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林秀梅，是桥头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娃。那是八十年代初，全村人都来送我，村支书还特意拉了个大红横幅＂桥头村骄傲林秀梅考上重点大学＂。
＂我不再管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老伴一摔门而去，留下高烧中的我孤零零躺在床上，眼泪无声滑落。
那是我四十岁生日的第三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像是命运给我开的一个残酷玩笑。
窗外的雨点拍打着玻璃，九十年代末的寒冬特别难熬，我家的煤球炉烧得正旺，却怎么也暖不了我的心。
我叫林秀梅，是桥头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娃。那是八十年代初，全村人都来送我，村支书还特意拉了个大红横幅＂桥头村骄傲林秀梅考上重点大学＂。
娘给我缝了两身新衣裳，爹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凑了五十块钱塞给我。＂闺女，好好念书，争气！＂爹的手粗糙得像田埂上的石头。
大家都说我是村里的骄傲，毕业后嫁给了城里的周明辉，周家祖上是知识分子，他爹是中学校长，在县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的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都说我林秀梅有福气，嫁得好，日子该多美啊。
可谁能想到，四十岁的我，会在这个只有五十多平米的单位分房里，被所有亲近的人抛下。
那天我烧到三十九度，浑身像被火烤一样。连喝口水都要爬起来，够着床头柜上的暖瓶，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给娘家打电话，那部老式转盘电话拨得我手指生疼，弟媳妇说弟弟去深圳打工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走不开。＂姐，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别硬扛着。＂
给婆家打电话，婆婆语气冷淡：＂我这把老骨头走不动道了，你让明辉带你去医院得了。＂自从我和明辉这几年感情不和，婆婆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再不是当初那个疼儿媳的婆婆了。
最后连老伴也因为我固执不去医院检查而发脾气离开了。他临走前丢下一句：＂你这个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么多年了，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屋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收音机里传来午间新闻，说下岗职工再就业有了新政策。我蜷缩在被窝里，头昏脑涨，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秀梅，你怎么了？＂门外传来陌生的女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
我勉强挪到门前，手扶着墙，腿软得像面条。开门见到一位戴着老花镜的中年妇女，记得是上个月刚搬来的邻居，住在我家对面的504。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脸红得像猴屁股似的！＂她二话不说，进门扶我回床上，又麻利地找出体温计给我量体温。
那个年代的体温计都是水银的，她娴熟地甩了几下，塞到我的腋下，然后转身去卫生间打了盆凉水，拧了条毛巾。
＂我叫李淑华，住你对门。昨天看你老公气冲冲地走了，我本想过来看看，没想到你病成这样。＂她一边给我敷湿毛巾，一边说，＂四十度！得赶紧退烧，不然会烧坏脑子的。＂
她说话带着浓浓的北方口音，手脚却麻利得很。只见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粒白色药片。＂这是退烧药，我闺女从医院带回来的，比外面药店卖的管用。＂
接下来的三天，是李大姐照顾我。她每天早上煮小米粥，中午熬鸡汤，晚上泡红糖姜水。她还教我用醋和白酒混在一起，敷在额头上退烧。＂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比那些洋药片管用多了。＂
我家的电视机是九十年代初买的熊猫牌14寸彩电，平时很少开，李大姐每天晚上会帮我打开，说听听声音能让人心情好些。屏幕上正播着《渴望》的重播，刘慧芳正和王沪生为生活争吵。李大姐叹口气说：＂看看人家的日子，我们这点事算什么啊。＂
老伴偶尔回来看看，带些水果和面包，但看到我有人照顾，也就匆匆离开了。我注意到他的衬衫有些皱，胡子也刮得不干净，看来这几天过得也不怎么样。
慢慢痊愈后，我才从李大姐口中得知，原来老伴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单位宿舍。学校给老师们安排了几间临时休息室，他就在那将就着。这个消息像一把刀插在我心上。十八年的婚姻，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那天晚上，李大姐从她家拿来半瓶二锅头，给我倒了小半杯。＂喝点，暖暖身子，也壮壮胆。说说吧，你和你家那口子是怎么回事？＂
酒入愁肠，我把心里的苦水一股脑倒了出来。
回想起来，我与周明辉的感情早已不复当年。他是县城中学老师，教语文，自诩有文化，爱看书写诗，还在县报上发表过文章。我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企业做会计，踏踏实实，一干就是十几年。
