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雪泥鸿爪中的光与影 | 记外高祖王振声先生

摘要：金华澧浦镇往西，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不多久就到了蒲塘村。蒲塘村三面浅山坡环抱，一面清水塘环绕，所处之地当地人俗称“燕儿窝”。蒲塘以王姓为主，聚族而居，已有千年。王姓源于山西太原，这一支由义乌凤林王氏武将王彦超迁居而来，奠定了蒲塘村崇文尚武的民风。

百年回眸：雪泥鸿爪中的光与影

——记外高祖王振声先生

金华澧浦镇往西，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不多久就到了蒲塘村。蒲塘村三面浅山坡环抱，一面清水塘环绕，所处之地当地人俗称“燕儿窝”。蒲塘以王姓为主，聚族而居，已有千年。王姓源于山西太原，这一支由义乌凤林王氏武将王彦超迁居而来，奠定了蒲塘村崇文尚武的民风。

蒲塘村1

这里，是我奶奶的家乡。

不过此篇小文不是写我的奶奶，而是追忆奶奶的爷爷，外高祖父王振声。一百多年风流云散。

而今，只能从村落建筑的缝隙中，从书籍文册的字眼间，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试图还原这位祖辈的一生：封建科举最后一届的秀才、晚清官派早稻田的留学生、革命儒生章太炎的爱徒“條生”、抗战烽烟中协助迁校坚持教学的王老师、八个孩子的父亲。身份的切换，可见其生波澜壮阔，可见时代波诡云谲。

三省堂

王振声，又名大成，字集圣，号條生，生于1890年（光绪庚寅年）。其父王茂珍是个殷实农夫，据说也做点生意，家境宽裕。家中老宅建于清代初期，这座占地一千八百余平方米的建筑，前后三进三开间，门厅、中堂、后堂楼依次排列，两侧厢房十余间。砖雕门楼上，雕刻着人物花草、双狮戏珠、麒麟送子等吉祥图案，栩栩如生。

堂号为“三省堂”，三省堂的“省”，取自《论语·学而》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寓意自我反省与审视。先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于此可见一斑。老宅背面往上走有座小园，种有桃树、李树、樱桃、橘子、栗子，其余是竹园和菜地，前厅一株山茶花树，甚是好看，四季更迭，果实累累，尽显耕读之乐。

三省堂介绍

生于优渥的家庭，又是家中独子，王振声的教育备受重视。他自幼在私塾攻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每日晨昏定省，跟随先生熟读经史子集。这座老宅，见证了王振声的幼年启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志。

1904年（光绪甲辰年），时年14岁的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秀才，其天赋与学养不言而喻。然而，次年，满清废除了科举，这条绵延千年的“功名正途”，终究走到了尽头。

王振声的少年时期，中国遭遇亘古未有的变革与新局，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危机。清王朝衰落，西方列强入侵，知识分子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灵跌宕。这样的时代，不容许他在安静的书斋中继续苦读，尽管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但时代浪潮翻涌，也让他在心中埋下了革新的种子。科举废除，虽然让他失去了传统的上进通道，却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新学的兴起与留学的机会。

早稻田大学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社会激烈动荡，局势错综复杂，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曾在诗中以祈祷天神的口吻，呼唤着风雷般的变革，疾呼新的人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与选拔方式。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浙江教育简志》记载，近代留学教育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赴欧美等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晚清皇族、官员、进士纷纷出访日本考察学习，国内精英阶层迫切希望一改国家之困局。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我国留学教育进入新时期，留日学生人数骤增。

有志之士毅然踏上留洋之路。当时蒲塘村出了一位显赫人物——王廷扬，号孚川，进士出身，率先走出旧科举的樊笼，到日本任留日学生监督，掌握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大权。

