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研究战后日本经济的众多学者中，野口悠纪雄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出生于战时，成长于战后日本经济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还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任职，亲身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讨论中。这使得他对日本经济的观察，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层面的切身体会。

在研究战后日本经济的众多学者中，野口悠纪雄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出生于战时，成长于战后日本经济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还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任职，亲身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讨论中。这使得他对日本经济的观察，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层面的切身体会。

笔者早先拜读了他的几本著作，深受触动。虽然他写的是日本往事，但总感觉似曾相识。日本战后经济从废墟中重生，到黄金时代的辉煌，再到泡沫破裂后的停滞，桩桩件件，都引人深思。回看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刻，于是笔者尝试着写下这篇文章，梳理日本战后经济轨迹，探寻可为我国所用的经验与教训 。

01 废墟上的魔法：1940年体制

1940年出生于东京深川区的野口悠纪雄，人生第一段记忆就是1945年3月10日深夜的东京大轰炸。

334架B-29轰炸机，在午夜大摇大摆地飞进东京，倾泻下2000吨燃烧弹，野口的家就在轰炸区的西北角。5岁的野口跟着一家五口，拼了命地想往河里跑，但被逃难的人们挡住了去路，于是只能就近逃进小学的防空洞。也正是这个误打误撞的举动，拯救了野口全家。

第二天，从防空洞拖出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大多都是窒息而死的。野口一家因为来得晚，只能待在入口附近，反而幸免下来。

战败后的东京比堪比废墟，四成建筑被烧毁，工业产值跌至战前10%。野口全家挤在烧剩半间的仓库里，全部家当是一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战时配给的黑豆。食物的短缺，让挨饿的野口只能跟其他孩子一样去啃墙皮。美军吉普车往银座倾倒的过期罐头，成为他们不可多得的美味。

大轰炸后的东京市区

此时的日本，所有人都不曾幻想，这个被原子弹烤焦的国度里，即将上演人类经济史上最惊人的逆袭。

这一切的密码藏在1940年，彼时为应对战争建立的“总力战体制”，意外成为战后重建的基石：

政府统筹银行信贷、企业交叉持股、终身雇佣制度。

麦克阿瑟们瓦解了日本的旧财阀企业，但却由于无知，让经济官僚们幸免下来：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几乎毫发无伤地得到保留。

于是，这种国家主导型的体制便在废墟下悄然生根：大藏省把控资金流向，通产省挑选产业冠军，银行给指定企业无限输血。政府采用这种倾斜资源的方式带动基础产业迅速实现了恢复与发展。

但是，在经济整体的供给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策人为制造出过剩的需要，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当少年时的野口挤在百货公司的橱窗外张望时，他注意到里边的“三大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标价相当于普通职员半年工资。

为了抑制通胀，日本官僚们只得利用占领军的权威，强硬地推行了紧缩政策，日本经济又迅速陷入低迷。

但是，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命运啊，连自己都无法预料！

朝鲜战争爆发了。

日本作为美国的补给基地，获得了大量的军需订单。从武器装备到生活用品，日本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这些订单不仅为日本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还刺激了钢铁、机械、化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据统计，朝鲜战争期间，日本获得的特需订单价值高达23亿美元 ，这对于当时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三菱重工、川崎制铁等财阀企业，在战争特需的刺激下，迅速复活并发展壮大。

丰田汽车也因获得了大量的军用卡车订单，摆脱了破产危机，为日后成为全球知名汽车品牌奠定了基础。

02 黄金年代：经济插上了翅膀

野口考入东大那年，日本正在为东京奥运会刷白沿街建筑外墙。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时，野口正作为新职员正在大藏省接受田中角荣的训话。后来在办公室，他亲眼见到主计局官员用算盘核对着GDP增长曲线：

那十年日本年均增速11%，每三年诞生一个“英国经济总量”。

1967年，日本GDP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972年，日本GDP又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富士山下飞驰而过的新干线列车

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1940 年体制” 功不可没：

还有，政府搞了个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来刺激消费，耐用消费品越来越普及，又带动了产业发展和升级，这样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

