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说到“万国来朝”，我们往往认为那是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但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万国来朝，是历史的必然。本文将从交通网络、人口规模、物质基础、文明高度、礼仪制度、文化包容、认知理念七个维度，剖析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机制。

华夏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其影响力跨越时空，形成了独特的“万国来朝”现象。这种现象并非简单的政治姿态，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深层脉络。

一说到“万国来朝”，我们往往认为那是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但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万国来朝，是历史的必然。本文将从交通网络、人口规模、物质基础、文明高度、礼仪制度、文化包容、认知理念七个维度，剖析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机制。

交通，是万国来朝行为的硬件，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这点。大禹治水的传说蕴含着早期交通建设的智慧。《尚书·禹贡》记载，大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通过疏导九河、划定九州，首次建立了连接中原与四方的水陆通道，把九州连接到了一起。这种交通体系的雏形，在商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殷墟考古发现的马车道遗迹显示，当时的道路宽度已达6-8米。

秦代“车同轨”政策推动全国道路标准化建设，直道最宽处达60米，相当于现代八车道高速公路。汉代设立“传舍”制度，每30里设驿站，形成覆盖全国的交通网络。唐代驿道总长超过4.9万公里，配备驿站1639所，马匹超5万。元代建立的“站赤”制度，驿站数量达到1519处，使节凭“铺马圣旨”可在全国通行无阻。这些交通设施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统治，更成为国际商旅往来的生命线，波斯商队经丝绸之路年运丝绸可达30万匹。

西周时期中原人口约500万，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已达5767万。这种人口优势在东亚地区形成独特引力场。唐天宝年间（742-756）全国户数891万，按每户5口计约4455万人，同期日本奈良时代人口约600万，新罗约350万。庞大人口基数催生先进生产技术，汉代铁器年产量已达500吨，唐代长安城常驻人口超百万，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人口流动推动文化传播，永嘉之乱后南迁人口约90万，将先进耕作技术带入江南。明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使四川人口从万历六年（1578年）的310万增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1000万。这种持续的人口扩张与流动，构建起东亚地区的人力资源中心。

人口基数多的地方自然形成吸引力，这是万国来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物产之丰在《史记·货殖列传》已有系统记载。唐代长安西市聚集胡商4000余家，交易商品达300余种。宋代市舶司年收入最高达2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20%。明代隆庆开关后，仅月港年出口丝绸30万匹、瓷器100万件。这些物资对周边地区具有不可替代性：游牧民族“茶马互市”年交易量达50万斤，日本战国大名竞相收藏景德镇瓷器，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王室年消费中国丝绸2000匹。

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是物质基础的关键。汉代代田法使亩产增加30%，宋代占城稻推广令江南亩产达3石，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引入使全国粮食产量突破2000亿斤。这种物质生产能力，支撑起朝贡体系的经济基础。

物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点中国人固然明白，周边的人当然也明白。所以有很多人因为物质利益而来朝中原政权，形成万国来朝历史。

甲骨文已具备4500个单字，秦代“书同文”确立统一文字系统。唐代科举制度每年吸引新罗、日本留学生数百人，日本《养老律令》直接仿照唐律制定。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测算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用公历精度相当。明代《永乐大典》辑录典籍7000余种，同时期欧洲最大百科全书仅收录百余种。

技术输出改变周边文明进程。造纸术西传使阿拉伯世界8世纪建立造纸工场，火药技术13世纪经印度传入欧洲，指南针推动大航海时代来临。这种文明势差使“向华夏学习”成为区域共识，日本遣唐使前后派遣19次，新罗留学生金仁问在唐生活22年，官至辅国大将军。

以丝绸技术的发明为标志，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华夏文明都高于世界主要文明。人类进步几乎是一种本能，低级文明向往和进入高级文明，就像流水下滩一样简单。所以周边低级文明社会更愿意来朝中华。

