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播学术史中，法兰克福学派素以艰深晦涩的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然而，在批判理论之外，还有什么？为回答此问题，本文重访法兰克福学派的战后大型舆论研究“组群实验”。通过理清该研究的起因、方法、过程与反响，本文深度呈现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群实验”研究与经验之维。有别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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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播学术史中，法兰克福学派素以艰深晦涩的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然而，在批判理论之外，还有什么？为回答此问题，本文重访法兰克福学派的战后大型舆论研究“组群实验”。通过理清该研究的起因、方法、过程与反响，本文深度呈现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群实验”研究与经验之维。有别于主流叙事的刻板形象，法兰克福学派无意搭建“空中楼阁”式的批判理论，而是致力于将经验研究与批判理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文章追问为何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被遮蔽。通过回溯北美与本土传播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叙事可知，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并非自然而然地淹没于传播学术史的长河之中。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经验之维的“被遮蔽”涉及多方面的结构因素。

作者简介

陆国亮，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传播学术史中，法兰克福学派素以艰深晦涩的批判理论闻名于世。即便在距离学派诞生地颇为遥远的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见诸于众多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教科书。由于学派相关理论常作为考题出现在各类考试，甚至不少新闻传播学学子对阿多诺（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法兰克福学派哲人关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哲思“如数家珍”。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化为批判理论的符号象征（连水兴，2018），这恐怕连界定批判研究范式与行政研究范式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都始料未及。时至今日，法兰克福学派在传播研究中仍有极强生命力，无论是经典人物（阿多诺、本雅明）抑或新一代成员仍受传播研究者关注（曾一果，2016；郭旭东，2021；孙藜，2021；温旭，2022）。然而在此类研究中，研究者也主要视法兰克福学派为批判理论的化身。换言之，在法兰克福学派几乎等同批判理论的今日，我们也许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批判理论之外，法兰克福学派还有什么？事实上，从早期的“权威与家庭”研究到美国时期的“威权人格”研究，再到战后的“组群实验”研究，经验研究一直伴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维度或许是传播研究者面前的一头“大象”，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此熟视无睹？

诚然，少数关注到法兰克福学派经验维度的佳作在近年见诸本土学界（冯露，宋伟，2016；连水兴，2018；冯露，章于炎，2021）。但相关研究的重点仍在法兰克福学派旅美时期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威权人格研究。已有研究对组群实验主要是介绍性描述，多基于罗尔夫·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与政治影响》的转引，并未基于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与阿多诺的一手资料探讨该研究之于学派的复杂意涵。这项诞生于战后联邦德国的大型公众意见研究不仅寄托着阿多诺、霍克海默、波洛克流亡美国归来后的政治诉求，也蕴含着他们对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构想与实践（Pollock et al.，2011：8-9）。因此，重访组群实验有利于学界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究竟如何看待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追问为何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淹没于历史长河。

有鉴于此，基于波洛克与阿多诺亲自撰写的组群实验一手资料与涉及该研究的各类文献，本文致力于重访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群实验研究，通过呈现组群实验的历史语境、研究起源、实践过程、研究结果与社会反响探究以下谜题：

第一，在战后动荡的德国社会，为何如此大规模的公众意见研究得以实现？又为何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承担此研究？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在此研究中寄托了怎样的政治与学术诉求？他们如何在研究过程中付诸实践？

第三，为何组群实验作为战后难得的大规模公众意见研究在传播学术史中销声匿迹？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又为何在传播研究领域被遮蔽？

二 政治与学术交织：组群实验的成因与过程

为何法兰克福学派在局势动荡的战后德国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个中缘由自然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归国后的历史语境。在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回归之际，德国社会科学学界由于世界大战的破坏，可谓百废待兴，亟需海内外德国研究者投身重建工作之中。鉴于其国际影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德国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组群实验是法兰克福学派战后第一个大规模经验研究，也是战后德国难得的大型舆论研究。该研究主要由阿多诺与波洛克主持，期间涉及超过20多位研究者，1635名受访者，共记录了6392份讨论文本（Pollock et al.，2011：57，107）。如此规模的经验研究需要大笔研究资金，捉襟见肘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难以自行筹集，但这笔资金也非联邦德国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国驻德高级委员会（The U.S. High Commissioner for German，HICOG）提供（Pollock et al.，2011：xxiii）。为何美国驻德高级委员会愿意投入研究资金组织这场大规模的舆论研究？一方面，反犹主义在联邦德国暗流涌动，德国学界与美国机构非常关注二战纳粹时期的反犹主义是否仍见诸于德国社会。对此，美国驻德高级委员会在委托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前已组织数个反犹主义研究项目（Rosenthal，1992），如1946年美军占领区调查项目、1949年由阿伦斯巴赫民主研究所（Institut fir Demoskopie in Allensbach）承担的反犹主义研究。另一方面，从组群实验的研究方案可知，该研究项目在探究反犹主义之外，暗含美国驻德机构对联邦德国公众关于民主设想的关注（Pollock et al.，2011：xxiii）。此外，联系苏联与美国战后于德国地区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意识形态冲突。

