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晨报》以传播世界新潮流为宗旨，通过设置“马克思研究”等专栏专号，搭建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并且在多方努力下，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重网络；同时，向俄国派遣特派员，实地考察苏俄的建设情形及共产主义之前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晨报》以传播世界新潮流为宗旨，通过设置“马克思研究”等专栏专号，搭建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并且在多方努力下，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重网络；同时，向俄国派遣特派员，实地考察苏俄的建设情形及共产主义之前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晨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核心的研究系机关报，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日报之一，其前身为《晨钟报》。由于研究系在政治上的失势，使《晨报》于1919年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

搭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更起迭乘”的政局，作为研究系喉舌的《晨钟报》于1916年8月15日应运而生。作为汤化龙的私人秘书，李大钊被聘请为该报编辑部主任。李大钊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作为该报的发刊词，表示《晨钟报》是“青年之友”，勉励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从李大钊对《晨钟报》的定位来看，其与汤化龙的党报理念多有不合，致使其于9月初离任《晨钟报》。此后，因《晨钟报》遭到北洋政府查封，遂于1918年12月1日易名为《晨报》出版。《晨报》复刊后，张澜再次请李大钊协助编辑该报。

1919年2月7日，《晨报》副刊正式改版，增设“自由论坛”等栏目。该栏目刊登的首篇文章，即为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其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并表示这股社会革命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而后，《晨报》副刊陆续登载李大钊的《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新旧思潮之激战》《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晨报》副刊在“名人小史”专栏介绍了圣西蒙、傅立叶、马克思、列宁的生平事迹。1919年4月1日至4日，《晨报》副刊登载《马克思之奋斗生涯》，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5月1日，《晨报》副刊推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是国内首个五一节纪念专号。该专号发表了陈溥贤、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的多篇文章，专门探讨劳动及劳动者问题。5月5日，《晨报》副刊又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该专栏刊发了近20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详细阐述，是《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栏目之一。在此影响下，《晨报》副刊成为了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中心，“极为学生界所欢迎”。

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重网络

传播是思想、观念、意见的交流与共享，突出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因此，传播并非简单的线性模式，而是一种相互交织的网状模式。基于这种传播网络，一方面个人完成了其社会化过程，将自己的生活编织进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另一方面思想观念得以传播至更广人群，从而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与反馈。《晨报》即通过自身努力与多方互动，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重网络。这种传播网络的形成，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广泛地传播至全国各地，更重要的是可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舆论影响力，进而编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之网。

其一，《晨报》与《时事新报》等研究系报刊之间形成的传播网络。五四时期，研究系报刊主要有北京的《晨报》与《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与《解放与改造》。这四份报刊位于京沪两大重镇，在舆论上南北呼应，尤其上海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全国舆论的中心。因此，这些报刊不仅会互相转载文章，还会协助代派报纸。《晨报》即委托时事新报馆代派上海地区的报纸，以便利沪上阅报者。进而言之，这些报刊凭借其遍布国内乃至海外的发行网络，将报章杂志送达全国主要城市，并辐射到海外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媒介舆论。

其二，《晨报》与其他报刊之间形成的传播网络。从传播主体来说，《晨报》容纳了多种党派的知识分子，其中早期中共党员即有十余人，且多人系中共报刊的负责人。在这种关系网络的影响下，《晨报》的相关文章常常被其他媒体所转载，如《每周评论》《新青年》《新中国》《神州日报》《东方杂志》等。《新青年》《每周评论》便转载了《晨报》上的《劳动教育问题》《新旧思潮之激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近世社会主义鼻祖》等文章。借助其他报刊的转载，《晨报》便可突破其自身的读者群体，并利用其他报刊的传播网络，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到更广人群。

其三，《晨报》与书局等出版机构之间形成的传播网络。为增进营业、扩大影响力，晨报社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兰姆塞的《1919旅俄六周见闻记》、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李霁初等的《游记第一集》、俞颂华的《游记第二集》等。晨报社丛书依托书局等出版机构，重点在京沪地区售卖。在北京地区，除晨报社发行部外，还有北京大学出版部、高等师范工学会、清华学校书报社等代销处。在上海地区，则有北新书局、新青年社等销售点。丛书的销售网络还进一步延伸至内地。1920年7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并约定与包括晨报社在内的11家出版机构进行出版物交易。文化书社销售的新书刊中，即涵盖了晨报社丛书。可见，晨报社丛书具有较为广泛的销售网络。在此基础上，丛书的销量颇佳，且数次再版。由此而论，书局等出版机构在晨报社丛书的发行上助力颇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路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晨报》不仅在学理层面上输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路径，即派遣特约通讯记者，前往世界各国，调查社会及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形，尤其是对苏俄进行实地考察。

《晨报》与《时事新报》之所以派出特派员前往俄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考察俄国的革命情形，来判断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所以，在俄国考察期间，俞颂华等人一直贯穿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瞿秋白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可见，他们此行的目的不单是报道俄国的真实情况，更在于借此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苏俄访问期间，瞿秋白等人撰写了数百篇特约通信，全面报道了苏俄的内政外交情形。《晨报》特设“俄国特派员通信”“莫思科特派员通信”“莫思科通信”等栏目，从1920年底到1923年初连续登载这些通讯报道，长达两年有余。俞颂华撰写的长文《旅俄之感想与见闻》，引起了广大读者对苏俄的关注与兴趣。在此情形下，晨报社遂将该文与俞颂华所撰《俄国旅程琐记》《劳农俄国之观察》《俄国之再造问题》三篇文章，一同集成《游记第二集》，收录于“晨报社丛书”。通过丛书的出版，又形成了对“苏俄通讯”的二次传播，使苏俄得以受到国内读者的持续关注。

作为特约通讯记者，瞿秋白三人尽到了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与报道者的职责。他们不仅关注苏俄的革新面貌，也报道了苏俄萧条的社会景象。不过，苏俄民众的悲惨境遇，反倒使瞿秋白开始思考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言之，瞿秋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践行，应顾及中国的现实情况。1921年9月23日，《晨报》发表瞿秋白长文《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最后一篇，表示：“世界及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之洽切适用与否及‘民间去运动’之成熟与否，是社会改造过程第一步所必当注意的。”换言之，国人如欲进行社会改造，首先须考察社会实际情形的适用性。这确是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提醒。

瞿秋白等人在俄国的实地考察，向国人展现了更为真实的苏俄图景，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此后的几年内，陆续有数十位国内精英前往苏俄，考察苏俄的政治体制、改革情形、社会现状等。尽管他们的目的不同，但大多撰写了“苏俄通讯”，登载于国内媒体，进一步向国人介绍了苏俄的发展面貌。以此观之，《晨报》《时事新报》发起的派遣俄国特派员之举措，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路径，亦是“苏俄通讯”之嚆矢。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革命时期，《晨报》也发表言论攻击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并在1925年10月引发“仇友赤白”之争。这种言论招致国民的极大不满，使晨报馆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即“火烧晨报馆”事件。尽管如此，《晨报》在五四时期搭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平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尤其是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均雄辩地说明了其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功绩。正如瞿秋白所言：“现代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晨报》《时事新报》《青年》报以及《解放与改造》和《人道》等杂志。”质言之，《晨报》与《新青年》等报刊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一同构成了复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图景。

（作者谭小伟，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院）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