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午，敌人又开始了总攻。这一次，敌人显然增加了兵力，他们首先集中用迫击炮轰我们的阵地，不一会，山顶便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阵地上也到处是炸断的树枝和炮弹掀起的黄土，茅草和松树燃烧着，发出“哗哔叭叭”的声音。敌人炮击的时候，部队都趴在战壕里，不时有炸飞的树杆砸到

英 雄 的 后 卫 团——皖南事变中的三支队五团（下）

作者：陈 仁 洪

十三日上午，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远远看去，正面山下的敌人正在频频地调动， 一夜之间，对面阵地上新挖了不少工事。

下午，敌人又开始了总攻。这一次，敌人显然增加了兵力，他们首先集中用迫击炮轰我们的阵地，不一会，山顶便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阵地上也到处是炸断的树枝和炮弹掀起的黄土，茅草和松树燃烧着，发出“哗哔叭叭”的声音。敌人炮击的时候，部队都趴在战壕里，不时有炸飞的树杆砸到头上和脊梁上。大家忍着疼痛，警惕地注视着山下敌人的行动。

果然，跟着炮击，敌人像疯狗一样， 一群一群地向阵地上冲来。战士们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英勇反击。阵地有几处已经被敌人突破。

战士们就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有的在几个敌人的围攻下壮烈牺牲，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同敌人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山坡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

看样子敌人已经孤注一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扑来，不但攻我们的正面，而且攻我们的侧面、侧后面，敌人简直象无头的苍蝇在乱撞。

我抓紧组织阵地上的部队进行反击，我们用几挺重机枪对着敌人的主攻方向猛扫，有的战士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往敌人堆里甩。这突然密集的火力，打得敌人像秋天收割的高粱一样， 一片一片地倒下去。侥幸活命的，掉头窜下山去。

不一会，敌人又进攻了，突然我猛觉得胸部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接着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了出来，血里带着气泡，子弹已经穿透胸部，前后棉衣很快被染红了。

马长炎同志听说我负伤，急忙从后面上来接替我指挥。没多久，敌人又进攻了。马长炎同志看到我们二、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气得两眼冒火，他把指挥旗一举，大喊一声：“同志们，把敌人反下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

在他的带领下，队伍象一阵狂风似的扫下山去，打得敌人狼奔鼠窜，阵地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反冲锋时，马长炎同志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卫生员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看到这种情况，我躺在阵地上要通讯员赶紧告诉三营营长李锡锋同志统一指挥二、三营剩下的人，并迅速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团部。

大约四点钟，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同志上来接替阵地的指挥，我和马长炎同志便被抬下山去。卫生指导员柳向光同志把我们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

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同志赶上来看我们，他看了看我们的伤，对我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

听了何志远同志的话，我心想，我们的伤都很重，要别人抬着突围，不仅行动起来很困难，而且还减少了十几个人的战斗力。想到这里，我对何志远同志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

听了我的意见，何志远同志说：这样也好，不过要回去同团首长商量一下，再正式告诉你们。何志远同志回去以后，不久便派人来告诉我们说，团里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注意安全。

这样我们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熬熟的猪油，告别了部队。

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阵地不久，部队就组织突围了，二、三营只剩下几十人，一营营长祝喜良身负重伤，邓副营长牺牲了，其他同志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东流山上。

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隐 蔽 养 伤

我们告别部队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棍和绑带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我和马长炎同志顺着一条山沟，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

走了一段时间，听到四周山上到处都有敌人的吆喝声。为了不留下足迹，我们顺着水沟往前走。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山坡很陡、林木茂盛的山谷，上面到处长着杂树和灌木丛，沿着山坡下去，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沟，夜里清楚地听到沟底“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凭着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决定在这个山坡上住下来。

好容易爬上一个陡坡，再往上走，担架就不能抬了，我让大家把担架放下来，把树棍扔掉，我和马长炎同志由几个同志架着上山。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踪，后面的人小心地用树枝把脚印扫掉，再盖上一些枯树叶，把踩倒的枯草扶起来。大家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两块小平地，十几个人便分两处住下来。

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山顶和山底下到处都是敌人的喊叫声，我们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不敢生火做饭，只好用咸盐和猪油拌着生米嚼。

敌人天天都在搜山，我们只有呆在山上不动。天上小雨不断，我们几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头上顶着几块仅有的小雨布。睡觉的时候，大家折一些树枝铺在底下，人睡在树枝上，雨水从身子底下流过去。

