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裹紧那件补了三道口子的黑色棉袄，看着跪在地上的大哥陈建国。他那平日挺拔的背影此刻显得如此佝偻，宽厚的肩膀不住地抖动，手里紧攥着父亲生前最爱的那只搪瓷缸子，骨节都泛了白。

老大的眼泪

＂爸，你走了，我对不起你呀……＂大哥跪在灵堂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让我心惊。

三叔冷冷一笑，把烟头在门槛上摁灭：＂看吧，哭得最凶的人，其实是在哭自己。＂

1989年冬天的北风刮得窗户纸＂啪啪＂直响。灵堂前的白色挽联随风摇曳，蜡烛火苗不住地晃动，照得墙上人影憧憧。

我裹紧那件补了三道口子的黑色棉袄，看着跪在地上的大哥陈建国。他那平日挺拔的背影此刻显得如此佝偻，宽厚的肩膀不住地抖动，手里紧攥着父亲生前最爱的那只搪瓷缸子，骨节都泛了白。

院子里点着松树枝驱寒，呛人的烟味和檀香味混在一起。众亲戚站在四周，有人掏出手帕擦泪，有人低声议论，还有人不停地扭头看向厨房的方向，怕大锅里的饭菜煮过了头。

我叫陈小红，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出生那年，正赶上邻村李家嫁女儿，红红火火的，父亲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我一辈子红红火火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陈志远一直是县纺织厂里的车间主任，头上戴着方方正正的工人帽，脚上穿着松紧带半旧的黑布鞋，腰间别着铝制饭盒，里面装着切成片的咸萝卜和两个窝窝头。脸上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厂里的年轻工人都怕他三分。

＂老陈那人啊，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这是同事们对父亲的评价。

大哥比我大十岁，从小就聪明过人，县高中的墙报上经常贴着他的照片，黑白的，模糊的，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格外醒目。父亲每次路过都会偷偷站着看，嘴上不说，眼里却满是骄傲。

1978年，大哥以县里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大学，理工科，这在我们小县城可是头等大事。邻居们纷纷登门道贺，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两条＂大前门＂，请来的客人人手一支，屋里烟雾缭绕，却掩不住每个人脸上的喜气。

可好景不长，那会儿刚改革开放，很多地方百废待兴，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紧。二姐得了重病，要花大钱；弟弟正是上学的年纪，天天嚷着要买《十万个为什么》；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全家七口人的担子，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肩上。

＂建国啊，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你……＂我至今记得那个夏夜，蚊子嗡嗡地叫，煤油灯的火苗剧烈摇晃，映得父亲的脸一阵明一阵暗。他红着眼眶，语气却异常坚决。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时不时地叹气。她的头发早已花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也一道接一道，像地里干涸的田垄。

＂我懂，爸。＂大哥只说了三个字，眼睛里却噙着泪光。第二天一早，他就收拾行李回了家，去县城找活干，不久就在供销社找了个临时工的差事，每月工资不多，却能贴补家用。

或许从那时起，父亲心里就埋下了愧疚的种子，却被他的倔强掩埋得严严实实。他对大哥的要求越来越严，仿佛在弥补什么。而大哥，则像是要证明什么，不声不响地打拼，风里来雨里去。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们县城也有了第一批个体户，街上开起了不少小店铺。政策越来越活，各种＂万元户＂的故事也传得沸沸扬扬。

大哥从批发农具做起，起早贪黑，挣了些本钱后，置办了几台简陋的机器，租了村边的一个废弃仓库，雇了几个民工，开始生产铁锹、镐头这些农用工具。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却记得村里人议论纷纷：＂陈家老大胆子真大，敢出来单干。＂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一次我去送饭，看见大哥和几个工人蹲在院子里吃冷馒头就咸菜，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满是油污和疲惫。但大哥看见我，立刻笑得没心没肺：＂小红来啦？看哥多威风，当老板啦！＂

他的小厂渐渐有了起色。那年冬天，大哥白布包头，骑着二八大杠，驮着一个大包袱回家，兴冲冲地要带父亲去看看他的＂小事业＂。

谁知这一提议却引来父亲的暴怒。

＂什么私人老板？投机倒把！没出息！＂父亲一拍桌子，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我陈志远辛辛苦苦在国营厂干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混到个车间主任，多少人眼红！你不跟我进厂反而去做这种不靠谱的买卖，是嫌我这老子脸上没光？＂

方桌被拍得咣当响，墙上挂的搪瓷大三件都震得晃了几下。家里那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还在播着新闻联播，但没人顾得上看了。

＂爸，时代不同了。＂大哥试图解释，一边小心翼翼地从布包里取出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衫，＂现在国家鼓励创业，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这小厂虽然不大，但发展前景不错，您老要是——＂

＂住嘴！＂父亲怒吼，声音大得能把房梁震塌，＂你要是执意如此，就别叫我爸！有能耐就靠自己，别指望我陈志远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兔崽子半分钱！今天要么你收了这个破厂子，跟我去纺织厂，要么……＂