然而，美国驻德高级委员会提供研究资金并不意味着社会研究所必须承担该项目。若参考主流叙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描绘，大规模经验研究不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研究旨趣之内。结合波洛克与阿多诺在组群实验研究报告的记载与相关文献，社会研究所愿意承担这项大规模经验研究的原因应可从经济、学术与政治三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层面，由于原出资人不再提供研究基金，霍克海默在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初期亟需从各方筹集资金，这意味着研究所在研究项目的选取上不得不稍作让步，如充满商业性质的曼内斯曼公司研究（魏格豪斯，2010：583-630）。此类偏向商业性质的私人研究基金显然不足以支撑起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于战后德国的重建。政府层面的研究基金仍是此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资助来源，这包括三类：联邦德国政府、驻德的美国机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意在战后德国设立实证主义研究所，推动美式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在德国的发展，对抗意识形态入侵（Link，2016）。霍克海默曾尽力争取该研究基金（Link，2016），这与主流叙事中素以批判美式实证主义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大相径庭。诚然，这仍可理解为学派谋求生存的无奈之举，而非对美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可。然而，从组群实验的研究介绍可知，波洛克与阿多诺都认为美式新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于德国社会科学发展极其重要，组群实验在方法论层面的目标正是将美式研究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批判反思相结合（Pollock et al.，2011：9-10）。这种对美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关注同样见诸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关于重建德国社会科学的设想（Davision，1956）。当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虽认可注重经验分析的美式研究方法，但其核心仍在于如何将这些经验研究的新方法与德国哲学的批判传统相互融合，而非单方面的替代（Pollock et al.，2011：182-183）。在经济与学术层面之外，组群实验之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浓厚政治意涵。如同社会研究所成员布劳恩斯坦（Dirk Braunstein）所言，组群实验与其说是学术研究，毋宁说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此时期的政治活动（Simim&Kurkdjian，2020）。在战后德国社会，虽然一切与纳粹相关的东西已如禁忌般存在，但反犹浪潮始终暗流涌动。联邦德国政府对此持模糊态度，致力于抹去德国反犹的历史痕迹，甚至曾赦免纳粹涉嫌犯（Moebius，2021：62），这一切都在刺激着法兰克福学派。反犹浪潮与反犹事件交织之下，社会研究所试图通过此研究项目驱使政府与公众关注反犹余波。此外，在战后德国社会科学领域，除了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为代表的归国离散研究者之外，战时未离开德国的研究者同样形成一股势力，法兰克福学派与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上存在复杂的合作与竞争（Link，2016）。

综上所述，通过对组群实验的资金来源与成因追问可知，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归国后首次大规模研究的组群实验并非一项纯粹的学术研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这项遗落的经验研究交织着法兰克福学派于经济、学术与政治的多方面思量。这些因素影响着研究方案、实践过程与最终结果。

有别于传播思想史上的刻板形象，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有意将美式研究方法与德国传统批判理论相结合。但究竟如何在经验层面上实现这种结合？“组群实验”本身正是他们给出的初步解决方案。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的量化方法与诠释范式的冲突难以调节，其设想的解决方案就是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首创的“组群实验”方法（Pollock et al.，2011：11）。何为组群实验？在阿多诺看来，组群实验介乎于案例分析与传统实验研究之间，可一方面避免实验法缺乏社会群体考量的缺点，另一方面帮助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人为调控研究，有利于对研究过程进行理论层面的反思（Pollock et al.，2011：10-11）。研究团队从全国各地邀请1635名公众参与研究之中（范围不局限于某一社会群体），并将他们分为121个小组，每组由7到17人组成（Pollock et al.，2011：36-38）。这些组别分为两类：临时小组与原有小组。前者由研究人员根据不同个体的特点临时组合而成，小组成员皆素不相识；而后者则是各组员原来具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已经存在相同之处，尽管某些小组成员可能素未谋面（Pollock et al.，2011：112）。为了有别于组群讨论研究，真正实现其实验设想，阿多诺等研究者专门设计了一个“刺激物”以驱使小组成员讨论反犹主义与民主议题（Pollock et al.，2011：29）。“刺激物”在研究里尤其重要，还在日后引发争议。阿多诺与波洛克伪造了一封由虚构人物“柯本”书写的信件作为刺激物。在信中，美国驻德军官柯本虽然称赞德国人勤劳能干，但认为德国人应该感谢美国驻军保护他们免受苏联的入侵，而且不少人应该承认自己与战时反犹主义暴行的联系。上述内容显然容易刺激德国民众（Adorno，2010：127-128）。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向小组成员展示该信件后，首先让他们自由讨论，随后再主动引导小组成员关注信件中所涉及的反犹主义与民主议题（Pollock et al.，2011：48）。研究人员从旁记录组员的讨论过程，尤其关注结构层面的变化。全部小组完成实验后，研究人员再次对约四分之一的组员展开个人调研，以补充组群讨论所得的研究材料。研究最终收集了121份讨论记录，足达6392张（Pollock et al.，2011：57）。阿多诺等人主张量化与质化方法结合，同时采用精神分析与内容分析来处理讨论记录（Pollock et al.，2011：70-71）。此外，阿多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研究团队本来希望将更多量化分析方法纳入研究之中，但最终仅使用内容分析法处理质化材料的编码分析，而整个研究仍主要基于质化方法（Pollock et al.，2011：12，49）。

