历史重构与意识形态叙事

学者认为《约书亚记》可能是公元前7世纪犹大王国为强化民族认同而编纂的“建国神话”，通过夸大军事胜利塑造以色列的神权合法性。例如，奥尔布赖特（William Albright）的“征服模式”曾支持《圣经》叙事，但被后续考古发现推翻。

（一）军事领袖的残暴化形象

约书亚被塑造为“神权战争工具”，其形象因屠城记载而饱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其行为缺乏古代战争伦理中的节制（如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甚至超越了亚述等帝国的暴力尺度。

（二）神权合法性的质疑

约书亚的“神圣使命”被视为权力建构的产物。例如，耶利哥城墙坍塌的“神迹”被考古证伪后，其领导权威的宗教基础受到动摇。

（三）现代政治与教育的延续性批判

1968年以色列心理学家塔马林的调查显示，接受圣经教育的学生中66%支持“约书亚式”屠杀阿拉伯村庄，反映出《约书亚记》对暴力合法化的深远影响。当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扩张政策，常被比附为“新约书亚模式”，引发国际伦理争议。

在文化层面，许多文学作品、艺术创作都以约书亚的故事为蓝本，进一步强化了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力。

此外，约书亚的名字还与耶稣基督的名字在语言上存在联系，很多人认为，约书亚不仅是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军事领袖，更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希腊文“耶稣”（Iēsous）正是约书亚名字的变体，这一语言联系将约书亚的征服行动与基督的救赎使命直接绑定

Joshua这个词象征着拯救、希望、领导力和勇气，成为西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约书亚的推崇以及对成吉思汗的批评，正好说明了西方文化的虚伪。约书亚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将“神圣暴力”编码为文明基因的过程。从名字的隐喻到领土的争夺，从军事伦理到殖民记忆，约书亚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中难以剥离的暗流。这种影响的危险性在于，当宗教叙事与世俗权力结合时，暴力会被赋予自我复制的永恒正当性——正如本雅明所言：“任何关于神圣暴力的讨论，最终都会沦为对暴力的神圣化。”在文明冲突加剧的当代，重审约书亚遗产的复杂面向，或许正是解构暴力合法性的起点。

来源：盖世英雄玉椒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