＂我不去。＂大哥的声音很轻，眼神却无比坚定。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如此动怒，也是第一次看见大哥那样倔强的眼神。两个男人，一个年近花甲，头发已经花白，一个刚过而立，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像两堵墙一样对峙着，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最后，大哥把那件的确良衬衫轻轻放在桌上：＂爸，这是我挣的第一笔钱买的。您穿穿看合不合身。＂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连夜返回了县城。

从那以后，大哥很少回家。每年过年，他匆匆来，匆匆走，父子俩除了吃饭时的寒暄，几乎不交流。那件的确良衬衫，父亲从没穿过，却被挂在柜子的最里面，好好地保存着。

我上初中那年，学校要交书本费，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邻居家的喇叭在播着《东方红》，母亲站在灶台前叹气，父亲坐在门槛上抽闷烟。我不敢开口，只好一个人跑到小河边哭。

第二天清早，信箱里出现了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十张大团结和一张小纸条：＂小红，好好学习。哥＂。大哥那有些歪斜的字迹让我眼睛一热，赶紧把钱揣进兜里，跑去学校交了费。

这样的信封，每到开学季就会出现在我家的信箱里。父亲从不问钱的来源，只是每次都要把信封里的钱取出来，按照原样放回信箱，然后默默地从自己的布袋里拿出同样数目的钱给我。

可到了我上高中那年，学费猛增，是往年的三倍多。。

父亲刚从厂里下班回来，满身的棉絮和汗味。看到大哥坐在堂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你来干什么？＂

大哥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爸，小红上高中了，学费比初中贵多了。我这厂子近两年效益不错，供她上学不成问题。＂

看着那厚厚的信封，父亲的脸色变了几变。他一把抓起信封，冲出了家门。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六十多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风一般地冲到了大哥的小厂。我偷偷跟在后面，正好看见父亲当着所有工人的面，把钱摔在地上：＂陈建国，我陈志远的女儿不用你布施！我养得起！＂

厂子里的工人都惊呆了，有的放下手中的活，有的站在机器旁不知所措。大哥站在那里，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额头青筋暴起，却一言不发，任由父亲转身离去。

那一刻，我看到大哥眼中有泪光闪过，但很快就被他强行忍了回去。他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钱，一张一张叠好，然后轻声对工人们说：＂继续干活，不碍事。＂

转过身去，他看见了躲在门外的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小丫头，怎么跑来了？＂

＂哥，你和爸……＂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大哥摸摸我的头：＂别哭。钱的事别担心，哥有办法。你爸的脾气我知道，他过不了这个坎。＂他笑了笑，眼里却是说不出的疲惫，＂等你大学毕业了，这些事就都好办了。＂

就这样，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僵。父亲在厂里一干就是三十年，从普通工人熬到了车间主任，眼看着国营厂效益越来越差，下岗潮一波接一波。而大哥的小厂却节节攀升，产品从县城卖到了市里，又从市里卖到了邻省。但父亲依旧不肯松口，一提起大哥就沉下脸来。

1989年初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把县城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那天清晨，母亲发现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推门一看，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已经去了。

乡下人讲究，人死了要停尸三天。大哥闻讯赶来，二话不说跪在灵堂前痛哭。他那撕心裂肺的样子，把所有人都吓住了。

如今，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穿着那件从未穿过的的确良衬衫，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再也不会皱着眉头对大哥说重话了。看着大哥撕心裂肺的样子，我心如刀绞。。

＂看把他哭的，装给谁看呢？＂三婶用手肘捅了捅身边的人，头上的发卡闪着刺眼的光。

＂还不是怕分家产？陈志远老兄弟那点退休金和房子，怕是早被他惦记上了。＂一个远房堂叔摇着蒲扇，眯着眼评论道。

＂平日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这会子倒是哭得比谁都凶。＂

＂听说他那厂子已经不行了，指不定回来是想从老陈这儿拿点钱周转呢！＂

闲言碎语如同飞蝇一般嗡嗡作响。大哥似乎听不见这些话，他就那么跪着，一动不动，双手紧握父亲的手，仿佛整个人被抽空了力气。我想上前安慰他，却被三叔拉住。

＂别管他，让他哭个够，他是在哭自己这些年对老哥的不孝，现在后悔也晚了。＂三叔咬着烟嘴，用沙哑的声音说，＂你爸这几年没少念叨他，虽然嘴硬。这会儿老哥走了，他哭得这么凶，不是装的又是什么？＂

父亲的遗体在家停放了七天。七天里，大哥寸步不离，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村里的广播喇叭照常播着早间新闻，却衬得老家的院子更加沉寂。

我偶然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借着油灯的微光，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那封信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看完后的表情既悲痛又释然。当我好奇地想看时，他却迅速将信藏了起来，摇摇头说：＂不是什么重要东西。＂

村里的传言越来越难听。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三三两两的邻居凑在一起说长道短。有人说大哥其实早就把父亲的退休金据为己有；有人说他此刻的哭泣不过是做给众人看的戏；还有人说他之所以如此悲痛，是因为父亲留下的房子可能要分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而不是全部给他……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刺得我心里发疼。我不信大哥是这样的人，但又无法解释他突然的情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