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作仪（1917－1949） 重庆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往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1948年5月被捕，狱中积极作看守黄茂才、医官刘石仁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忍着伤腿的剧痛，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

生要站着生 死要站着死——记陈作仪烈士

如果在死亡面前别无选择，那至少可以选择一种泰然面对死亡的方式——这便是共产主义战士的风范！

陈作仪（1917－1949） 重庆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被派往云阳参加下川东武装起义。1948年5月被捕，狱中积极作看守黄茂才、医官刘石仁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忍着伤腿的剧痛，大声高呼：“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挺身而出，壮烈牺牲于牢门边。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大屠杀。此时新中国虽已成立了57天，可一大批革命者还是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之中。

在这批死难烈士中，有一位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面对骤然而至的屠杀，没有惊慌，没有哭泣。他从容不迫，大义凛然——他就是我党优秀的基层领导人陈作仪。11月27日晚，特务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人员全部集中于男牢楼下八间牢房，并锁上牢门，用冲锋枪、卡宾枪对准牢房疯狂扫射，罪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陈作仪的腿。他虽身负重伤，却仍顽强的站起来，挪向牢门，大声怒斥敌人：“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我站起来让你们打！”他不断的挥拳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实现了自己“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战斗之歌。

陈作仪， 1917年出生在四川云阳沙沱乡望鹿坪（今重庆云阳鹿鸣乡）一贫苦农民家里，从小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父早逝，8岁时，陈作仪就去一家饭馆当“堂倌”，不久又到一个小煤窑去当童工，俗称煤娃。在地狱般的巷道里，陈作仪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极度的苦难，磨炼出他反抗压迫的意志。正当青年陈作仪为人生前途而苦闷彷徨之际，他遇到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引路人。

深山里有一座小学，青年教师赵学做，是名共产党员，1935年1月参加云阳工农武装起义失败后，转移来这里。赵学做是云阳农坝乡人，和陈是乡邻，了解到陈作仪对旧社会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便在教陈作仪学文化的同时，不断向其灌输革命道理，介绍有关党的知识和党的主张。在赵学做的帮助下，陈作仪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一天，陈作仪恳切地对赵学做说：“千万要请您设法找到共产党，我拼命也要加入共产党。” 1938年，经赵学做、陈汉书介绍， 21岁的陈作仪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党组织为了让陈作仪在斗争中进一步锻炼提高，便派他到云阳鱼泉矿区去开展工作。

1939年6月，上级党组织派了一批党员到云阳农坝乡和鱼泉煤矿协助工作，人多了，容易暴露，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为解决这些矛盾，组织上决定在他们工作的附近，筹办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煤窑，以便把上级派来的同志安排下来，并藉此为组织上筹集一些经费。经过艰苦创业，1940年我们党自己办的煤窑在鱼泉煤矿矿区正式开张生产了。陈作仪当“老板”兼管总帐，党员陈恒之既抓煤窑生产，又负责对外联络。党员同志和积极分子相继来到这里，共同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不到一个星期，灶窑就出炭了。煤窑建立了党的支部，由陈作仪（这时用名陈厚培）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煤窑的人员由原来的10人，逐渐增到70多人。人多了，煤炭产量自然越来越多，煤层也越挖越厚。陈厚培“老板”的名声打出去了。同志们看到这样好的形势，不禁暗自高兴。大家为了表明这个煤窑是凭自己的志气办的，且煤层又厚，便给煤窑取名为“志厚窑”。煤窑不仅为组织上提供了不菲的活动经费，有效地为部分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提供隐蔽，更是团结组织了一支工人队伍，为党培养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4年底，陈作仪来到重庆城区，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观音岩中心小学、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医院等单位以总务主任、人事干事等合法职务为掩护开展工作。同时，陈作仪与重庆《新华日报》张子英、赖卫民、周力行、曾德林等保持联系，积极参加中了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

1947年初，国民党特务加强对《新华日报》进行限制和封锁，使党的声音不能及时传播出去，陈作仪就组织同志们将报纸分封起来，写上收报人的姓名、地址，贴上邮票，通过不同街道上的邮筒分别寄往各地。与此同时，他还把《中国学生导报》推荐到云阳安辅成中学去。当《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后，他组织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钟代等同志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提供给彭咏梧同志，并秘密传送给中共重庆市委的地下刊物《挺进报》，使同志们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从中受到鼓舞。同年11月，陈作仪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要他组织在重庆工作的一些党员返回云阳家乡参加武装斗争，以配合迎接解放大军进川。根据这一指示，他在重庆建川中学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商讨返回云阳的事。并决定自己先行返回云阳打前站，然后再组织其他同志分批赴云阳。1948年1月，当重庆的几位同志买好船票准备去云阳时，突然接到云阳打来的急电：“留渝缓归。”大家后来才得知云阳武装斗争失利，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不幸牺牲。由于形势紧张，特务到处抓人，陈作仪在云阳根据组织意见，及时通知了在渝同志，避免了更多人的牺牲，为党保存了有生力量。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中共地下党市工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叛变的严重事件。陈作仪分析形势，认为此时的处境是最困难的，自己随时都有暴露身份，被敌人捉住杀头的危险。一天他告诉地下党员彭洋同志：“蒋介石疯狂反共，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很有可能为了革命被捕，甚至牺牲。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坐牢、杀头，是无所畏惧的，但要作好充分准备。”他随即同爱人林梅侠商量，将初生3个月还在吃奶的女儿泳白，托彭洋同志送回云阳县林梅侠同志的姐姐林茂晗代为抚养。

1948年5月，陈作仪由于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由于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他把监狱当成了另一个特殊的战场，沉着应对特务们的审讯，英勇顽强地与他们进行周旋。在狱中，陈作仪抓住时机，积极开展争取敌人下层人员的工作。他了解到年轻看守黄茂才出身贫苦，是为生活所迫才干这种职业的，便开始对他进行教育，给他讲些革命的基本道理，鼓励他立功赎罪。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黄茂才开始为难友们带出字条和捎带日用品。1949年，渣滓洞监狱里闹疟疾和痢疾，陈作仪便托黄茂才买了1000多粒奎宁丸和2000多粒肠胃消炎片，悄悄发给病重的同志们，使疾病的传播得以控制。陈作仪还托黄茂才从狱外买回《国民公报》、《新民报》，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

可是在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还差三天！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逃离重庆前夕，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坚强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陈作仪壮烈牺牲了，年仅32岁。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