纵观研究过程，组群实验在方法层面极具创新精神，同时涉及当时新颖的量化与质化方法，并将二者混合应用于研究之中。例如，内容分析法在20世纪40年代刚于美国学界兴起，而小组讨论被阿多诺认为是法兰克福研究所首创（Pollock et al.，2011：11），实验型刺激物与小组讨论的相互融合在当时颇为罕见。与此同时，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应用驱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组群实验中纳入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如熟知批判理论并曾参与反犹主义经验研究的阿多诺、精通量化研究方法的费德里伯格（Ludwig von Friedeburg）、哈贝马斯（Jirgen Habermas）。方法与人员的多元化印证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经验研究的理解远非主流叙事中的刻板印象所能涵盖。

进一步而言，上述分析呈现了阿多诺与波洛克如何于经验层面尝试将美式研究方法与德国传统批判理论相结合，但他们为何以“组群实验”的形式予以尝试，并以此研究德国公众对反犹主义与民主设想的看法？这实则与阿多诺关于公众意见的概念理解密切相关。在组群实验的研究介绍中，阿多诺猛烈批判主流舆论研究对公众意见等同个体意见结合体的研究设想，认为这是商业市场调研所采取的预设而非社会科学研究应采取的研究设想（Pollock et al.，2011：21-22）。在阿多诺看来，真正贴近真实的公众意见只能在群体环境下研究，因为舆论实则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权力密切关联，而美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往往将“测量”当作客观事实，这其实是缺乏哲学思考的研究方式（Pollock et al.，2011：25-26）。因此，阿多诺主张采用组群讨论作为研究方法。组群讨论不同于个人调研，可以较为贴近现实地反映公众意见在群体中的形成与发展，因为人们可以在实验过程中参与到议题的讨论，这能更为真实地反映舆论在现实环境中的形成（Pollock et al.，2011：33）。这正是为何政治家玻姆（Franz Bohm）在组群实验出版物的序言中认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测量一种“非公开的舆论（non-public opinion）”。这其实体现了该研究的一个核心假设：政治意识形态只有在受刺激、与他者讨论时才会真正呈现（Pollock et al.，2011：109）。颇为有趣的是，阿多诺在此提出的一些想法与日后“沉默螺旋”理论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设想不谋而合。例如，阿多诺主张个体的意见会受到群体意见的影响，将此称为“认知气候”（intellectual climate）（Pollock et al.，2011：25），这显然与沉默螺旋理论中解释群体对个体意见影响的“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相近。伊丽莎白·诺依曼在沉默螺旋理论中构想的“火车厢”情境也见诸于阿多诺对研究真实的公众意见的构想之中，这甚至是组群实验意图营造的研究场景（Pollock et al.，2011：33）。

由上观之，寻觅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并非捕风捉影。法兰克福学派在组群实验中运用小组讨论、实验刺激、内容分析、精神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公众意见背后的反犹主义与民主设想。当然，阿多诺与波洛克未盲目地模仿美式经验研究，笃信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而是同时批判实证主义方法内藏的迷思（如个体差异的模糊化、社会权力的忽视）。阿多诺在研究后记中认为真正的舆论研究需要在经验层面展开，但这不能脱离于哲学理念的指导与反思，否则只能沦为社会控制的帮凶（Pollock et al.，2011：182-183）。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将实证主义方法与德国批判理论相互结合作为他们在方法论层面的设想与追求目前看来仍然难以实现，组群实验仅是实现此目标的前置研究（Pollock et al.，2011：148-150）。事实上，时至今日经验与理论何以相融仍是学界难题，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实证主义方法与批判理论相结合的上述思考依旧发人深省，其研究实践的想象力与细致程度不亚于（乃至超越）同一时期的美式实证主义研究。换言之，重访法兰克福学派在组群实验中的研究设想与实践步骤不仅是传播研究历史的再认识，也是之于当下传播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一种被遮蔽的启迪。

三 争议不断：组群实验的研究结果与出版反响

在1955年，主要研究成果以“组群实验”为题正式出版。研究成果由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两部分组成。研究者通过对参与实验群体的人口信息、小组讨论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呈现联邦德国公众对于纳粹罪行、反犹浪潮、民主制度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群体与不同议题所涉态度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Pollock et al.，2011：77-80），大部分测试者否认自己与纳粹罪行有关联、对西方民主制度与裁军持负面态度；对于反犹主义，三分之一测试者公开表示反犹，波洛克与阿多诺甚至认为“另外三分之一测试者也具反犹主义潜在倾向（Pollock et al.，2011：80）”。更让人忧心的是，相较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反犹主义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更显著，如大学毕业生（Pollock et al.，2011：80）。