王廷扬出仕不忘桑梓，为家乡的优秀人才争取到了官派留学名额，王振声成为首选，因此得以有机会在1905年（光绪乙巳年）东渡日本，进入当时已颇有名气的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早稻田大学根据赴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张之洞等晚清官员的意见，经过综合考量，决定创立清国留学生部，以培养师范类人才为主要目标，并确立长期教育方针。

1905年9月11日，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正式成立，同年9月招收预科第一届毕业生成立两年制师范本科，下设物理化学科、博物学科、教育及历史地理科。王振声自清国留学生部预科毕业后，入师范本科，专攻历史地理，后又入研究科学习。

彼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后的蓬勃发展期，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王振声在早稻田大学不仅学习了现代经济学与教育学，还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传统文化。

章太炎先生向以性情狷介、言辞犀利著称，对诸子百家、古文典籍以及史学佛学等领域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在日本宣传革命之余，还认为应当让革命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

根据鲁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回忆，他和鲁迅在东京求学时非常想听章太炎讲课，但时间冲突，只能托人求章太炎另外授课，授课内容为《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等朴学经典。讲课时，章太炎常穿长背心，盘腿坐在地上，周围坐着学生们，一面引经据典一面谈笑风生，课堂氛围融洽。侍坐的学生中，就有王振声。

章太炎曾送给这位弟子一幅对联，上联直呼其名“條生属书”，下联落款仅“章炳麟”三字，可见师生真挚的情感交往。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造诣深厚，强调古文经学的重要性，归国后的王振声组织研习国语文法的工作，与这位老师的影响密不可分。

日本留学期间是王振声思想蜕变的关键期，传统文化早已在他心间深深扎根，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又涌入视野，不断冲击、涤荡着他原有的认知边界。与胡适、鲁迅等反叛传统的新青年不同，他是从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走向新学的。这种双重文化的熏陶，使得他成为一个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

晚清末年，华夏大地风云飘摇。身处异乡的留学生们，也牵挂着国内动荡的局势。那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酝酿革命”，在此期间，孙中山与同庚王廷扬有很多书信往来。王振声受时代感召，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与族人黄人望等引为同志，为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统治出力。

鸿迹帖封面

鸿迹帖内页

于这动荡岁月，青年们救国救民的赤诚热望，被记录在了一套意义非凡的纪念册——《鸿迹帖》之中。它是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毕业纪念册，七册珍本，承载着一代青年的壮志豪情与家国情怀。“鸿迹帖”这三字，源自晚清外交大家钱恂。

回溯至1906年6月4日，钱恂在致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的信函中谦谦落笔：“启者。前日委命书名，迟迟为罪。今拟四字请酌‘稻泥鸿爪’。苏东坡诗有云‘雪泥鸿爪’，意喻鸿鹄之爪印于泥间，后人常借此抒留念追思之情。今采‘稻泥鸿爪’四字，以存早稻田之印记，未知可否契合雅意，敬祈青柳先生台安。”

翻开纪念册，无论出身皇族贵胄、官宦世家，还是身为一介书生的留学生，留下的墨宝篇幅皆在一到三页之间，却笔笔千钧。挥毫形式更是丰富，诗韵悠长、词意深邃、书法刚劲、画艺传神。其中，王振声于1908年7月1日，饱蘸浓墨，将韩愈的《马说》全篇誊录，这份珍贵的墨痕被悉心收录于第七册中，如今静卧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特藏馆，默默诉说着往昔。

王振声的东瀛岁月，似那飞鸿翩跹，踏落于雪泥之上，在岁月长河中留下印记。

方豪王振声等合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归国后的王振声投身于百废待兴的建设浪潮之中。

海外求学的漫漫岁月里，他见证了日本社会向着现代化高歌猛进的磅礴进程，强烈对比映照出中国积贫积弱的惨淡现实。凭借其经济学背景，青岛等地的银行界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但均被他婉拒。也许他在深刻反思中，淬炼出了“救国先救民”这一理念，笃定地选择教育作为矢志不渝的毕生事业。

