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18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巨额财政方案草案，预计提供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批准修改《基本法》中的“债务刹车”（Debt Brake）条款，放宽对国防开支的债务限制。

德国新政的涟漪，正在蔓延。

2025年3月18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一项巨额财政方案草案，预计提供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并批准修改《基本法》中的“债务刹车”（Debt Brake）条款，放宽对国防开支的债务限制。

“债务刹车”于2009年写入德国《基本法》，目的是应对债务危机，要求联邦政府每年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5%，有效防止了德国政府债务失控。2023年，德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63%，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位。

但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公共投资长期不足，新政有望帮助德国乃至欧盟经济摆脱衰退困境。

2025年3月28日，拉尔斯·P·菲尔德(Lars P.Feld)来到上海，他刚刚发布新书《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活动后，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菲尔德教授。

菲尔德现任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弗莱堡欧肯研究所所长，曾任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五贤人”）前主席、德国前财政部长林德纳首席顾问。“债务刹车”制度正是出自菲尔德之手。

拉尔斯·P·菲尔德(Lars P.Feld)。图片来源：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官网。

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公共财政赤字相当克制，这导致德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完善，菲尔德用德国火车举例，“从法兰克福坐火车到柏林，准点率就像中彩票一样”。他总结，上一届政府（朔尔茨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补贴干预和监管政策，以及抬高政府支出，更高的债务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但这些并非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良药”。

“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减少各种成本，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他指出。

自德国宣布规模空前的财政扩张计划以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接近3%，创下自2023年全球债券抛售以来的新高，推动其他欧洲国家的借贷成本水涨船高。

新政府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经济连年萎缩、全球需求疲软、能源危机等因素仍继续影响德国经济。美国多变的关税政策、外交政策，也将欧盟这一盟友“越推越远”。

德国经济的“分水岭”

南方周末：你怎么形容新政府提出的巨额财政计划？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吗？

菲尔德：“革命”这个词有些用力过猛，我更愿意形容它是一个“分水岭”。我不确定这对整个欧元区意味着什么，但它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给欧洲央行带来更多压力。

一些南欧国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会提高他们的利率，目标是让欧洲央行额外购买政府债券。法国银行协会的CEO已经在最近提出了类似担忧，这种压力将继续施加在欧洲央行身上，结果要么是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又或是债券市场出现问题，政府难以再融资。

上一届政府也进行了相应改革，但没有取得好的成效，反而导致更高的债务率，而且现在也面临着更高的利率，政府预算中的利息支出将会大幅增加，这会导致欧盟国家必须要支付风险溢价。比如意大利的10年期国债利率最高触及4%，与10年前相比，意大利不仅债务增长了，还必须支付更多利息，这会带来很多问题。

南方周末：是否可以理解为，大家并不反对财政扩张本身，更关心的是怎么花这笔钱？

菲尔德：是的，当我们考虑支出占GDP比重的时候，这个数字是25%或者35%并不重要。更关键的是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以及政府的效率。北欧国家的支出占GDP普遍超过50%，但是资金的使用效率很高，法国也是50%，效率就比较低。因此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比如在德国，建设一座桥梁通常要花6-10年，这还不包括建设需要的时间，只是前期的走流程。这一点上德国更像法国，而不是北欧，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南方周末：德国GDP连续两年负增长，你觉得是结构性问题还是经济周期的问题？

菲尔德：我认为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这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尤为突出。

法国、意大利比我们做得还差，它们从疫情之后没有太多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但如果想要变好的话，那必须要去对标更好的，所以我们与瑞士、丹麦进行对比。瑞士和丹麦的基础设施方面相比德国明显更好，比如火车的准点率更高。

德国过去一年的政府赤字更高了，从2020年到2023年，负债率节节攀升，占到GDP的67%-68%，之后有滑落主要是因为通胀的原因，不是说我们债务或者负债率降低，而是因为通胀的原因，我们赤字仍然是很高的，并没有变小，所以我认为这是整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德国汽车发展落后不怪美国和中国”

南方周末：目前公布的巨额财政计划投资体量非常大。这对未来德国及欧盟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菲尔德：最终方案还没有出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笔资金大部分将会投资于基础设施、环境领域，以及国防方面。德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希望能够开发更多新的技术，来推动高质量潜在增长，更好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但是德国目前的产能依然不足，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加大投资提升产能。

我建议对于基础设施需要有特殊或者专项基金，实际上德国的基础设施基金年后就要用完了。在国防方面，减少对国防的直接投资，增加技术方面的投资。空客（Airbus）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也与军事相关。

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果做得不明智的话，可能最终也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2011年德国推出“债务刹车”，结果债务比例并没有下降，因为钱被用在了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消费等方面，而不是公共投资。这近一步拖累了企业对德国的投资，因为企业会觉得付的税更高，但是基础设施反而差了，怎么办？我去别的地方好了。

南方周末：欧盟委员会近期出台了一份竞争力报告，认为自己缺少统一的大市场，因此没有出现像阿里巴巴、特斯拉、DeepSeek这样的企业，欧洲未来在这一块有没有相应的措施？

菲尔德：德国的汽车公司面对着很多困境，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另外在自动驾驶领域，美国发展比欧洲更快，这也是因为我们监管限制导致，我们需要作出变革、减少限制。欧盟会制定一个特定日期，在此之后不再批准内燃机或者燃油车新车，以此支持电动汽车发展，（汽车发展落后）这一点上我们并不责怪美国或者是中国，这是我们内部自己的问题。

