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下的葬礼讲究得很，可大伯的葬礼，却简单得让人心疼。七八个村里人，抬着用白杨木钉的薄棺，从他那半倒的土坯房一路走到村后的山坡上。没有锣鼓，没有纸钱，只有风，摇着山坡上的荒草，偶尔发出”沙沙”的声响。

大伯走了，风平静得很，就和他一辈子那样，来无声去无息。

乡下的葬礼讲究得很，可大伯的葬礼，却简单得让人心疼。七八个村里人，抬着用白杨木钉的薄棺，从他那半倒的土坯房一路走到村后的山坡上。没有锣鼓，没有纸钱，只有风，摇着山坡上的荒草，偶尔发出”沙沙”的声响。

“大伯这辈子，也就留下这间破屋和几亩薄田。”村长转过头对我说，眼里有说不清的怜悯。

大伯是我奶奶的兄弟，他没儿没女，和老伴相互扶持过了大半辈子。十年前，大伯母也走了，从那以后，大伯就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种着祖辈传下来的几亩地。

我每年春节回老家，多半会去看看大伯。大伯见了我，总会把屋里唯一一把还算完好的木椅让给我坐，自己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一边烧水，一边问我城里的事。他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却从不问我能不能带他去城里看看。

最后一次见大伯，是今年正月初五。我照例去他家走访，推开那扇总是半开着的木门时，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大伯坐在炕上，穿着一件看不出本色的棉袄，对着门外发呆。

“大伯，过年好。”我扯着嗓子喊。大伯耳朵不好使，这几年越发严重了。

大伯转过头，眯着眼看我，半晌才认出我来。“是小顺子啊，快进来坐。”他颤巍巍地要下炕，我赶紧上前扶他。

那天，大伯反常地沉默。往年他最爱打听城里的新奇事，今年却只是坐着发呆，看窗外的槐树发芽。我从包里拿出给他准备的礼物——一条围巾和两包茶叶。大伯看了看，淡淡地说了声”谢谢”，便放到了一边。

临走前，大伯突然叫住我。他蹒跚着走到堂屋角落，从一个快要散架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发黄的账本。

“小顺子，这个给你。”大伯把账本塞进我手里，“我这辈子，就这个最值钱了。”

我不明所以，但还是接过了账本，随手放进了包里。然后匆匆告别，赶着回城里上班。

三个月后，大伯走了。据村长说，是一天早上去地里干活，突然倒下的。等邻居发现时，人已经冰凉了。

料理完大伯的后事，我和几个叔伯一起清理他的遗物。老房子里几乎没什么值钱东西，几件旧衣服，一口缺了边的铁锅，还有墙角堆着的农具。

“大伯这辈子，太苦了。”二叔叹着气说，“种了一辈子地，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留下。”

我突然想起大伯临走前给我的账本，赶紧回家翻出包来。那本账本静静地躺在包底，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只能勉强辨认出”账本”二字。

晚上回到县城的宾馆，我掀开了这本陪伴大伯四十年的账本。

第一页，工整地写着”田地收支账，1982年1月起”。每一笔收入支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大伯的字并不好看，但横平竖直，透着一股倔强的味道。

“1982年5月14日，买种子，15元。” “1982年8月30日，卖小麦，得49元。” “1982年10月5日，借给三队张根柱家孩子读书，20元。”

一页页往下翻，是年复一年相似的记录。买种子、买化肥、卖庄稼，有时是借给村里谁家钱，有时是家里添置了什么，都记得明明白白。

我的目光在一行字上停住了： “1985年3月18日，借小妹（我奶奶）300元，帮孩子交学费。”

这是我上小学那年。记忆中那年家里确实很困难，爸爸刚下岗，妈妈生病住院，学费差点交不上。原来是大伯借钱给我们交的。

继续往下看，后面竟然又有： “1990年9月5日，借小妹500元，给顺子上初中用。” “1995年7月20日，卖老牛，得1200元，送给顺子高中学费。”

我的眼睛湿润了。从来没听奶奶说过，我的学费是大伯贴补的。想起大伯那时养的那头老黄牛，从我记事起就在，大伯对它比对自己都好。后来突然不见了，大伯只说是老了卖了，原来是为了我的学费。

账本中间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我抽出来一看，是几张收据。最上面一张写着： “今收到马大树1000元，作顺子上大学借款，待收成后归还，特此为证。村委会李红印”

那一年是1998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家里实在凑不齐学费。原来大伯不仅卖了牛，还向村委会借了钱。而这些，爸妈和奶奶从未对我提起过。

账本后半部分，记录得更加细致。有一些让人心酸的记载： “2000年12月，给小妹家送鸡蛋5斤，白菜10斤，土豆15斤。” “2001年3月，牙疼，不去看了，省下钱寄给顺子买书。”