数九的寒风一吹，又潮又冷，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好容易等到雨停了，突然西北风又卷起鹅毛大雪，白花花地向山头上扑来，大家的脚被埋在雪堆里，不一会便冻僵了，脸、耳朵象针扎一样疼痛。

在那些天里，我由于胸部贯通，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稍微活动一下，就浑身出虚汗。

马长炎同志是左肩胛骨被打穿了，伤了关节，连续几天发着四十度的高烧，痛得他直打滚，卫生指导员柳向光同志给他吃了些止痛药，也无济于事。

我担心他得破伤风，问柳向光同志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

他回答说： “药品很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过了几天，马长炎同志的高烧意外地退了，我也能慢慢地活动了。

为了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敌人还在不断地搜山。他们成团成营的在山下摆开队伍，像梳头发那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过来。我们所在的山坡很陡，山上到处是雪，他们怕冷，在坡底下打几声冷枪，咋唬两句就走了。因此，我们这儿， 一段时间还比较安全。

可是，有一天，敌人向我们这个山坡搜来了，他们一边咋唬一边往上爬，盲目地打着枪。大家马上作好战斗准备，驳壳枪里压满了子弹，手榴弹握在手里。当时我们决定，不被敌人发现决不自己暴露目标，即使敌人放火烧山，宁愿烧死，也不暴露其他同志；如果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坚决不作俘虏。

敌人走近了，拨动树枝和茅草的声音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还听到了敌人这样的对话：“排长，这里没有人哪，太陡了!”

“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 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真有新四军的伤病员，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完，这个敌排长便呼哧呼哧地往我们隐藏的地方爬上来。

大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备一旦这个家伙上来，先把他打死，然后再同敌人拚。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

突然；呼的一声，在我们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了一头大野猪，从敌排长的身边钻进了乱树棵子，把搜山的敌人吓了一跳。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起来： “三排长，你这个笨蛋! 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

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从那以后，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山下仍旧控制得很紧。晚上他们在路口、要道派潜伏哨。山上没有水，我们听到山沟里水哗哗的响，也不能下去喝，柳向光同志看我们渴的实在不行了，晚上就悄悄地从山上爬下去，用随身带的一个热水袋在山沟里灌满水。再往回爬， 一边爬一边还要把身后的痕迹遮盖起来。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水，大家高兴得要命，谁也舍不得多喝，只轻轻地呷上一口润润干得冒烟的嗓子。

这样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后来有一天，柳向光同志从山底下爬上来，只背着一个空水袋。原来返回的路上，树枝把热水袋刮了一个大口子，水全漏光了。

水源断了，生米也嚼完了，饥饿、寒冷和伤痛威胁着我们。

在严酷的环境面前，有的同志开始出现急躁情绪。为了安定情绪，鼓舞信心，晚上我们讲五团在皖南三年的战斗经历，讲将来突围以后的打算给大家听，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顺利突围，找到我们的大部队。

我和马长炎同志还又召集党员开会，要求共产党员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发挥模范作用，团结同志，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力量，保证我们这支队伍完整地到达江北。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我们发动大家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块根，胡乱地充饥。

大约二月底，敌人的包围开始松下来，我们白天也可以在山上活动了。这时，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都已经大有好转，胳膊上吊一条绷带，可以和大家一起作些轻微的活动。

一次，我们转到所在山坡背后的山梁上，忽然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远远地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我们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

一天晚上，我和马长炎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弄点吃的。我们走到这家老乡的门前，正准备叫门，突然一条大狗从柴草堆里窜出来，冲着侦察班长祝水生同志“汪汪”乱叫，不一会，屋门打开，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

他一见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就赶紧把我们领进屋，把家里的人都喊了出来，妻子给我们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我们端来了蜜枣。交谈中，知道这家人家姓凤，父亲叫凤大树，我们喊他凤老板，儿子叫凤志旺，我们喊他凤木匠。

凤木匠说，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盼望着你们总有一天还打回来。

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房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

他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就在后面山坡上露宿。他听了以后，急忙说： “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这样吧，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里面挡风避雨很暖和，你们可以进去住。”