在此基础上，阿多诺以“内疚与防卫”（Guilt and Defense）为题总结质化分析的结果。阿多诺指出，组群实验的核心研究成果主要基于质化方法，而量化方法则辅助测量质化分析的准确程度（Adorno，2010：51-52）。结合研究所得的小组讨论纪录，阿多诺将组群实验的研究结果以主题形式分类探讨。这些主题共分为8类：事件相关认识、内疚、参与者的自我描绘、抵御背后的现实、防卫、纳粹意识形态的元素、模棱两可的态度、心态开明的参与者。前三个主题揭示了不少测试者表达自己对于纳粹历史不知情，并就此避免对于纳粹大屠杀的内疚之情，缓解自我不适感（Adorno，2010：56-57,71），而在抵御背后的现实、防卫、纳粹意识形态的元素中，测试者往往将纳粹的战时宣传描绘为无法抵御，将战时大屠杀归咎于此，始终抗拒将自己与此联系起来（Adorno，2010：98-99）。还有测试者认为纳粹及其意识形态也存在友好的一面（Adorno，2010：139-140）。最后两个主题主要涉及测试者对于犹太人的态度，这由两类组成，一类是模糊的反犹主义，另一类则是选择性的反犹，如仇视富裕的犹太人。无论量化抑或质化分析，研究结果都令人难受。据组群实验的研究结果，超过半数参与研究的联邦德国公众拒绝承认自己与纳粹的关联，不愿面对战时德国的反犹浪潮，并对西方民主制度持负面态度。一些测试者甚至认可纳粹的积极一面，始终仇视犹太人，展露反犹情绪。

由于研究结果让人难受，乃至刺痛战后德国社会，《组群实验》虽然在1955年出版，但如英文版译者佩林（Andrew Perrin）与欧力克（Jeffrey Olick）所述，霍克海默甚至不敢在此署名，转而邀请政治家玻姆为该研究撰写序言，以求得其背书（Adorno，2010：27）。究竟学界对《组群实验》有何反应？事实上，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导致《组群实验》出版后饱受争议。《组群实验》的研究方法多受肯定，但研究结果则褒贬不一。不少学人认可《组群实验》的研究设计与实践，认为研究团队主张的美式实证研究方法与德国批判理论结合属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有效方向，这将有助于社会研究所成为德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Walter，1956）。对于研究结果，学人大多认为《组群实验》所揭示的公众的反犹主义与反民主制度倾向令人不安，但也认可研究团队将研究成果公开呈现实属不易（Colm，1955）。当然，也有学人全盘否定《组群实验》并引发论争；霍夫斯泰德与阿多诺的论战便是典型。《组群实验》出版不久，德国社会学家霍夫斯泰德在《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研究期刊》（Kδ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发表文章批判阿多诺等人在组群实验中并未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测量公众意见，研究结论歪曲事实（Adorno，2010：27-28）。在文中，霍夫斯泰德列举了组群实验的一些数据统计，认为阿多诺与波洛克在研究中未重视保持沉默的测试者，这导致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欠佳（Adorno，2010：193）。而且，研究基于一封伪造的信件对公众的刺激，这与真实情境不能等同（Adorno，2010：192）。对此，阿多诺撰文予以回应，批评霍夫斯泰德曲解组群实验（Adorno，2010：194）。阿多诺承认刺激物的使用无法让组群讨论的环境等同于真实环境，但相较于量表问卷，这至少有助于研究者观察群体意见生成的过程（Adorno，2010：203）。

如前所述，组群实验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于经济、政治、学术多方面的诉求密切相关。组群实验在学术与政治层面都未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期待，但也谈不上失败。通过组群实验，社会研究所揭示德国公众究竟在战后如何看待纳粹反犹行为与战后反犹浪潮。联系霍克海默、阿多诺旅美时期从事的反犹主义研究“威权人格研究”与“劳工反犹研究”，组群实验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反犹主义于不同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下的变化。然而，组群实验的研究结果再次表明反犹主义仍见诸于战后德国社会，这不免让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感到失望。由于结果与联邦德国政治气候相去甚远，《组群实验》自出版后受到霍夫斯泰德为代表的德国民族主义学人批判。反犹浪潮在20世纪50年代仍旧此起彼伏，联邦德国政府对此态度依然暧昧。研究团队对组群实验所抱有的政治诉求无疾而终。在学术层面，社会研究所于组群实验中运用了新颖研究方法。由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此时期多次呼吁美式研究方法与德国批判理论相结合，组群实验虽未达预期，但至少也是将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重要尝试。