王振声投身教育，历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四明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2年任金华县国民党部执委，并调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金华一中前身）日语、史地、公民等课程教员长达28年。

金华一中旧址

金中的校长方豪，与王振声私交甚笃，不仅源于两人在教育事业上志同道合，也因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家族渊源。方豪的母亲是蒲塘王廷扬的胞妹，王廷扬与王振声同宗，这使得方豪与王振声之间多了一层亲缘关系。方豪本人是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是火烧赵家楼的热血猛士，其身影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重现，展现了五四青年在那个动荡年代中的英勇与担当。

王振声多年扎根金中任教，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这份深厚的私交。在金中岁月里，他们相互扶持，携手共进，方豪以校长身份统筹全局，为师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王振声则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培育英才。

他讲历史信手拈来，一部浩瀚中华史早已烂熟于心，无需备课便能纵横捭阖。那时中学教员待遇很高，每月近百元现洋（银元）薪资，而买一木箱书仅需二到三元，家中阁楼书房渐被二十四史、说部丛书等典籍填满，大约都是那时买的。

王振声在教育领域的功绩，绝不止于课堂教学。1923年10月至1926年9月、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期间，他两度兼任金华县教育局局长。任职期间，先将县立阜长乙科商业学校改办为县立初等中学，后在金华成美女子小学增设初中部，并改成县私立女子初中，以原小学为附小。

为推行“男女教育平等”，1925年，创办八婺联合县立女中；1926年，拯救教会洋人主持之金华作新中学（金华五中前身）与成美女子中学于困境之际，收回教育主权，并于经费匮乏时竭力维持，使这所1895年创办之校得以存续。

1929年，与校长方豪等创办金华县教育界刊物《丽泽》，积极开展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探讨。他还创办了教职员国语传习所与国语循环指导团，组织研习新式注音字母和国语文法，推动了语言的现代化。

金华一中旧址

据《东南日报》一九三四年六月刊登内容：金华县县立各小学校长以教育经费积欠无着，教职员纷纷请求辞职索欠，以图改业，已于前日召开校长会议，决议一致辞职，呈请教育局派员接受等情，已见本报。兹悉教育局王振声阅呈后，即批示各校长略云：本县教育经费积欠亏垫已非朝夕，各教职员待遇菲薄，难以维持生活，更是为人同情。爰经呈请于下年度起在田赋项下附加捐款一角五分，正在核示中。务望其体时艰，为桑梓教育计，勉力维持，并盼向各校教职员力予慰劝，所请辞职一节，应毋庸议云云。

有老前辈回忆感叹：“王振声在任职金华县教育局长期间，也是受人于危难之间，人力物力，无不艰绌，而两次任职，或竭力维持成美、作新二学校，并主持创办八婺女中，或慰留学校校长，劝其以桑梓教育为念，其中拳拳之念，不愧我族先贤！”

抗战岁月烽火连天，金华地区亦未能幸免。金中作为金华教育的中流砥柱，位于今天的侍王府及周边，位置过于显眼，面临着被战火吞噬的危险。1937年9月26日（星期日）上午，日本飞机轰炸金华，当夜10点前后，校长方豪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学校将疏散迁移至乡下。

王振声与方豪多方奔走，10月中旬促成学校分散迁至家乡蒲塘村，并腾出故居三省堂若干间作办公之所，总部设于王氏祠堂。在蒲塘等地教学期间，他任蒲塘分校总负责，凭借个人威望最大限度地借用了村中的民居，供学校教学与住宿，使金华地区教育事业在民族存亡之时薪火不灭。

金华一中旧址

方豪先生曾说：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并没有关门教学，师生同甘共苦，除了在祠堂、寺院、庵堂、庙宇坚持教学外，建了临时操场坚持升旗做操，还到乡镇开展抗日宣传，给乡下农民办民众夜校。蒲塘村民对于师生抗日救亡活动，不但积极响应，还自觉跟随维持秩序，有时甚至刀枪棍棒相随，一路护卫。