周代“九仪”制度已确立外事接待规范，《周礼·秋官》记载“象胥”（翻译官）编制达140人。汉代典客年俸二千石，相当于郡守级别。唐代鸿胪寺设译语人60名，接待70余国使节。元代礼部设有"侍仪司"，详细规定朝见礼仪132项。这些制度确保“四夷来朝”有序进行，明成祖时期郑和船队携带敕书、印信规范朝贡程序。

礼仪实践注重文化尊重，元代对穆斯林商人实行“答失蛮”免税政策，清代理藩院设置蒙古、回疆、藏事等清吏司。这种制度化交往消除文化隔阂，暹罗使节在《本朝京省收据式》中记载：“见礼部官员皆彬彬有礼，无倨傲之色。”

这些都讲的是形式上的礼仪，为周边政权所仰慕和学习。根据《汉书》等记载，西域三十六国就有派员专门来到长安学历汉家礼仪的。这说明礼仪的确是一种吸引力。除此之外，礼仪其实还有物质上的。《汉书》讲到的一个故事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今天的印度北部，当红四有一个国家名叫罽宾，他们来朝中华，必须翻越帕米尔高原，历经大头痛山、小头痛山等险地，路途艰险而且遥远，往往四五年时间才能往返一次。但是罽宾国对来朝西汉乐此不疲。原因非常简单，西汉政府每一次都会按照他们的贡品数十倍的价值赏赐物品，不但让他们感觉赚了，而且赏赐的都是他们无力生产却又必须的东西。对西汉来说，这是待客之道，礼仪中的一种，对罽宾来说，背靠强汉，同时解决精神和物质双需求，何乐而不为呢？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汇集诸子百家，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佛教传入后形成禅宗、天台宗等本土宗派，云冈石窟造像融入鲜卑特征。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编制《万年历》，明代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这种包容性使异质文化得以存续，景教寺院在长安存在200余年，犹太社群在开封延续700年。

文化融合催生新文明形态。南北朝胡汉通婚率超30%，唐代宫廷十部乐包含高昌、龟兹等异域元素，清代满汉全席融合南北烹饪技艺。这种开放姿态吸引粟特商队持续东来，马可·波罗称杭州“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

这些例子体现的是一个词语：包容。可以这么说：“中华文化，包容一切。”我们不会因为周边民族落后而看不起，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先进而趾高气扬。这是从易学开始就已经有了的文化内涵，儒家直接来源于易学，也继承了包容的品质。包容让我们敢于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乐见方外民族的交流。

“中国”概念最早见于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当时指的是中原地区，这是一个相比之下高度发达的地区。当时的人们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原就是大地的核心，距离中远越远的地方越偏僻。这就成了万国来朝的理论基础，偏僻的地方必然后进，落后来朝拜先进，这是自然规律。

按照今天的眼界，一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不存在一个地面上的中心地区，所以不存在一个天然的万国来朝之处。然而我们如果从更高远的角度来看，文字所记载的两次全球大洪水，都只有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成规模存活下来，并且延续了大洪水之前的文明。

所以中国虽然不是地理中心，但的确是人类文明的中心。这种中心位置可能具有一定偶然性，也就是中国独特的三级阶梯地形结构，以及亚洲的广阔形成了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区域，从而让因为海啸而生存的大洪水无法达到。但是在中心地区的政权，形成万国来朝也是必然现象。

所以这里的逻辑是：因为躲过了大洪水，所以在中国中西部保留了完整的人类文明，并且很快辐射到中原地区，很快形成比较高级的文明。从而必然形成万国来朝。这里的万国不止指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甚至包括更远的地方。在历史的记载里，来自中亚甚至波斯，甚至古罗马的朝觐者，并不在少数。

从这些角度来说，万国来朝并不是落后思想，也不是空乏理想，而是历史和地理的共同选择。但这同时也告诉我们，互相尊重才是万国来朝的基础，互相了解，才能达到万国来朝的真正意义。

来源：老严拍案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