通过从多方面重访组群实验，本文得以呈现法兰克福学派于战后最重要的学术研究究竟如何回应学派本身对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思考。有别于主流叙事所打造的刻板印象，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局限于宏大理论体系建构，也非排斥经验研究（实证主义），反而将其学术与政治层面的诉求投入到经验研究之中。组群实验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最大规模的学术研究，它之于整个学派的学术谱系极为重要，承载着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哈贝马斯于政治与学术多方面的重要诉求。然而，组群实验罕见于英美学界（Pollock et al.，2011：xlii）。博斯坦（Jan Boesten）在书评里甚至惊呼此前从未知晓法兰克福学派曾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经验研究（Boesten，2012）。换言之，不仅在传播研究领域，组群研究（乃至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在英美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叙事里也是遗落的重要碎片。鉴于法兰克福学派于社会科学领域深远的影响，这种反常的遗落已成思想史中的“灰色地带”。结合研究旨趣，后文将通过探究组群实验于传播思想史的“失踪”，进一步追问为何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被淹没于传播思想史的长河之中。

四 被遮蔽的经验之维：法兰克福学派的失踪与重返

组群实验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失踪与法兰克福学派于传播思想史的变迁密切相关。本文基于组群实验在思想史的失踪，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为何被淹没于此。

对组群实验甚少被提及的原因，《组群实验》的英文版译者佩林与欧力克曾在序言里归咎于舆论研究的专业化。在他们看来，舆论研究自组群实验之后逐渐专业化，分化为偏重理论的哲学取径与偏重经验的社科取径，二者对话的减少导致混合两种路径的组群实验丧失了其自身的合法性，自然不为公众意见研究者所关注（Pollock et al.，2011：xliii）。然而，回溯历史，舆论研究的专业化趋势不假，但理论与经验的分离至少在上世纪远未如两位译者所构想的严重。举例而言，舆论研究的经典理论“沉默螺旋”兴于《组群实验》出版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理论提出者伊丽莎白·诺依曼在建构该理论时不仅依托经验研究，也同时结合不少历史上涉及舆论的哲人思想（Noelle-Neumann，1974）。仅从学科分工难以解释组群实验于传播思想史中的消失，要发现个中成因仍需基于组群实验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于不同历史语境、地区的形象变迁。

对于《组群实验》的出版与反响，前文已深入探讨，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是探讨《组群实验》主要吸引了哪些地区的研究者关注。事实上，《组群实验》不仅受德国学界关注，也吸引美国学界关注（Davision，1956）。《组群实验》的书评见诸于当时美国最重要的传播研究刊物《舆论研究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戴维森（Phillips Davision）认为组群实验对于舆论研究具有重要启发，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希望新一代德国社科研究者结合英美方法与德国理论，这将帮助社会研究所成为德国社会科学的重镇（Davision，1956）。从发表年间与学术刊物可见，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于上世纪50年代初离开美国，但他们没有马上就被美国学界遗忘。与此同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此奔走四方，为传播学的建制费尽心思地将传播学与社会科学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联系起来，建构“四大奠基人”神话。在此之中，无论霍克海默抑或阿多诺都未留下任何踪影。我们当然可以仅凭施拉姆推崇行政范式，而霍克海默、阿多诺信奉批判范式，简单地理解为施拉姆有意而为。但这其实是一种以今日之见反推当日之事的简单理解。被尊为“奠基人”的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与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也曾从事批判范式研究（陆国亮，2022）。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在此时美国学界的名望，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大众传播的关注，我们仍需思考究竟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主流叙事是知道法兰克福学派而不予以书写，抑或无意中遗漏？由解构施拉姆建制神话的研究可知，施拉姆在选择传播学的“奠基人”时与其参与战时心理战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吴畅畅，2019）。但正如学者劳达尼（Raffaele Laudani）的著作《关于纳粹德国的秘密报告：法兰克福学派对战争的贡献》所示（Neumann，Marcuse & Kirchheimer，2013），法兰克福学派在战时极其活跃，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力合作。而且，被尊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扎斯菲尔德与勒温都来自欧洲，甚至勒温正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而拉扎斯菲尔德与法兰克福学派自维也纳时期就存在紧密合作（陆国亮，2022）。换言之，无论从学术威望抑或社会轨迹看来，施拉姆不可能不了解法兰克福学派，毕竟二者都在战时为美国政府效力。由此观之，法兰克福学派在传播学早期建制历史中的失踪主要归咎于主流叙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选择性忽视，这很可能在于法兰克福学派被认为无法给予传播研究建制所需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随着麦卡锡主义于美国学界掀起意识形态巨浪，传播研究刊物为避免麦卡锡主义的指责，批判美国社会的文章减少。“马克思主义对传播学范式进行批判的合法地位慢慢丧失（辛普森，2017：120-121）”。素以马克思主义研究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自然无法幸免。因此，在主流叙事忽视与意识形态浪潮的多重影响之下，即便洛文塔尔（Leo Lδwenthal）、马尔库塞仍留在美国学界，但法兰克福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于美国传播研究逐步消失。在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高呼“传播学正在枯竭”的名篇“传播研究现状”里，法兰克福学派同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Hardt，1989）。换言之，无论是施拉姆的乐观论调抑或贝雷尔森的悲观论调，法兰克福学派在传播研究里被忽视。及至上世纪70年代始，莫里森（David Morrison）、吉特林（Todd Gitlin）、哈特等人再次把法兰克福学派引入美国传播学学人的视野之中。然而，也正是自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被艰深晦涩的批判理论掩盖，学派本身也随之在传播思想史中化约为“批判”的符号象征。结合前文，为何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传播研究的二度登场会伴随经验维度的丢失？

