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时期武庙排位与中，三国名将张飞地位远高与同一阵营的关羽，一个排位26，一个排位54，相差倍数。但宋后期，到元明清，关羽的地位渐渐升高，直至远超张飞，甚至名列首位的奇怪现象。细细分析品味，带给人的沉思颇有启发。一个轨迹就是华夏民族的勇武之气，随着关羽走上神坛

唐宋时期武庙排位与中，三国名将张飞地位远高与同一阵营的关羽，一个排位26，一个排位54，相差倍数。但宋后期，到元明清，关羽的地位渐渐升高，直至远超张飞，甚至名列首位的奇怪现象。细细分析品味，带给人的沉思颇有启发。一个轨迹就是华夏民族的勇武之气，随着关羽走上神坛，超越张飞、马援、白起、霍去病、韩信等，逐渐衰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试着从背后涉及历史评价体系、文化塑造、政治需求和宗教神化等多重因素来作具体分析：

一、唐宋武庙排位的历史背景

武庙设立与评价标准

唐代武庙（太公庙）以姜太公为主祀，配祀历代名将，核心标准是军事才能与历史功绩。张飞在唐德宗时期的武庙六十四将中确有记载，但关羽的入选时间较晚（宋真宗时期）。唐宋时期对两人的评价侧重战功：

张飞：史载其“雄壮威猛”，长坂坡断桥、巴西之战击败张郃等战绩突出，且性格粗中有细（如义释严颜），符合唐代对“勇略兼备”武将的推崇。

关羽：虽有过水淹七军的高光时刻，但最终败走麦城、失荆州，军事成就存在争议；且唐代更重视对统一王朝的贡献（如诸葛亮），关羽因效力地方政权（蜀汉）而被相对忽视。

宋代武庙调整

宋真宗时期扩增武庙名单，关羽虽入选，但地位仍低于张飞。此时儒家伦理尚未完全主导武将评价，忠义形象未被过度拔高，军事能力仍是主要考量。

二、关羽地位逆袭的核心原因

1. 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忠义符号的塑造

宋代以降的中央集权强化：宋元明清统治者需强化“忠君”思想以巩固政权。关羽“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等事迹被提炼为“忠义”的完美象征，远超张飞的“勇猛”标签。

明清帝王的神化加封：

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使其成为国家祭祀的正神。明神宗，就是后世熟知的万历帝，明朝走向没落的背后推手。

清代顺治帝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时期更将关羽与孔子并称“文武二圣”。张飞仅停留在“猛将”层面，未获类似政治资本。这可视为满清统治者为统治的需要采取的政治手段。

2. 文学与民间文化的助推

《三国演义》的定型作用：元明时期的三国故事经罗贯中加工后，关羽被塑造成“儒将”典范——夜读《春秋》、重诺轻生死，形象兼具神性与人性。而张飞的形象则趋于脸谱化（鲁莽、嗜酒），缺乏道德深度。

戏曲与说书传播：民间艺术中关羽的“红脸忠义”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市井文化的道德楷模，而张飞多作为配角出现。

3. 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神化

佛教与道教的吸纳：

隋唐佛教将关羽列为护法伽蓝神；

宋代道教封其为“崇宁真君”，明清时期更晋升为“关圣帝君”，成为驱邪、招财、护民的万能神祇。

行业神崇拜：关羽因“诚信”特质被商人奉为财神，因“侠义”被江湖帮派尊为保护神，形成跨阶层的信仰网络。张飞则无此广泛神格化。

4. 儒家伦理的兼容性

士大夫阶层通过关庙祭祀强化道德教化。张飞的“暴而无恩”（《三国志》评语）则难以融入儒家价值体系。

三、对比：张飞为何未能“封圣”？事实上，这里已经不单纯是在说张飞了，而是指所有武庙原本高居前列的其他武将了。

形象局限：张飞的历史形象以勇猛暴躁为主，缺乏关羽的“文雅”特质（如读《春秋》），难以被士大夫阶层接纳。也就是是士大夫阶层，后世的文人统治所宣传及需要。

缺乏政治包装：历代帝王未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无系统化的加封与祭祀体系。

民间信仰薄弱：张飞在民间多被视为“门神”或地域性神祇（如四川阆中），影响力局限于局部。

四、从“名将”到“圣神”的蜕变

关羽地位的跃升本质是政治、文化与宗教合力的结果：

唐宋重功绩，故张飞因战功显赫而排位较高；

明清重道德，关羽因契合忠义符号被推上神坛。

这一变迁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到“崇文”，从“重实绩”到“重教化”的价值转向，关羽由此超越历史真实，成为跨越三教、统合官民的超级文化符号。

但很可悲的事实就是重教化的结果就是国力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步落伍，后世屡次出现的丧权辱国条约不是偶然的。

来源：宋代的梦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