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李广民，今年五十有二，在下陈庄开着一家小杂货铺。你别看这小店不起眼，二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瞧在眼里记在心上。

我是李广民，今年五十有二，在下陈庄开着一家小杂货铺。你别看这小店不起眼，二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瞧在眼里记在心上。

黄大爷走了。清明前的那场春雨后，他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

那天早上没见他来买早报，我寻思着可能下雨天腿脚不便。到了下午，我送了瓶酱油上门，敲了半天门，里头没动静。隔壁王婶说黄大爷好像一早就没动静。

我们合伙喊来镇上巡防队撬了门锁。

黄大爷就那么靠在他那张发黄的藤椅上，一只手还搭在半开的收音机上。桌上放着昨天我卖给他的大桶方便面，只泡了一半，汤都凉透了。

说起黄大爷，我们村没人不认识。一个守了寡二十五年的老头子，膝下无儿无女，听说亲戚也都断了联系。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我店门口，买张《县城日报》，有时再添半斤散装白酒，然后坐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看报纸。

“老黄，天冷了，多穿点。”我总这么说。

“死不了。”他每回都这么回，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黄大爷的葬礼很简单。镇民政给了一笔丧葬费，我和几个街坊帮着置办了一下。来的人不多，也就十来个老邻居，加上村里那几个闲着没事的老人。

直到那个叫林勇的年轻人出现。

“黄爷爷…走了？”他站在黄大爷简陋的灵堂前，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束白菊花。

我没认出这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林勇自我介绍说他是县城中学的老师，今年三十二岁。

“黄爷爷资助我读完了高中和大学，”他声音哽咽，“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早就辍学打工了。”

我愣住了。黄大爷？资助学生？那个每天掰着指头算钱，穿着补了又补的蓝布褂子的黄大爷？

葬礼结束后，林勇留下来帮我们收拾黄大爷的屋子。那是间很旧的平房，墙面斑驳，家具也都是上世纪的老物件。客厅角落放着个木箱子，上头落了厚厚一层灰。

林勇轻车熟路地打开那个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摞存折和一叠照片。

“这些都是他资助过的孩子，”林勇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些泛黄的照片，“黄爷爷从不让我们来看他，每次都是在县城的老邮局碰面，给我们塞钱，问问学习情况。”

我接过那叠照片。照片上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有的穿着学士服，有的站在教室前，还有的穿着军装。照片背面都工整地写着名字和日期。

“一共有八个孩子，”林勇说，“我们都是镇上的孤儿或者特困家庭的孩子。黄爷爷每个月都会从他的退休金里匀出一部分来资助我们。”

我不由得咂舌。黄大爷的退休金我是知道的，每个月就那一千多块钱。他自己生活已经很拮据了，居然还能资助孩子读书？

林勇继续翻检着箱子，拿出一个掉漆的铁皮盒子。里面是一些发黄的信纸和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黄大爷，身边站着一个面容温婉的女人和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男孩。

“这是黄奶奶和他们的儿子吗？”我问。

林勇点点头：“黄爷爷跟我说过，他儿子小时候得了白血病，他老伴为了照顾儿子，累垮了身子，没等儿子去世就先走了。儿子走后，黄爷爷就开始资助孤儿。他说，这世上最苦的就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我的眼眶湿润了。二十五年来，我们只看到一个沉默寡言、略显古怪的老人，却不知道他在暗地里做了这么多事。

屋子收拾到一半，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抬头一看，门口站着六七个人，年龄不一，有男有女，都抱着白花。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领头的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敬了个军礼。

林勇介绍说，这些都是黄大爷资助过的孩子。他们得知黄大爷去世的消息后，从各地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两天，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人。有的是黄大爷资助过的孩子，有的是那些孩子的家人。他们带来了花，带来了黄大爷生前喜欢的点心，还带来了一个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故事。

叫小李的姑娘说，黄大爷十年前在福利院看到她，知道她想学钢琴，每个月偷偷给福利院送钱，就为了让她能上音乐课。现在她在省城一家艺术学校教钢琴。

那个军装青年叫张强，是黄大爷资助最久的一个。从小学到大学，全靠黄大爷每个月寄来的钱维持学业。如今他在边疆部队当了排长，每年休假都会来看黄大爷。

“去年春节我来看他，带了两瓶好酒，”张强说，“黄爷爷没舍得喝，说等我转业回来再开。那瓶酒…大概是等不到了。”

王婶在一旁听得直抹泪：“老黄这人真怪，住得这么近，从来不跟我们提这事。”

张强笑了笑：“黄爷爷说过，做好事不留名，才是真的好。”

我突然想起黄大爷屋里那台老旧的彩电。去年夏天他来店里买电池，说电视遥控器坏了。我寻思着他那台破电视也该换了，就说：“大爷，您那电视都二十多年了，要不换个新的吧，现在智能电视挺好用的。”

黄大爷摆摆手：“不换，还能看就行。”