为何莫里森、吉特林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传播领域再次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由相关文献可知，他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源自拉扎斯菲尔德。拉氏于20世纪60年代末发表自传型文章“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段历史插曲：个人回忆”中重提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往事（Lazarsfeld，1969）。他在文中自述个人研究生涯时认为，他未能与阿多诺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里通力协作实属遗憾，因为他仍然觉得批判理论完全可以融入实证主义研究。由此观之，这篇自传表达了拉氏始终认为阿多诺与实证主义研究并非不相容，对未能将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融入其经验研究之中表示遗憾。但这也在无意中再次给法兰克福学派打上批判理论的“标签”，凸显其与实证主义研究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致力于维护拉氏的莫里森，抑或提出批评的吉特林，都不约而同地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典文献里以法兰克福学派比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德国文化与美国文化：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公案”里，莫里森积极为拉扎斯菲尔德辩护，指责阿多诺固执的批判立场导致行政学派与批判理论无法相融（Morrison，1978）。与之相对，在吉特林的名篇“媒体社会学：主导范式”里，吉特林虽略微提及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经验研究与拉氏有所关联，但整体上仍是将法兰克福学派刻画为其反面，认为他们更敢于批判大众媒体，而非服务于商业资本与美国政府（Gitlin，1978）。由此观之，无论主流叙事抑或批判叙事，法兰克福学派都需要被刻画为与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北美行政学派的反面。随着聚光灯映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上，其经验维度理所当然地被遮蔽。

鉴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影响之于社会科学领域可谓举足轻重。在传播研究的回溯之外，我们有必要将目光延伸至美国社科学界之于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再发现”。这次重新登场主要基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经典之作《启蒙辩证法》于美国学界面世（Hohendahl，2011）。该作此时吸引众多美国研究者审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书中的经典概念“文化工业”经久不衰，至今仍是重要议题。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学界20世纪70年代的再次登场离不开本土学者对其美学理论、批判思想的好奇，这点实则呼应了逐渐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浪潮（Hohendahl，2011）。随着美学理论、批判思想不断受追捧，与之相悖的经验维度自然难以得到关注；此时学界对经验维度的忽视又反过来驱使后世对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主流叙事中的刻板印象，继而反复书写这种忽视。虽然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法兰克福学派于美国社科学界的引入趋势简单地等价为其在传播研究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但作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支，传播研究难免受影响。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维度在美国传播研究漫长发展过程中的“遗落”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伴随着复杂的政治、文化与学术因素。法兰克福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离开美国后，其影响虽然不断衰减，但尚未完全被忽视。然而，由于学派本身无益（乃至不利）于传播学建制，主流叙事有意忽视其存在。学派本身所带有的马克思主义烙印与美国此时的麦卡锡主义浪潮背道而驰，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长期消失于学术研究之中。及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启蒙辩证法》与《否定辩证法》的英文版面世，美国学界“再发现”法兰克福学派，但这主要聚焦批判理论与美学思想。与此同时，传播研究内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关注多源自领域先驱拉扎斯菲尔德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系列公案，这驱使主流叙事与批判叙事都不约而同地基于各自目的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维护或批判美国实证主义范式的有力“武器”。因此，传播研究后来也以一种“再发现”的形式重访法兰克福学派，但重心已经难以跳脱已有叙事中被化约为“批判理论”象征的法兰克福学派。例如，哈特（HannoHardt）于20世纪90年代同样打着重访批判理论旗号，但其重心在于通过重访批判理论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困境，一方面探讨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凸显文化研究之于此时美国传播研究尤为重要（Hardt，1989）。彼得斯（John Peters）（2010）在力求为法兰克福学派“翻案”时，也聚焦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概念“文化工业”，致力于澄清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并非仅持消极态度。由此观之，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于北美传播研究化约为批判理论的一种符号象征，其经验维度自然无人问津，因为学术共同体无论维护抑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已不需要一个“真实”的法兰克福学派，而是需要一个批判理论的符号指涉。

