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良 || 津西黄金宝地的诞生：探寻胜芳商业基因密码

摘要：在历史那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长卷中，部分地区依托其别具一格的内在禀赋，孕育出了熠熠闪光、璀璨夺目的商业文明。胜芳，这座久负“津西黄金宝地”盛誉的古镇，其商业发展轨迹宛如一部气势磅礴、雄浑壮阔的史诗巨著，蕴含着深邃丰富、意味无穷的商业基因，亟待我们去深入探究、发

在历史那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长卷中，部分地区依托其别具一格的内在禀赋，孕育出了熠熠闪光、璀璨夺目的商业文明。胜芳，这座久负“津西黄金宝地”盛誉的古镇，其商业发展轨迹宛如一部气势磅礴、雄浑壮阔的史诗巨著，蕴含着深邃丰富、意味无穷的商业基因，亟待我们去深入探究、发掘。

一、九河下梢：商业萌芽的丰饶沃壤

地理环境，向来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基石，而胜芳的区位堪称得天独厚、独具特色。大清河悠悠流淌，沿着燕南长城的残基蜿蜒前行，为这片土地镌刻下了最为初始的历史印记。回溯到战国时代，戍守此地的士卒，决然难以料想这片土地在未来竟会绽放出如此绚烂夺目的商业光芒。至宋代，当地洼淀在何承矩的精心规划之下，摇身一变成为“水上长城”。屯田之举，不仅收获了沉甸甸的稻谷，更似播下了商业繁荣的希望种子。永济渠故道中，宋代漕船舵片所勾勒出的物流路线，生动鲜活地展现出向商业优势的奇妙蝶变。

历史遗留的军政元素，也为胜芳商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坚实支撑。宋代信安榷场中所蕴含的战备贸易基因，“信安海堧”见证的金都粮食转移时的熙熙攘攘、繁忙热闹，以及明代卫所制度下，军户后裔将戍边纪律巧妙转化为的商业管理准则，皆对胜芳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产生了重要作用。盂兰盆会那璀璨夺目的河灯阵列，蕴含着水上信用保险、风险对冲的智慧光芒。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乾隆年间形成的“河灯会银”制度，竟比英国劳合社的诞生早了半个世纪，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军政遗产在胜芳商业发展中的精妙转化与强大推动作用。

明清民国时期，胜芳凭借天津通向保定的大清河航道，稳稳占据华北地区重要水路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经由大清河，西可连接白洋淀、保定府河，东能抵达天津海河，在杨柳青与南运河交汇，可通往静海、沧州等地；经天津三岔河口，又与南北运河相通，北达通州、北京，南抵苏杭。这些纵横交错的水路，共同勾勒出京畿及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此深厚基础之上，胜芳孕育出了独具特色、有别于北方农耕文化的商业文化。航运、草（席）行、渔行这三大传统产业蓬勃兴盛，逐渐形成了胜芳独树一帜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与城市风貌。早在清朝雍正年间，胜芳的人口规模便已达到省会府治城市级别，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水文化城市。

二、商贸觉醒：黄金宝地的华丽崛起

明清时期，当资本主义的丝丝曙光悄然浮现，胜芳凭借九河环绕的天然优势，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崭露头角。明朝永乐年间，“南杨北蔡，东薛西邢”等军户官宦家族的迁徙入驻，为这座城镇奠定了“五方杂处”的多元城市生态基础。彼时，津保航运的多条河道在胜芳交汇，大清河上商船穿梭如织、往来不绝，编织起一张庞大而又紧密的商业网络。

发展至雍正年间，胜芳呈现出“舳舻千计”的繁荣昌盛景象，货栈之中瓷器与盐包堆积如山，货物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繁荣昌盛，使其赢得了“商业巨镇”的美名誉满天下，商贸之繁荣可见一斑。

1860年前后，以立祥号为典型代表，吉庆堂蔡家、留耕堂王家等“八大家”等富商家族堂号纷纷崛起、兴旺发达。清末民初，胜芳已然拥有四、五百家铺面商号，经营范围涵盖粮行、绸缎、瓷器、医药、餐饮等诸多行业。其中，部分粮行更是在安徽官店设有分号，足见当时胜芳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粮食贸易集散地的重要地位，粮行也无疑成为胜芳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03年，英国人在此开办的永顺公司，经营着世界著名的美孚、壳牌、德士古、亚细亚等名牌石油产品，“津西黄金宝地”之称，胜芳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伴随胜芳工商业的蒸蒸日上，金融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道光年间（1844年），蔡家率先开办“立祥号”，此后，“聚丰德”等三十余家钱庄银号如繁花般相继开设。河北银行和天津交通银行也纷纷在此设立分支机构。民国初年，中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在胜芳开设了颇具声名的“天福号”（后称“天成号”）银号，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哲元亦开设了“启明”银号。