我不记得大伯给家里送过这些东西，想来是趁大人不在家送的。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每个学期都会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几十块钱和一些家乡的干粮。我一直以为是爸妈寄的，现在才知道，可能是大伯的心意。

翻到2008年那页，发现一行特别醒目的记录： “顺子工作了，来看我，送了一件羊毛衫，很暖和。今年，账目终于不再是负数。”

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回老家，给长辈们都买了礼物。没想到一件普通的羊毛衫，在大伯眼里竟如此珍贵。

后面几年的记录渐渐稀疏，多是些小额的支出，偶尔有卖粮食的收入。更多的是这样的记录： “借给王家小子上学，100元。” “李队长家娃娃生病，送去30元。” “村东头老刘家盖房，帮工三天，他们非给了50元，不好推辞。”

账本最后几页，字迹明显变得颤抖，但仍然工整。最后一条记录是在今年初： “小顺子又来了，长得越来越像他爸了。今年不收他的礼，留个账本给他，希望他明白，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赚钱。”

合上账本，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四十年，大伯在这个小账本里，记录的不只是钱财的收支，更是一个老人对家人、对乡亲的那份深沉的爱。

第二天，我特意去村里找了几个老人，打听大伯的往事。

张大爷告诉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里小学要撤并，大伯带头捐了一千块钱，还自己出工出力帮着修校舍，就为了让村里的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学。

李婶子说，前几年村里遭了水灾，大伯偷偷把自家存的粮食分给了几户受灾最严重的人家，自己却去镇上工地打了半年零工过日子。

王叔叔更是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几亩地，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是大伯的了。当时村里几个人合伙买拖拉机，大伯把地抵押给了信用社，后来那几个人跑了，大伯一个人硬是扛下了所有债务，地权也就归了信用社。这些年他种的，其实是向信用社租的自家地。

“你大伯不是不会赚钱，”王叔叔说，“他只是把钱都给了需要的人。”

下午，我再次来到大伯的坟前。春雨刚过，坟头上新培的土还湿漉漉的。我从包里拿出大伯的账本，翻到空白的最后一页，郑重地写下：

“2023年4月15日，整理大伯遗物，发现大伯一生献给他人，却不曾向人诉苦。今立碑一座，不为纪念，只为让更多人知道，这世上曾有这样一个人。收入：尊严与骨气，无价。”

起身时，我发现坟头上不知何时多了几朵野花。风吹过，花瓣轻轻颤动，好像大伯在点头微笑。

回镇上的路上，路过邮局，我突发奇想。把这本账本复印了几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交给村委会存档，还有一份，我寄给了远在城里的儿子。

信封里，我还附了一张字条： “这是你太爷爷的账本，他一辈子种地，看起来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在别人心里种下的，却是最珍贵的财富。希望你长大后能明白，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大伯还站在他的田垄上，对着落日的余晖，脸上带着一种满足的微笑。我走过去问他：“大伯，您一辈子种地，值得吗？”

大伯没有回答，只是指了指远处。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金色的麦浪中，一个个孩子正在奔跑、嬉戏。他们的笑声，随着风飘得很远很远…

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我知道，大伯给我上的这最后一课，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本账本，现在就放在我的床头。每当生活不如意，我就会翻开它，看看大伯的字迹，仿佛能听到他在说：“小顺子，人这辈子，不能光算自己的账。”

是啊，有些账，算不清，也不必算清。就像大伯的一生，表面看来一无所获，实则富可敌国。

村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村口的广场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本村马大树，务农四十载，无田无房产，却拥万人敬。”

碑文最后一句是我坚持加上的： “最好的投资，是播种在别人心里的种子。”

每次回老家，路过那块碑时，我都会停下来，向大伯的方向鞠一躬。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大伯站在田间，朝我挥手微笑的样子。

村里人说，去年秋天，大伯那几亩地的收成特别好，金灿灿的麦子压弯了枝头，风一吹，波浪起伏，像是大伯在点头。

有人说，那是土壤肥了；也有人说，那是化肥用得好。

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大伯用一生的汗水，浇灌了这片土地。他的善良和付出，已经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生生不息。

这大概就是农民的骄傲和底气吧，他们的收获，从来不只是粮食，还有那看不见却最珍贵的东西——良心、骨气和尊严。

前几天，儿子从城里打来电话，说收到了我寄的账本复印件，读完后哭了一场。他说，下个月要带女朋友回来，想去看看太爷爷的坟，也想看看他曾经生活过的老房子和那几亩地。

我心里忽然安定下来。大伯的种子，已经播种到下一代心里了。

这或许就是大伯这辈子最大的”收益”吧。

站在二十三年春天的风里，我终于读懂了大伯账本的最后一句话——“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赚钱”。

是啊，人活着，是为了在别人的记忆里，留下一片值得怀念的痕迹。

大伯做到了。而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