这个时期，日本制造靠着性价比高、质量可靠等优势，慢慢抢占了国际市场份额。丰田本田的汽车、索尼的电视机、松下的电器等产品，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畅销全球。

1967年的日本银座，轿车不少，三菱的大幅广告非常显目

在野口的视野中，日本经济的斐然成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成功也让日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03 挑战与变革：石油危机与转型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 “石油禁运” ，并大幅提价，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至11.7美元 。

这使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日本经济陷入混乱：民众抢购导致物价翻倍，从而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大增，重化工企业利润压缩甚至亏损，工厂因能源短缺减产停产，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速放缓。

1974年日本GDP增长率降至-1.2%，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经济严重衰退。

加油站排长龙的汽车

野口此时在美国考察，看着底特律的加油站排起了长龙。等回国后，他却更震惊于日本从政府到企业的应变速度：

政府一边积极引导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向技术含量高、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型；另一边大力推行节能措施，努力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

企业层面则是，以丰田为代表的车企加大对节能车研发投入，推出的小型节能车在石油危机后大受欢迎，契合了消费者对燃油经济性的追求。

同时，日本企业积极布局新技术领域，推动了电子、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崛起。

当欧美沉迷于"大的就是好的"时，日本把省油轿车和微型芯片做到极致。

1974年全球小型轿车销量冠军——丰田第三代卡罗拉

到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系车已占据美国22%市场。

另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倒塌，国际货币制度进入浮动汇率制，日元进入升值通道，变相降低了进口石油的价格，对冲了油价上涨的影响。

日本还有个独特的工会制度，日本工会和企业是一条船上的，石油危机引发通货膨胀时，工会不像欧美那边一样要求大幅涨工资，因此很好地控制住了生产成本，避免了通胀走进恶性循环。

石油危机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但也成了日本经济转型的契机，让日本最先克服了石油危机，重回上升通道。

但祸根也就此悄然埋下：日本患上了“1940年体制依赖症”，影响了后来的结构转型。

04 泡沫狂欢：注定破灭的豪赌

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金光闪闪的黄金年代，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成为全球舞台上的最耀眼的明星。

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大幅提升，在1987年超过了美国，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能力也随之大幅增强。

在东京等大城市，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消费的人群，奢侈品店门庭若市，高档餐厅座无虚席。人们热衷于购买各种高端商品，从名牌服饰到豪华汽车，消费行为变得极为豪横。

泡沫顶峰时期纸醉金迷的日本国民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更是一片繁荣景象，股票价格一路飙升，日经225指数在1989年底达到了38915点的历史峰值。房地产价格也持续攀升，尤其是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房价，涨势更是凶猛。

1990年春，野口在一桥大学的讲台上挂出东京地价走势图：23个区地价总和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学生们哄笑："教授，您该更新数据了，现在能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的泡沫经济迅速膨胀，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

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日本缓慢推进金融自由化，到 80 年代中后期，这一进程明显加快。

1985年，日本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 。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纷纷降低贷款标准，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为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广为人知的《广场协议》。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元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这便是著名的 “广场协议”。

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财长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急剧升值，从 1985 年到 1988 年，日元汇率从 1 美元兑 235 日元升值至 1 美元兑 120 日元 ，升值幅度高达近一倍。

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时也迫于美国政府要求日元升值、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及实现贸易平衡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

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

土地资源的匮乏使得房地产投机热愈演愈烈，投资膨胀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

同时，为应对经济衰退风险，日本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降低利率， 1987年利率达到当时的历史低点 2.5%。

低利率环境使得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

许多企业和个人看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巨大获利空间，纷纷投身其中，进行投机炒作。一些企业甚至放弃了主营业务，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投资中，进一步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

当时东京银座地区的土地价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州。

野口此时已经成为了知名的经济学家，当看到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流向非生产领域，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时，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

这种泡沫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破裂，将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在当时那种全民狂欢的氛围下，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都沉浸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喜悦中，幻想着这种繁荣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05 泡沫破裂：失去的三十年