光绪十八年（1892年），胜芳开办了津西大地最早的邮局。民国十年（1921年），胜芳最早的照相馆——“润记照相馆”正式开业。1930年，胜芳更是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河北省率先使用电的城镇，诸多新兴业态的涌现，无不彰显着胜芳商业的繁荣昌盛与无尽活力。

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刘恒岳会长在研究中指出，胜芳与天津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双向影响不仅体现在近代城市发展层面，更深刻塑造了津沽地区的经济格局与社会生态。

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初时期，以胜芳籍工商业者为主体的群体在天津北开地区开创了极具影响力的商业聚落。这片早于东开、南开等区域形成的商业街区，不仅孕育了天津最早的五金交易市场，更通过150余家商铺构建起涵盖金属加工、机械配件制造、农具贸易及废铁回收的完整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该市场80%以上的经营者具有胜芳籍贯，其经营活动不仅推动了天津近代手工业的发展，更使北开地区成为北方重要的古物集散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市井文化生态。

1926年北伐战争，致使中国北方的社会动荡不安，打破了这种繁荣局面。胜芳地区频发的匪患迫使当地“八大家”为首的富商巨贾举家迁徙至天津避难，这场大规模的资本与人口转移对胜芳本土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迁居津门的胜芳实业家凭借雄厚资本，迅速融入天津工商业体系。其中，“立祥号”蔡氏家族尤为典型，其投资领域涵盖金融、自来水、造纸等新兴产业，不仅推动了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更在天津工商界占据重要地位。

这段跨越百年的历史，不仅印证了胜芳与天津在经济层面的共生关系，更揭示了区域间人口流动与资本转移对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证实了胜芳的历史命运与天津城市发展始终血脉相连，这种双向互动构成了近代华北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范式。

三、商业韧性：历经变革而愈发坚韧

民国时期，胜芳河码头依旧热闹非凡，繁华不减当年。《文安县志》曾记载：“……文邑市唯胜芳最盛，水则帆樯林立，陆则车马喧阗，百货杂陈，商贾云集，列为直隶六镇之一。”时至今日，天津市红桥区的胜芳码头遗址，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然能让人遥想起其作为北方最大内河码头时的繁忙景象。鼎盛时期，这里年吞吐量高达50万吨，彼时的胜芳，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商埠到近代工商业重镇的华丽转身，天津的胜芳码头见证了胜芳历史上曾经的辉煌。

然而，1926年北伐战争过后，胜芳遭遇了衰败的困境，匪患肆虐、战争频发，对当地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与严重创伤。

但胜芳相比其他地方表现出了相当的非凡韧性，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十大县级镇”中，胜芳依然与邯郸并肩前行，并称河北“双雄”。据《河北工商史料》记载，1949年，胜芳工商业产值占据天津专区三分之一，堪称河北第一镇。

自解放前的匪患、战争，到解放后，胜芳历经计划经济束缚、浮夸风冲击与三年饥荒的半个世纪的多重考验。但胜芳人始终以“风雨同舟”的精神信念，在时代的低潮中守护着这片土地。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时，九成外流人口选择回归故里，用脚步诠释着对故土的眷恋。这些血泪交织的岁月在胜芳人血脉中注入抵御逆境的坚韧品格，淬炼出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与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特质既包含低谷时蛰伏蓄势的智慧，又彰显顺势时扬帆破浪的豪情，始终是推动胜芳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胜芳仰仗着“无水也能活胜芳”的坚韧商业文化力量，成功实现了近代历史上从传统商业智慧向全民创业的伟大转变，迎来了第二次经济腾飞。

1984年，胜芳镇一举成为河北省首个亿元镇、北方著名的经济强镇。2007年，胜芳财政收入达6.74亿元，其财政收入仍高于安次、大厂、香河、永清、固安、大城这六个区县。

2010年，时值霸州建市二十周年之际，在“经济建设功勋人物”表彰大会上，十位受表彰者中有八位民营企业家的创业轨迹均起始于胜芳镇。其中一家公有制企业董事长来自专注于胜芳镇域企业电力工程建设的专业公司，另一家则是域外引进企业的总经理。值得关注的是，在十家受表彰企业中，九家与胜芳存在直接关联，而霸州经济开发区内企业却无一入选。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产业集聚现象，恰恰印证了胜芳商业文化的强大传承力。

2012年，胜芳财政收入创历史新高，达9.86亿元，对霸州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为30%，在胜芳经济对全市经济的带动下，财政贡献率占霸州的70%。