现在想来，他省下的钱，大概都给了这些孩子们吧。

林勇带着我们去了黄大爷的卧室。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框，是黄大爷老伴和儿子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半杯水，水面上飘着几粒枸杞。

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八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上都贴着一个名字。文件夹里是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照片、成绩单、获奖证书的复印件，还有一些书信往来。

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大多数都不认识彼此。黄大爷像是刻意将他们分开，从不让他们碰面。

“他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接受他的帮助，怕我们有压力，”林勇猜测，“每次见面他都会说，别辜负了他的心意，将来有能力了也要帮助别人。”

收拾完黄大爷的遗物，我们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份手写的遗嘱，字迹颤抖却工整。

“我黄福生，今年七十九岁，立此遗嘱。我的房产和存款，全部留给我资助的八个孩子，由林勇负责分配。希望他们记住，好好活着，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能力了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群孩子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黄大爷的房子捐给镇上的特困户，存款则全部捐给了福利院，办了一个”黄福生助学金”，专门资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村里人这才知道，原来黄大爷这些年一直在默默地资助孤儿。那个看上去古怪、节俭到近乎吝啬的老人，却有着一颗最宽广的心。

清理完黄大爷的遗物，我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他颤抖的笔迹：“对不起，孩子，爸爸没能救活你。但我替你照顾了八个和你一样的孩子，希望你在天堂不会怪我…”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黄大爷坐在村口槐树下看报的样子。每到冬天，他总会往树下的猫食盆里添上猫粮。我问他为啥对流浪猫这么好，他只是笑笑：“它们也是孤儿啊。”

我这才明白，原来黄大爷的善良，不只给了人，连小动物都没有放过。

后来，那八个孩子决定每年清明节都回来看望黄大爷。他们在墓碑上刻了一行字：“一个人，抚养了八个孩子。”

黄大爷走后的第三个月，我在收拾店里货架时，发现了几张皱巴巴的纸条，是黄大爷去年买东西时塞给我的欠条。上面写着”借白酒一斤，下月补”，“借香烟一包，月底还”之类的话。

奇怪的是，我明明记得他每次都按时还了钱，为啥还留着这些欠条？

直到有一天，林勇来店里买东西，无意中提起黄大爷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会买些酒和好烟，说是”犒劳自己”。

我这才恍然大悟。黄大爷哪是在犒劳自己，分明是在接济那些孩子后，拿不出钱来买东西，只好先赊账，等下个月发了退休金再来还。而我还总笑话他小气，连买瓶酱油都要货比三家…

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当初给黄大爷办丧事时，我曾纳闷为啥这么多人来送他，原来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世上留下了这么多爱。

现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常年摆着一张小板凳。那是黄大爷生前最爱坐的地方。村里人说，只要坐在那张凳子上，就能感受到一种平静和温暖。

有时候，我也会坐在那里，想起黄大爷穿着褪色蓝布褂子的样子。他总是一个人静静地看报，阳光透过树叶，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洒下斑驳的影子。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美的光景吧。不张扬，不炫耀，就像春雨润物，无声无息，却滋养了一片森林。

林勇告诉我，黄大爷生前从不过生日，唯独每年的八月十八，他会买一个小蛋糕，点上蜡烛，然后一个人吹灭。

“那是他儿子的生日，”林勇说，“黄爷爷说，那天他会许愿，希望在天堂的儿子能看到，爸爸替他照顾了很多兄弟姐妹。”

后来我才知道，黄大爷资助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他儿子去世后不久。那天他去医院取儿子的遗物，在医院走廊上看到一个无人照料的小女孩。

护士说那女孩父母出车祸双亡，只能等亲戚来接，可三天过去了，没人来。

黄大爷二话没说，把自己刚领的丧葬费分了一半给那女孩，还托人把她送进了福利院，并承诺每月资助她生活费。

从那以后，每当他在镇上看到无依无靠的孩子，都会默默地资助。小到买学习用品，大到支付学费，他能给的，都给了。他却从不让这些孩子到他家来，怕他们看到他拮据的生活环境后会有负担。

如今，黄大爷的故事在县城里传开了。县电视台还做了专题片，采访了那八个被他资助的孩子。节目播出后，不少人被感动，纷纷表示要加入”黄福生助学金”的捐助行列。

昨天下午，县民政局的人来村里，说要给黄大爷追授”道德模范”称号。我想黄大爷在天有灵，看到这一切，应该会笑着摆摆手说：“没啥，应该的。”

我坐在黄大爷常坐的那棵槐树下，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辈子，不在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了多少；不在乎被多少人记住，而在于温暖了多少人的心。

黄大爷用二十五年的时间，默默地改变了八个孩子的命运，而这份爱，又通过这八个孩子，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这大概就是黄大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吧。

村口的那盏路灯忽闪了一下，仿佛是黄大爷在冲我们眨眼。夜色渐浓，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讲述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一个守寡二十五年，无儿无女，却在悄无声息中，点亮了八盏明灯的老人。

他的名字叫黄福生，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让”福”与”生”生生不息的人。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