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危害，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过热的经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戳破泡沫。

“刺破日本泡沫的男人”——时任日本央行行长三重野康

日本央行连续加息，央行贴现率从1989年5月31日的2.5%快速上升至1990年8月30日的6% 。

加息使得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成本大幅增加，抑制了投资和消费需求。日本政府还开征 “地价税”，提高土地转让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

1990年3月，大藏省发布控制土地金融的政策，对房地产贷款进行严格限制。

但日本国民对日本经济的变化毫无察觉。人们都认为这些数据上的变化只是暂时现象，依然沉醉在泡沫经济的氛围中。

当时，很多日本人的脑海中都相信“日本例外论”，他们觉得股价的下跌只是暂时性的调整。即使地价开始下降，很多人也没能从泡沫经济的醉意中清醒过来。

1989年12月，日经225指数触及38915随后暴跌，随后经过1年经济陷入平成萧条。1992年跌至14309 点 ，此后虽然在1996年6月反弹至大约20000点上方，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10月下降至12787点 。

但地价并没有像股市那样一波三折——六大城市市区地价涨幅在90年触顶后持续回落，一直跌到2005年。而其他地区的下跌一直持续至2007年。除了平成萧条外，其他衰退时期尽管地价在下跌，但跌速并未因衰退而出现显著变化。

到1994年，东京、大阪等地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 。许多企业和个人资产大幅缩水，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1990-1997年，每年的破产企业数均超过1.4万家 。

银行也面临着巨大的坏账压力，金融公司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13万亿日元 ，大批金融机构倒闭：1994年起，东京协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继倒闭，1995年8月兵库银行倒闭，1997年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破产 。

山一证券破产，野沢正平社长泪洒记者发布会

失业率上升，消费下降，投资萎缩，经济增长乏力，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低迷。

这一时期被称为 “失去的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从1991年到2020年，实际GDP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只有0.7%，与高速增长时期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央行不断降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试图刺激经济复苏。政府也加大了财政支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1992至1995年期间，日本政府实施了6次经济刺激，总规模约66万亿日元，主要用于公共事业投资。

但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使得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桥本内阁只能在1996年下半年进行财政改革，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大幅降低政府支出，同时提高消费税率。

紧缩的财政政策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从1998年起再次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下行的经济形势已难以修复。

关于日本政府的应对政策，也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这些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边际递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政府大量债务堆积；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刺激，经济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衰退。

不管怎样，日本经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增长乏力，通缩压力不断增大。

野口这个时期一直在深入研究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他认为，泡沫经济的破裂只是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导火索，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日本在“1940体制”的加持下，传统产业发展迅速，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当全球经济形势迅速变化时，对国家主导型体制的依赖，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曾作为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加剧下，面临成本上升、技术创新不足等难题。日本在半导体、电子领域的优势，随着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逐渐消失。而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发展缓慢，缺乏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科技企业。

以互联网产业为例，美国有谷歌、亚马逊、Facebook 等巨头，中国也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而日本在这一领域却鲜有知名企业。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压力增大，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还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由于缺乏年轻劳动力，传统产业难以进行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

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627万人，占总人口的29.1%，创下历史新高。预计到205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40%左右，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峻。

创新能力不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在 “失去的三十年” 里，日本创新的速度明显变慢了。企业不太愿意在研发上多花钱，对新技术、新产业也不怎么去探索，这就使得日本在全球科技竞争里慢慢落后。

有数据显示，2010-2020年，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是3.3%，虽然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但跟韩国这些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差距。而且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日本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缓慢，在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创新成果也比较少。

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本的出口产业受到了冲击。日本是个特别依赖出口的国家，它的汽车、电子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更高的关税壁垒和贸易限制，这不仅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利润空间，还进一步降低了它们的市场份额。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使日本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决策更加谨慎，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06 镜中之鉴：我们该如何避免

1990年日本股市、房价泡沫破灭，最开始提出的是失去的十年，然后又改成了失去的二十年。由于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依然看不到前进的曙光，所以又有了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