四、文化基因：商业繁荣的深层密码

文化基因，无疑是胜芳商业繁荣昌盛的核心根基。在横跨河道的五座古桥周边，微观经济学原理得到了生动而鲜活的呈现。永济桥头“铜器刘”清脆的铜锣声，与漕船的桨橹节律相互应和，催生出了产业链的创新思维。“货卖大堆”与“货卖一张皮”这两种商业理念，在商贩们秉持“薄利多销”的实践过程中达成高度共识，并在明清时期进一步演变为“八大家”的堂号经济，深深融入当地建筑的肌理之中。清光绪《畿辅通志》记载胜芳“水陆通衢，百货云集”，有力地印证了“水能生财”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对商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东桥口的字号一个连一个”，这句流传千年的市井谚语，生动勾勒出胜芳作为北方商业重镇的历史底色。胜芳河畔的早市延续着宋代榷场的商业传统，酿酒师对火候的精准把控与商人捕捉商机的敏锐嗅觉，共同构成微观经济活力的生动注脚。1908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记载：近代天津开埠以后，“是凡天津货物之行销该镇（胜芳）附近各属及各属杂粮之运销天津者，皆以是处为麋聚之地。而客商之往来，亦以是处为最要之纽”，胜芳是连接天津与华北腹地的重要纽带，彼时运粮船在胜芳河穿梭如织，形成了胜芳“五桥”经济圈形成闭合的商业生态链，该镇展现出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这种自组织基因在当代持续进化。金属玻璃家具产业集群构建的“设计—制造—物流—金融”四位一体生态系统，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而“宁亏银钱，不亏人缘”的商业伦理，经过现代商业规则的淬炼，已内化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文化密码。“诗书传家，商行天下”的祖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商融合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父债子还”这一谚语所体现的家族信用体系，不仅是构建商业社会的坚实基石，更是现代商业文明契约精神的生动彰显。这种精神力量，催生出了改革开放后依靠社会信用体系支撑的河北省第一家小额信贷公司。尤为令人赞叹的是，在2008年胜芳家具行业应对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时，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蓬勃的生命力。

五、迎接第三次经济腾飞：“北方苏杭” 文化品牌赋能社会发展

在众多城镇发展模式中，胜芳经济以其内生型发展特质独树一帜。与依附型城镇不同，胜芳犹如拥有自主循环系统的生态机体，其发展动能源自内在基因的持续进化。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第一个亿元镇”的桂冠便印证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独特价值。

然而，2005年胜芳撤销省级开发区后，为胜芳后来的经济衰落埋下伏笔。因区域发展重心转向霸州西部城区，长期处于“贡献多、反哺少”状态，叠加环保治理、产能过剩和体制机制等问题严重影响胜芳经济发展。

尽管此后胜芳凭借强大商业文化的惯性，经济繁荣持续了近20年，但自2013年起，胜芳经济开始步入衰退期。2017年，胜芳前钢产能退出，更是让其经济雪上加霜。

2021年第四季度，河北省霸州市因财政压力引发的震惊全国的“三乱”事件。核心原因在于胜芳镇经济滑坡导致霸州财政困难所致。

2024年7月廊坊市委书记李国勇调研提出“讲好胜芳故事”，标志着这座千年古镇迎来战略转机，胜芳将迎来第三次经济腾飞。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胜芳要以“北方苏杭”品牌为依托，充分释放“文化赋能城市，科技加持产业”的积极效能，带动霸州在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全面发展。这种将商业文明基因仰仗着胜芳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现代发展动能的创新实践，或将演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胜芳范式，为北方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典型样本。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断言：“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在胜芳这片商业沃土上，商业文明如同一束穿透时空的光焰，既照亮商业文明的前行之路，又滋养着社会文明的精神根系。契约精神成为商业文明的基石，诚信品格化作社会运行的脊柱，共同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商业生态系统。

因此，作为“津西黄金宝地”的胜芳同样是“津西首善之区”。胜芳凭借九河下梢的地理禀赋、畿辅重镇的军政优势、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在千年商脉传承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发展范式。从漕运枢纽的商贸萌芽，到近代工业的觉醒突破，再到现代产业的转型跨越，其商业文明始终展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这种发展历程不仅印证了商业作为经济引擎的核心作用，更揭示了商业文明在价值传承、文化交融、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多维功能。

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为当代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发展镜鉴：既要保持商业创新的活力，也要守护契约精神的温度；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效能，也要传承诚信为本的商道精髓。胜芳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商业文明应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响，是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的共振。这种平衡发展的智慧，正是新时代商业文明建设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