然而，一个关涉自身的问题值得思考——为何法兰克福学派在进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时，其经验之维同样“失踪”？这个问题或许看起来简单，因为国内传播研究在初始阶段多遵循北美传播研究的路径，上述北美研究者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经验取径的忽视自然潜移默化地在本土复现。然而，我们也许不应简单地盖棺定论。尽管自施拉姆1982年访华以来，本土传播研究深受北美传播研究的影响，但这不代表本土传播研究就是北美传播研究的“缩小版”，理论引介与研究实践完全一致。在中国传播研究发展初期，不少来自欧洲、苏联的传播研究与理论范式见诸于本土学刊之中。任何学术思想离开原生语境旅行到不同的文化语境时绝非一成不变地移植，相反，它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受本土知识体系的改造（Said，1983）。鉴于法兰克福学派诞生的欧洲与流亡的美国皆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与文化历史，学派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引入不能简单地参照美国语境。

法兰克福学派从西方世界“旅行”到华已超过40年。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界的引介与发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大事”。在过去40多年间，不少研究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反复论述法兰克福学派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界、文化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赵勇，2004；傅永军，2009；朱国华，2018；夏巍，2021）。

回溯历史，法兰克福学派最早见诸1978年“法兰克福哲学-社会学学派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文（福格列尔，涂纪亮，1978）。顺应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思想引入浪潮，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受中国学者关注。及至90年代，国内大众文化蓬勃发展，能够为本土学人提供批判“武器”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随之成为焦点，“文化工业”见诸于不同领域的学术文献（赵勇，2004）。本土学人面对大众文化的表达欲与“文化工业”这个舶来概念产生共鸣（刘海龙，黄雅兰，2013）。尔后，90年代末文化研究逐步兴起，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与维护的声音之中又随之与其融合，进一步化为大众文化批评的核心学术思想（夏巍，2021）。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改造最早由哲学、文学、美学领域进行（夏巍，2021），因为代表人物的核心概念（如文化工业、灵韵、商品拜物教）不断被本土学人引介与运用于批判本土大众文化浪潮。在此语境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维度一方面被批判理论的流行所遮蔽，另一方面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例如，直至近年间，学人反思法兰克福学派于本土的引介，犀利批判不少（朱国华，2018），但总体还是没有跳脱出批判者所处的研究领域，并未提及本土学界忽视其经验维度。

作为“新生”领域，传播研究自主性较弱。至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引入中，本土传播研究主要遵循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批判的脚步，可谓亦步亦趋（刘海龙，黄雅兰，2013）。在本土传播研究登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实则已经过本土哲学、文学研究率先“驯化”。基于哲学、文学研究的理论诉求，驯化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以批判理论示人。当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也符合当时传播研究的诉求。一方面，本土传播研究在形成之初其实大量引介“左翼”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席勒，1979；1980），呼应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在此时对待西方理论时颇为谨慎，本身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自然符合此趋势。在机缘巧合之下，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在本土传播研究中化约为批判理论的符号指涉，与其北美传播研究的处境类似。符号化的趋势从本土研究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概念与其本身的感兴趣程度差异可见一斑。参考中国知网数据，核心概念“文化工业”长期以来都在本土传播研究受到关注，而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反而有所不及。本文无意在此对法兰克福学派于本土传播研究的引入予以盖棺定论，上述论述更多是基于经验材料的一家之言，但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本身于本土传播研究得到的关注低于其他学科（哲学、文学、政治学）恐怕是不争的事实。究其根本，在北美传播研究的影响下，本土传播研究日渐关注经验研究方法，被化约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难以吸引研究者关注。

当然，若将北美与中国学界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学术场域结构视作外因，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变迁则构成“遮蔽”的内因。法兰克福学派在流亡美国时虽无专属阵地却有紧密合作的学人，可谓“无形却紧密”。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德国则显得“有形却松散”，因为尽管学派在德国恢复往日的研究机构，但人员变动却是此时的主旋律。马尔库塞与洛文塔尔在霍克海默决定归国时就已作别，弗朗茨·诺依曼则于1954年去世，年轻一代的弗里德贝格、哈贝马斯也在不久后离开研究所。洛文塔尔善于综合实证方法与批判理论（展宁，2020），诺依曼与费德里伯格则是重要的经验研究推行者。再者，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在此时逐渐远离大规模经验研究。霍克海默虽然奠定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经验与批判相结合的理论主张，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职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的典礼上提及自己愿交出研究主导权，仅扮演“纯粹仪式性的角色（魏格豪斯，2010：591，596）”。阿多诺在曼内斯曼公司研究后厌倦商业性质的经验研究，随后又卷入60年代与波普尔的论争，未再从事大型经验研究。“将理论置于实验”构成了阿多诺对于经验与批判在认识论层面的独特思辨（Clavey，2019）。诚然，阿多诺在晚期对经验研究存在态度转变，但即便不遵循克劳森的论调“阿多诺以实证研究批判掩盖自身无法调和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紧张关系（Claussen，1999：183-185；Clavey，2019）”，简单地将此时的转变理解为其对经验研究的抛弃也未免过于片面。阿多诺直至去世前的1969年仍主张“社会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的科学，而是要求所谓‘田野研究’，亦即‘经验研究’（本泽尔，2020：87）。”阿多诺虽未再从事大型经验研究，但个人观察构成了此时期他如何理解经验与批判相结合的重要一环（本泽尔，2020：90），这其实也见诸新一代学人。因而，阿多诺于1969年的意外去世被视作法兰克福学派的“中断（魏格豪斯，2010：855-856）”。哈贝马斯虽然曾参与不少大型研究，但他在此时期先是受到1968年学生运动的影响，后又与另一社会理论大家卢曼（Niklas Luhmann）围绕社会理论进行激烈争论（Habermas & Luhmann，1971），专注于重新建构宏大理论（霍耐特，王才勇，2009）。霍耐特曾指出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学人的理念不应该理解为社会学理论，而是一种诠释性工作（瓦尔特-布什，2010/2014：313）。无论哈贝马斯抑或霍耐特，皆非单纯继承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思想资源，而是不断重构这些思想资源。然而，阿多诺、霍克海默对经验与批判相结合的思考也非完全消失。时至今日，阿多诺晚期对于经验方法与批判理论的结合方式仍见诸于罗西、耶吉等新一代成员的作品。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演变难以简单地凭连续或断裂一概而论，这种断裂与连续交织的演变又构成学派在异国他乡被选择性解读的重要原因。