结婚初期，我们憧憬着美好未来。当时住在单位宿舍，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就是全部家当。每天晚上，他会给我读诗，什么＂床前明月光＂啊，＂轻轻的我走了＂啊，听得我心里甜滋滋的。
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九十年代初的下岗潮，我们乡镇企业首当其冲。我被迫转行，做过推销员，卖过保险，开过小卖部，每天起早贪黑地挣钱。而他呢，依然在学校教书，工资不高，却整天琢磨着评职称，写论文。
他嫌我俗气不懂风雅，整天只知道算计钱；我嫌他迂腐不接地气，赚不到钱还爱指手画脚。加上婚后多年没有孩子，医生说是我输卵管堵塞，做过两次手术都没成功。婆婆一开始还安慰我，后来也开始有怨言：＂我们周家三代单传，就指望你们开枝散叶呢。＂
慢慢地，我和明辉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同一张床，却像隔着一堵墙。他的书越堆越高，我的账本越来越厚。我们之间，除了柴米油盐，再无别的话题。
＂感情就像那盆兰花，不浇水，不晒太阳，慢慢就蔫了。＂李大姐指着她带来的那盆兰花说道。那是一盆已经有些年头的春兰，叶子碧绿，却一直不开花。
每天清晨，她都会站在阳台，轻轻抚摸兰花的叶子，嘴里哼着《纤夫的爱》：＂啊，跟我回家乡看一看，那儿有我的一片爱......＂那歌声婉转悠扬，带着岁月的沧桑。
＂这兰花啊，是我爹临终前送给我的。他说，人这一辈子，要像兰花一样，不管环境多恶劣，都要保持自己的品格。＂李大姐的眼里泛着泪光，＂十年了，它一直不开花，我却从不放弃。＂
渐渐地，我和李大姐熟络起来。她教我养花，我教她记账。她说她退休前是小学老师，丈夫在五年前因病去世，留给她一个远在广州的女儿和这套小房子。
我们在老旧小区的水泥台阶上坐着，喝着廉价的铁观音，分享各自的生活。小区里的广播站有时会放些老歌，有时是社区通知，偶尔能听到国家大事。我们就在这样的背景音里，一字一句地说着心里话。
＂我教了一辈子书，教会了无数孩子认字读书，却没能看着自己的女儿长大。＂李大姐叹息道，＂她从小跟着姥姥长大，现在在广州一家外企上班，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待不了几天就走了。＂
＂人这一辈子啊，就是要学会靠自己。＂李大姐总是这么说，＂指望儿女，不如自己攒退休金；指望老伴，谁知道谁先走一步；指望朋友，人家也有自己的难处。到头来，还是自己的胳膊肘往里拐。＂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让我清醒了不少。在她的鼓励下，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首先，我整理了自己的小卖部账目，决定扩大经营。从原来只卖日用品，扩展到卖一些时令蔬菜和水果。社区里的老人们买菜不用去远的菜市场，生意出奇地好。
其次，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形象。李大姐带我去她常去的理发店，把我蓬乱的长发剪短，染成了栗色。＂女人啊，不管年纪多大，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她笑着说。
第三，我报名参加了社区的腰鼓队。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在小区的空地上和一群中年妇女扭腰摆胯，甩红绸带。那段时间，我的腰疼好了，人也精神了不少。
一个月后，我决定去找老伴谈谈。当我走进他住的单位宿舍，看到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时，心里五味杂陈。
明辉坐在书桌前备课，戴着一副老花镜，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书桌上堆满了作业本和教材，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第一套保温杯中的一个，上面的花早已褪色。
＂明辉，我们好好谈谈吧。＂我深吸一口气说道。他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收起了桌上的东西。
宿舍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我坐在床沿，他坐在椅子上，我们面对面，却像隔着一道沟壑。
那一晚，我们彻夜长谈。他说出了积压多年的委屈：我总把精力放在挣钱上，从未关心过他的学术研究；我看不起他的理想，只在乎物质生活；我对他的父母不够尊重，常常因为小事顶撞；我执拗固执，从不认错。
听他说完，我也道出了自己的苦闷：他不理解我对家庭的付出，总觉得我俗不可耐；他逃避现实问题，让我一个人扛起生活重担；他在父母面前从不为我说话，让我在婆家总是低人一等；他对我们没有孩子的事心存芥蒂，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吗？＂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大学时的事。
他笑了：＂怎么不记得，你穿着蓝布衣裳，扎着两根羊角辫，站在校门口问路，乡音那么重，却倔强地不肯认输。＂
是啊，那时的我，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啥都不懂，却倔强地想要证明自己。而他，是学校里远近闻名的才子，会写诗，会弹吉他，女生们围着他打转，他却偏偏看上了我这个土丫头。
＂那时你说过，喜欢我身上的倔劲儿。＂我轻声说。
＂是啊，可现在这股倔劲儿却成了我们之间的墙。＂他苦笑道。