“蒲塘是个好地方，民国初年在义乌当过县长的王廷扬就是这里人，老师王條生也是这里人。学校能顺利迁到这里，是王老师的人缘关系。”1940届校友刘将效撰《就读于蒲塘的三年》一文，回忆迁校岁月。

施晨光先生在文章中，谈及这段往事：“当年的金中在全国中学界享有‘北扬南金’之称誉(北扬为扬州中学)。如果说在学术上或是政治上的声望不能与傅斯年、罗家伦相提并论，但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的王廷扬、方豪、王條生、王宗元诸先生的一生足可以‘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也是孟子认为的人生三乐之一。他们无疑是澧浦这方土地的骄傲。”

抗战胜利后，王振声历任金华县参议员、参议长。他生性耿直，敢为百姓疾苦鼓呼，敢为共产党做事，多次利用自己政界身份掩护家乡共产党人。1948年底，因不满国民党政局辞职回乡，始终坚守初心。

王氏宗祠

王振声留日归国后完婚，其岳父为黄村一带的富户，那时他患了精神衰弱症，夜夜失眠。岳父为了让爱婿得到充分疗养，在庄园为他盖了一栋楼房。之后身体虽得到康复，但睡前服用安眠药却上了瘾。

妻子黄氏，养了三个男孩后去世了，那时老大还不到十岁，为了抚育孩子，不得不请姐妹来主管家务。但管家是很费力的事，诸亲友就劝尽早续弦。一年后，娶了妻子朱葆芬，其父亲是教蒙馆的，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会吹笛子，会唱昆曲，会念很多古诗。贤淑能干的妻子操持一大家子内务，有了贤内助的王振声在外安心为工作奔波。第二任妻子共生育八个孩子，夭折三个，成长五个。

王振声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他对子女的教育，既保留了传统的家学渊源，又融入了现代思想。近代蒲塘王氏家族辈分排列，是按照“堂锦深标燕地”这几个字的次序而定的，他是堂字辈，下一代是锦字辈。他对孩子的取名并未按照族规进行，五个儿子按“心中正平匡”这句话作为第三字，即一心、一中、一正、一平、一匡。

后来，一匡早逝，添“一定”，这句话就成了“心中正平定”，很是新潮。这种取名方式，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反映了他对子女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在动荡年代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

王振声的家庭教育，不仅体现在名字上，更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方式上。他本想按“士农工商”次序给孩子安排职业，这当然是他的主观愿望，不会强求。他对子女的教育始终秉持着开放与包容的态度，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兴趣。子女中，有的从事教育，有的投身商业，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展。

老大王一心，聪慧敏达，风度翩翩，是重点培养对象。王一心自小以长于国文闻名全校，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后倾心于写诗，结识了徐志摩、傅东华、沈从文等几位文人。受新月派影响，出版第一本诗集《忘忧草》，很快销售一空。

1937年,《一心诗集》在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由胡适指导删诗、编辑，并题署书名，蔡元培扉页题词“清新俊逸”，赵景深作序，在当年有一定影响力。他的诗为底层人民呐喊，如《车水》一诗中“一脚脚踏着车水轮，生活跟着车轮打滚……一步步踏下全是空，心境跟大地一样成旱……”读来不免唏嘘。

想来王一心悲天悯人的情怀一定受到父亲影响。早年父亲推行男女平等的先进理念在他身上亦有体现，在《得小女记》中写道：“因为生下的是‘女儿’，医院里的看护以及亲友们都似乎有点代我失望，嘴巴虽然说‘恭喜’，心里总似乎‘千金’不如‘少爷’。其实我自己倒毫不介意，男女都是一样的，至于将来的好歹，那是日后的教育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说这班人的观念歪曲，那是历代的‘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我们只希望这观念能逐渐的改变过来，一方面，还得要女子们自己争气。”