五 余论：在批判理论之外

在“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上，霍耐特（Axel Honneth）作开幕致辞时直言“阿多诺如泉下有知，也许会茫然而不知所云……与会者来自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地域，而这个地域又是阿多诺在其哲学和美学思考中从未涉及过的（霍耐特，王才勇，2009）。”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普及程度或许会让霍耐特更加吃惊。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界的“理论旅行”已走过40多年。在各类教科书、专业考试之中，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作为“热点”出现；一代又一代学子反复地沉浸于其批判理论。虽然并非人人都明白艰深晦涩的批判理论，但至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威名为人熟知。然而，在批判理论之外，还有什么？对此，本文重访了法兰克福学派归国后所组织的“组群实验”研究。通过理清该研究的起因、过程与反响，本文呈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多元化的政治抱负与学术追求，尤其是批判理论之外的经验之维。有别于传统认识中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法兰克福学派既非实证主义范式的对立面，也不排斥经验研究。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倡导将美式实证研究方法与传统德国理论结合作为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从社会研究所早期的“权威与家庭”研究，到美国时期的“工人反犹”研究与“威权人格”研究，再到战后归国的组群实验，虽然研究方法在不断变化，但法兰克福学派绝非致力于搭建“空中楼阁”式的批判理论，而是试图基于经验素材建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始终追求的是“如何将理论置于实验”之中（Clavey，2019）。在批判理论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同样值得关注，这不仅指涉其经验研究，更涉及法兰克福学派对经验与理论相互结合的哲思。

然而，为何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研究与相关思考于传播思想史中近乎“失踪”？这不是可轻易下定论的问题，本文主要基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相关的北美语境，以及关涉自身的中国语境对此进行思考。通过回溯北美传播研究与本土传播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叙事可知，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并非由于叙事者的个人喜好而受到遮蔽，成因应在结构层面探讨。意识形态与学术场域的资源分配尤为重要。北美语境受限于麦卡锡主义与学科建制诉求，法兰克福学派无论在主流叙事抑或批判叙事都不得不化约为批判理论的符号象征。中国语境同样需要考虑引入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学科诉求。本土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较弱，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层面的政治风气，另一方面之于其他学科亦步亦趋，最终只与作为批判理论“符号”的法兰克福学派相遇，碎片化地吸纳相关思想。在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在思想资源继承的断裂与连续也构成上述选择性解读的诱因，值得深思。当然，本文绝非否定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研究，更无意给法兰克福学派打上实证主义的标签，而是希望在批判理论之外挖掘其思想遗产，从而呈现更为完整的法兰克福学派。

不少反思传播学术史的佳作在近年来见诸本土学界，但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反思的矛头指向北美传播研究。换言之，“北美”似乎是一个可以用来概述本土学界对传播学术史反思的关键词。类比本文议题，时至今日，北美传播研究代表人物默顿（Robert Merton）对于理论与经验的设想“中层理论”至今仍旧得到本土学人反复探讨与重访（刘海龙，秦艺丹，2023），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理论与经验的设想却湮没于思想史的长河。鉴于本土传播研究兴于施拉姆上世纪访华，反思北美传播研究之于本土传播研究固然重要，但在此过程中，“北美”是否无形中反而成了禁锢我们想象空间的一个“枷锁”？例如，无论赞扬抑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于本土研究的登场往往基于旅美时期与哥伦比亚学派的互动，而该学派诞生的德国语境却反而缺席。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沦陷于施拉姆所建构的北美语境而不自知？此问题显然远非本文所能解答，本文仅希望可以通过重访法兰克福学派的经验之维，作为跳脱“北美”语境重新思考传播学术史的一次尝试，为更为多元化的批判反思提供一种思路。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1期。

本期执编 / 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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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