日本有个网络名词，叫“平成废柴”，指的就是平成年代1989年之后出生的90后年轻人，日本经济崩盘后，“不景气”这三个字贯穿了平成一代年轻人的前半生。

后来发生的阪神大地震、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等等天灾人祸，让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始终笼罩着巨大的迷茫和不安，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一代人成了低欲望的一代人。

首先是房子，这一代人只有 1/3 买了房，大部分的平成年轻人根本不关心买房，也不打算买房。他们并没有像父辈一样经历日本最好的时候，反而从有记忆开始就在见证房价的不断下跌。在他们大部分人的心中，是否拥有房产并不是很重要，只要有个地方睡就可以了。

他们也拒绝内卷。日本社会的发展红利已经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卷也没有用。平成年轻人拒绝加班文化，晚上到家了之后就会玩电子游戏或者看看漫画，说白了就是摆烂，爱咋咋地。

关于结婚和生育，平成年轻人看到父辈们高位接盘，背上了一辈子房贷的结果，猛然发现单身居然是一条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他们普遍结婚生子的意愿很低，只想用自己挣到的那点钱来享受生活。干得不开心了，可以换工作，也可以换城市。

可如果结婚了，就得买房，就得存钱养孩子，还必须稳定在一个城市，也没有钱和时间享受生活了。

怎么算，一辈子不婚不育，性价比都要高得多。

如果你这几年密切关注我国的经济形势，看到上面这几段文字，是否有一种“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的感觉？

橘逾淮为枳，中日国情虽然不同，但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犹如一部宏大的历史长卷，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

“1940 年体制”在战后初期为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体制优于欧美式，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几乎成了全球共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国家主导型体制也逐渐显现了“创新力不足”的弊端，成为困住日本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经济长期低迷，日本政府并没有及时去探究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而是一味地追求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财政补贴，以权宜之计回避产业调整的战略思维，使得企业对政府形成过度依赖，反而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来到了和日本同样的岔路口：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低迷、消费信心不足、国际贸易摩擦、人口老龄化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是“衰老已富”，我们是“未富先老”，似乎比日本还要更为严重一些。

如果站在我们的视角审视日本这三十年，用“事后诸葛亮”的上帝视角，又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毫无疑问先要大刀阔斧地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培育新兴产业。政府应放宽对市场的限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保护 “企业家精神”。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

其次，大学教育需要进行改革，要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式人才。鼓励学生们到海外留学，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回国后创业或工作，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我国新兴产业中的很多公司，都是由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如王兴创办美团，李彦宏创办百度，张朝阳创办搜狐等。

另外，就是重视金融市场监管，警惕 “泡沫幻觉”。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金融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了，监管却没跟上，大量资金都涌进了股市和房地产。政府在应对泡沫时犹豫不决，最终用 “急刹车” 酿成惨剧。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严格规范金融机构的业务，密切监控信贷资金的流向，防止资金过度流入虚拟经济。

对于人口老龄化，日本经验表明，少子化趋势一旦形成便难以逆转。我国已放开生育政策，但需配套降低育儿成本、完善托育服务、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措施，让年轻人 “敢生愿生”。

鼓励企业出海。日本在泡沫时大量对外投资，现在海外资产已相当于GDP的80%，这些“隐形经济”对冲了国内衰退。中国企业也在加速 “出海”：比亚迪、宁德时代海外建厂，TikTok、Shein征服全球市场，这些布局正在为中国经济开辟 “第二曲线”。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不是简单的 “失败案例”，而是一部关于泡沫、转型与适应的复杂教科书。它揭示了一个真理：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狂飙。重要的是在

繁荣时警惕泡沫，危机时果断改革，低潮期稳住民生，转型期拥抱创新。

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庞大的市场、更高效的调控能力。我们缺的或许不是政策工具，而是 “刮骨疗毒” 的决心和 “上下同欲” 的信心。

当年日本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点燃增长引擎，今天我们需要更彻底的改革，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每个人。

毕竟，经济的终极目标不是数字的增长，而是让普通人的生活更有盼头。

来源：纳多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