我想提一提专利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在AI方面专利数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三，所以并不是那么糟。德国企业在AI领域的研发一直在进行，问题是如何转化到市场上，这部分比较低效。欧洲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更加受限于法律法规，而在中国和美国会有更多尝试新技术的机会，你们不会因为潜在风险而阻止创新。

南方周末：汽车是德国制造业的核心，也是中德经济合作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但现在德国汽车制造业面临很大问题。从经济学或者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你有哪些思考？

菲尔德：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工业生产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我们看到德国工业生产自2018年开始下滑，这一下滑明显受到汽车行业的影响。就像汽车行业在2000年开始带动德国经济整体上扬，现在因为汽车领域受到影响，所以整体经济工业生产萎缩。

有人说可能与国际激烈竞争有关，比如像中国主机厂竞争力越来越强，像特斯拉汽车也很有竞争力。但是要知道，2017年的时候，欧盟作出一系列的监管限制，包括限制德国汽车行业的生产与销售，直接导致了德国汽车在之后的国际竞争当中落后。

我们曾问过外国投资者为什么不在德国投资，除了德国有很高的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之外，德国的税率也异常高。2024年七国集团中，英国法定企业所得税率是很低的，德国最高。还有对投资来讲最重要的合规成本，德国也非常高，这些都是限制性的因素。

南方周末：德国与西欧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进移民会缓解老龄化，但会带来更多宗教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未来德国的移民开放政策是否会变化？

菲尔德：统计证明，如果不是引进了移民，德国的老龄化程度会更加严重。作为经济学家，我个人赞成移民。问题是要确保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行之有效，比如迁移到德国的人，他们应当和已经在德国的人（国内德国劳动者）有类似的平均劳动力水平，或者有快速习得德国平均劳动力的能力。

讲到外国人在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德国做得不好。比如乌克兰自2022年以来进入德国的移民，他们的教育水平比较高，但是只有25%的乌克兰人真正融入了社会，而这个数值在瑞士有50%，其他国家甚至更高。这与监管、官僚制度等等都有关系。

我个人欢迎移民，但在德国像我这样的人是少数。现在许多德国人对移民有所顾虑，新政府可能会对移民政策进行限制，尤其是难以监管的移民，以及没有给予庇护权的人。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对于创新抵抗力增加，并不是说老年人不能再创新，而是担心他们的知识过时，会被新的知识替代。中国未来也会面对这些问题，但并不是说老年人不愿意进行创新，这是想要强调的一点。

“做美国的盟友，还不如做它的对手”

南方周末：德国近年来的经济情况不太妙，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俄乌冲突有关？

菲尔德：目前欧洲面临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导致的高能源价格有关。但因为此前疫情相关的政策幅度太大、程度太高、时间太久，美国、欧洲都是如此，这些外部因素早已推高了通货膨胀。

各个国家在疫情之后都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货币扩张来提供资金，包括让欧洲央行直接在市场上发行公债等措施，因此社会总需求很高。但另一方面，社会总供应链出现问题，包括供应保障缺乏、劳动力因为移民减少受限等等，供给严重不足。于是就出现了高通胀。

另外，美国、欧洲之前都经历了较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所导致，比如德国工业产值在2018年就出现了下滑，这也与俄乌没有关系。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俄乌冲突对欧洲和德国经济的影响？特朗普声称可能会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你怎么看？

菲尔德：对欧洲或德国的经济而言，制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事后分析来看，它并不一定能达成预期的效果。制裁有效的前提是，它必须非常有针对性地、对国家经济的某些特定部分采取措施。

但从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放松制裁的想法不会在欧盟得到太多掌声，欧盟甚至会采取措施尽快取代美国成为乌克兰的最大支持者。最近德国已经批准了对乌克兰的额外支援，包括更多的资金和武器，这些在上面提到的财政扩张政策里的国防支出部分也有涉及。

南方周末：德国会如何运用这笔钱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

菲尔德：我也不确定，我希望这笔钱不仅能用来制造新的武器，还能以此引发新的技术变革。相比直接购买美国F-35战斗机这种骇人的产品，中性技术(neutral technology progress)或许会更好。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现在做美国的朋友非常难”。

菲尔德：现在要做美国的盟友可能不如做它的对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特朗普政府现在的做法，挑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对左派、右派都不是什么好事。至于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在美国究竟怎么做。

美国人也担心，特朗普会把美国变成强权的官僚主义国家。2025年3月初我才去过美国，我没有那么悲观，因为美国是一个拥有最长时间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它的民主制衡机制还具有相当的韧性。哪怕在尼克松（1969-1974年任美国总统）时期，这种制衡制度都在起作用，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

问题是特朗普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他的盟友都感到不安，尤其是德国，我们不再信任美国过去在安全方面给予我们的承诺，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是否会退出在核武器方面对我们的承诺，但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

所以欧洲目前的一个考量是，是否要增加军备，德国目前已经在做一些准备。连丹麦政府都说，可能欧洲未来也要准备武器。因为我们也不确定，未来那些产自美国的武器零部件是否会继续发往欧洲，所以欧洲要有武器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一旦在战略层面有这种“自知”，这种想法会改变很多东西。

我还不确定未来会怎么走。过去很多德国人觉得我们就像瑞士一样处于中立的位置，不需要太多专注于军备，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

责编 顾策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