沉默片刻，他又说：＂其实我一直很敬佩你。下岗后，那么多人一蹶不振，你却能白手起家，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是个书呆子，除了教书，啥都不会。＂
＂我也敬佩你。＂我真心实意地说，＂你坚守自己的理想，不为钱所动。多少老师都下海经商了，你却一直站在三尺讲台。这，也是一种倔强。＂
天亮时，我们都累了，却也都轻松了许多。＂也许我们都太固执了。＂谈到最后，他叹了口气。
我没有立刻搬回去住，而是决定给彼此一些空间。这期间，李大姐成了我最大的依靠。。
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曾梦想过成为一名作家，后来为了生计，这个梦想被搁置了。李大姐从她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摞文学期刊，送给我。＂读读这些，找回你自己。＂
我开始利用小卖部空闲的时间看书写作，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李大姐看了我写的东西，说：＂你写得真好，为什么不分享给更多人呢？＂
在她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在社区创办了读书会，邀请邻居们参加。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借用社区活动室，每周日下午聚在一起，分享各自读过的书和人生感悟。
慢慢地，那个冷清的老旧小区开始有了生气。五十多岁的刘大妈带来了她珍藏多年的《红楼梦》线装书；退休的张工程师讲解科普知识；下岗女工王阿姨分享她的手工编织技艺；甚至连平时不爱说话的老郑头也带来了他的二胡，为我们拉起了《二泉映月》。
明辉听说了读书会的事，也来凑热闹。那天他穿着整洁的衬衫，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朗读者》，为大家朗诵了几首席慕容的诗。他的声音低沉有力，读到动情处，整个活动室鸦雀无声，只听得见他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站在大学操场上，在夕阳下为我朗诵诗歌的少年。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和激情，却没有带走内心深处对美好的向往。
。她的门紧锁着，电话也打不通。小区里的人都说没看到她出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找到李大姐常去的小店，老板说三天前看到她买了些日用品，说要出趟远门。焦急之下，我向居委会求助，才得到一把钥匙和一封李大姐留下的信。
颤抖着打开李大姐的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整洁简朴的小屋。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台灯下放着一副老花镜和一本翻开的日记。
最吸引我的是窗台上那盆兰花，竟然开了一朵小小的白花，素雅清香。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李大姐熟悉的字迹：
＂秀梅啊，等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回老家了。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二十年前，你还记得吗？你高考前夕，曾有一位老师特地给你补课，那是我父亲。＂
读到这儿，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我当然记得那位老师，是他把我从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孩变成了考上大学的骄傲。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他常说起你，说你是他教过最有志气的学生。我父亲去世前，曾托我找到你，看看他的得意门生过得怎么样。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你的消息。当听说你在这个小区租房时，我特意搬来陪伴你。＂
＂现在，我的使命完成了，你已经找回了自己。我要回老家照顾我年迈的母亲，她最近病了，需要人陪伴。这盆兰花送给你，它终于开花了，正如你的生活，正在绽放。记住，人过四十，最能依靠的，其实是自己......＂
信的最后，她留下了老家的地址和电话，说欢迎我去做客。
我颤抖着走进李大姐的卧室，发现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我高考时与恩师的合影！照片上的我穿着家里唯一的一件好衣裳，扎着羊角辫，笑得灿烂；而老师则一脸严肃，却掩不住眼中的欣慰。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大姐就是恩师常提起的女儿，当年因为出国留学，我们从未谋面。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成了一名老师，却因为生活的变故，早早退休。
我坐在李大姐的椅子上，泪流满面。这一个多月来，她给了我多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啊！。她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找回曾经的梦想和勇气。
那天晚上，我提着李大姐留下的兰花，回到了我和老伴的家。走上楼梯，看到门口灯火通明，老伴站在那里，眼中满是期待。
＂回来了？＂他轻声问。
＂嗯，回来了。＂我点点头。
我们默契地没有提李大姐的事，只是坐在沙发上，聊起了各自这段时间的变化。他说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改革，找到了新的工作热情；我告诉他读书会的事，分享了写作带给我的快乐。