他见我有些迟疑，就说，这口窑是他家过去自己砌的，已经多年不用了，现在谁都不知道，上去没有路，敌人也不会来。听了他的话，我们决定去住。他非常高兴。

这一夜，我们在凤木匠家谈得很晚。临走的时候，听说我们早已断粮，凤木匠家又给我们炒了一面袋玉米花，给了一些食盐和一大袋蜜枣。

我们给他钱，他怎么也不要，后来我们讲这是新四军的纪律，他才勉强收下。当天晚上，凤木匠把我们带到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让我们铺在窑里。我们长时间露宿山头， 一进这木炭窑，浑身感到又舒服又暖和。

送走了凤木匠，我坐在暖烘烘的炭窑里，心里想，国民党统治下的皖南人民，多么象这个冰雪覆盖下的炭窑，他们虽然受苦受难，但是关怀爱护新四军的心却是这样暖烘烘的。

这一夜，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

打这以后，凤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我们。每次来，总给我们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时他有事来不了，夜间我们也派人到他家里。

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每次去，他都把大狗锁在屋里，不让它出声。他经常下山到茂林做活，每次都给我们打听一些消息，买一点吃的东西，回到家就赶紧送来。

一次，我说 ： “老凤，我们住在这儿随时都可能连累你们全家，敌人就在你的屋后，查得很严，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哪，平时你就少来几趟吧。”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就别说了，新四军吃苦受罪是为了穷人，我们不帮你们帮谁?”

听了他的话，我们感动极了，不好再说什么,只提醒他一定要加倍小心。有了凤木匠的帮助，我们的生活明显好转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到了三月份我和马长炎同志的伤已经基本上痊愈，敌人的设伏卡路口也松多了，白天我们可以在山上大胆地活动。由于不断地在山上碰到事变中失散的同志，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已经有三十多人了。凤木匠的炭窑住不下，我们便搬到山上，用树杆搭棚子住。这时，我们开始计划突围的准备。

突 围

转眼接近清明了，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新绿。被炸断的树杆已经抽出新芽，人们在炮弹翻起的新土上又播下了春天的种子。凤木匠家正在忙着育秧苗，山坡坑口到处可以看到劳动的人群。看着这些，我想，尽管这里到处依然留着战争的残迹，但是春天毕竟来到了皖南。

清明一过，我们决定突围。这时，敌人外圈的包围松了许多。

听凤木匠讲，敌人怕群众有组织地帮助我们，把以前的保、甲长都换掉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新换上来的许多人还是向着新四军 的 。

准备突围的那天黄昏，我们在凤木匠家门前集合，每人身上背一袋炒米， 一 一向凤家告别。凤木匠眼里噙着泪花，拉着我的手说：“老陈，你们走吧，将来有一天打回来，千万别忘了来看我们。”

听着凤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流下泪来。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队伍走远了，我回头一看，凤家的人还站在房前的那棵树下边连连向我们摇着手。落日的余辉映照着他们，看上去象是一大群人。我想，这不正是皖南人民的缩影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正是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和养育了我们。是啊，我们怎么能忘记皖南的日日夜夜，怎么能忘记这里的人民，又怎么能忘记凤木匠一家!

告别了凤木匠，我们避开大路、村庄，沿着山间僻径，向茂林、章家渡、北贡里、戴家汇、板石岭、泥埠桥方向急速赶路。

我们几十个人分成了几个战斗小组，行军时拉开一定的距离。山上的路很难走，大家经常被野藤绊倒，脸和衣服被划了一道道口子，但是归队心切，谁也不在乎这些。

为了防止意外， 一路上，太阳一落山，我们就走，天亮前就潜伏在山里休息，渴了喝口山水，饿了嚼把炒米，轻易不到村子里去。这样一直走了三夜。

到了第四天，队伍来到过去我营的驻地老虎山。这个村西边有一座大庙，庙的四周是一片毛竹山，地形很隐蔽，躲在庙里，老虎山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万一有事，出庙就可以上山。我们决定在这里潜伏一天，打听一下情况再过江。

过去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庙里的和尚都认识，一看见我们这么多人，他们又惊又喜，赶紧招呼大家进殿休息。他们知道我们是突围的，便主动介绍了一些情况，说事变以后，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放松了，国民党军队看得很紧。前些日子，已经有几批突围的部队从这路过。还说，听说江北新四军队伍闹得很大，又打了不少的胜仗。

几个月同组织断了联系，听到这些消息，同志们都非常激动。在庙里呆了一天，美美地吃了一顿竹笋白米饭。晚上，我们连夜赶到长江边上的油坊嘴附近，通过老乡找到了渡船，黎明前，我们一行几十人，未放一枪，终于顺利突出重围，到了江北无为的白茆洲。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