王一心无疑是接受新文化摒弃旧传统的“新民”，办学校、办报刊、组社团、写新诗。可惜后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毁尽了这位诗人家里收藏的报刊和书籍，同样付之一炬的还有一阁楼的典籍，唯有一本《一心诗集》,有幸被留了下来。

次子王一中身无正业，与乡间闲人为伍。听闻孙辈敏而好学，学业有成。三儿子王一正是奶奶的父亲，在商界干了一阵后，由于缺少本钱，到了金中当出纳，解放后在澧浦小学任职，后成农民。四子王一平于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参加剿匪反霸、改造起义部队等工作。1952年出川抗美援朝，先后在陆军第十一军政治部、空军第五军军法处等单位担任保卫干事、军法助理员等职，转业后定居嘉兴。

小儿子王一定毕业于上海钢铁专业学校，后分配到湖南湘潭钢铁厂，也爱好写诗，以笔抒怀。家中的女儿们也各自奔赴前程，大女儿淑贞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奔赴上海成家立业。二女儿淑娴在家中帮助母亲挑重担，后随夫迁居杭州，陪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丈夫左右。后来丈夫调任上海科学院生化研究所，淑娴亦随之前往。小女儿淑云也考入上海钢铁专业学校，毕业后远赴河南舞阳钢铁厂，勤勉敬业，为人温良谦和。

王振声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时代印记。抗战期间，金华沦陷，平静的生活瞬间支离破碎。一次，日本侵略者下乡肆意骚扰，王振声匆忙躲入邻居家中，慌乱间不慎用日语与鬼子搭话，留学生身份暴露。次日，日本军官竟带着一小队鬼子兵“登门拜访”，试图拉拢他“出山”相助。他毫不退缩，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婉拒，在妻子的坚定支持下，趁夜逃往东阳、缙云山区，躲避灾祸。他与妻子这份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节，不仅彰显出个人的高尚品格，也是那个黑暗岁月里，无数知识分子在生死抉择面前坚守初心的缩影。

时代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王振声的子女们各自书写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有的在风雨中奋力闯荡，有的于波折里发掘希望，若是子女们回忆同一段年岁，怕是斑驳如碎镜，冷暖交织，映照出岁月无常。可无论人生之路如何起伏，父亲言传身教所渗透出的品质，以及“心中正平定”的殷切教导，稳稳扎根在子女心间，成为他们在岁月沧桑中不变的生命底色。

王振声像

目光回到蒲塘三省堂，王振声曾在这里度过无数个苦读诗书的日夜，也曾在这里与家人与同仁共度时光，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儿时的记忆与成长的足迹。

作为知识分子，王振声始终站在浪潮的前沿，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他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的开拓者。他熟读四书五经，却抛弃了科举的桎梏；他留学东洋，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却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他不谄媚资本，不贪恋权力，能临危受命，亦可急流勇退，更可贵的是始终坚守着三尺讲台，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推动了金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他的一生也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身处一个加速变革的年代，面临着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冲击，在应对这些变革时，纵使有勇敢与担当，也难免会迷惘与无力。他的家庭生活，也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复杂面貌，他与妻子在抗战期间的抉择，映照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风骨。

王振声的一生，正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见证了清王朝的衰落、民国的建立、抗战的爆发与新中国的诞生。生命有太多偶然，时代的契机，细小的因缘，决定着人生走向。他的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在变革中寻找出路，在动荡中坚守信念，既有个人的奋斗与成就，也有时代的无奈与挣扎。当他发现民国并不完美，甚至有极大缺陷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没有力量再去改变，只能回到家乡保全初心。

病卧床榻之际，他是否想起那个十八岁的青年，曾壮志满怀挥毫誊下《马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是谁？千里马是否等来了伯乐？

那是一代人的青春。

那是青春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