＂你知道吗，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明辉突然说。
＂什么问题？＂
＂人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他的眼神变得深邃，＂年轻时，我以为是为了理想；中年后，我又觉得是为了家庭。现在我明白了，是为了活出真正的自己。＂
我被他的话震撼了。这个曾经满口文艺腔的丈夫，如今竟能说出如此朴实却深刻的话来。
＂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说，＂这些年，我一直埋怨你不理解我，却从未尝试理解你。我只看到你不挣钱，却没看到你对教育的热爱；我只看到你的书呆子气，却忘了这正是我当初爱上你的原因。＂
那晚，我们久违地聊到深夜，仿佛又回到了恋爱时的甜蜜。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老伴早早起床，在厨房忙活。
＂尝尝，我做的小米粥。＂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上面还放了几粒红枣，＂这段时间，我学会了不少生活技能呢。＂
看着他有些得意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原来，人真的是会变的。这个曾经连煮鸡蛋都不会的教书先生，如今也能下厨了。
一个月后，我主动联系了弟弟一家。他从深圳打工回来，脸晒得黝黑，却精神了不少。我们姐弟俩坐在老家的院子里，他给我看他在深圳打工的照片，我给他讲读书会的事。
＂姐，你变了。＂弟弟突然说。
＂变哪了？＂我问。
＂以前的你总是愁眉苦脸，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现在笑容多了，人也精神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是啊，我变了，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好了，而是因为内心的态度变了。
我也去看望了婆婆。自从我和明辉关系紧张后，我很少去婆家，婆婆也不来我家。这次见面，婆婆明显老了不少，头发全白了，腰也驼了。
＂儿媳妇，你来了。＂婆婆的眼眶红了，＂我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这个老太婆了。＂
＂妈，我不该这么久不来看您。＂我掏出带来的补品，＂这是我特意给您买的。＂
婆婆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都怪我，那段时间总是指责你不能生孩子，其实明辉早就跟我说过，是他身体的问题，不是你的错。我那时心里不平衡，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原来这些年，明辉一直在背后维护我，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妈，都过去了。以后我常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我紧紧握住婆婆的手。
如今，我和老伴搬回了老房子，在阳台上辟出一块地方养花。除了李大姐留下的那盆兰花，我们还添了几盆茉莉和一棵小桂树。每天清晨，阳光透过纱帘洒在花盆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读书会也从小区扩展到了附近几个社区。我写的几篇文章在县报上发表了，虽然稿费不多，但那种成就感是金钱买不来的。明辉的教学改革也取得了成效，他被评为县里的教学标兵，还受邀去市里做经验交流。
每当新成员加入读书会时，我总会讲起李大姐的故事，告诉大家生活中那些看似偶然的相遇，其实都是命运精心安排的礼物。
一年后，我和明辉决定去看望李大姐。我们带着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记录了读书会的活动和我们生活的点滴。
李大姐的老家在一个小山村，绿树环绕，溪水潺潺。她的母亲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精神矍铄。看到我们，李大姐又惊又喜，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
临走时，她送给我一张老照片。那是她父亲的教师照，背面写着：＂人生如花，需耕耘。＂她说这是她父亲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
有人问我，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我想，大概就是李大姐信中所说的：人过四十，最能依靠的，不是亲戚，不是老伴，而是自己内心的力量，以及生命中那些不求回报的真诚相待。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兰花上，我都会想起李大姐说过的话：＂人生如花，需要自己去浇灌。＂现在的我，终于懂得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人生的旅途上，我们会遇到无数过客，也会有人陪你同行一段路。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自己的双脚和内心的坚持。
四十岁，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生活的意义。
兰花终于开了，我的人生也是。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