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舟记”是尚晓岚2014年在《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开设的一个不定期栏目，内容是请出版业的编辑们讲讲做书的甘苦和书背后的故事。栏目名称来自一部以辞书编辑为主人公的日本电影。记得有这个设想时，晓岚有些激动，并要我作为“开栏”第一位受访人。这专栏后来似乎并无影响，随着晓岚去世，没人再提。我看过电影《编舟记》，两代辞典编辑的工作和生活、时间和生命，都在悄无声息的日常中消磨，其中却隐含着深厚坚强的英雄魂魄。如今编辑工作早已没那么神圣，但我仍希望在这个题目下做一些文章，也算是纪念编辑同行尚晓岚吧。——汪家明摘要：“编舟记”是尚晓岚2014年在《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开设的一个不定期栏目，内容是请出版业的编辑们讲讲做书的甘苦和书背后的故事。栏目名称来自一部以辞书编辑为主人公的日本电影。记得有这个设想时，晓岚有些激动，并要我作为“开栏”第一位受访人。这专栏后来似乎并无影响，
张洁来信
一张洁是2022年1月21日在纽约去世的。再过两天，就是她三周年的忌日。张洁最早的来信是1999年3月4日。信中说：“寄上《无字》第一部，敬请方正。《无字》是长达四部的文学长卷，现在出版的是第一部。其他几部框架虽已完成，但我想做得更好，所以还在反复修改之中。第二部争取在秋天完稿。“在我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我最用心的文字。多年来，我为它用尽心力，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可谓殚精竭力，宁可被读者忘记，也没有草率推出什么书，来占用一丝一毫对这一长卷的心力。
“感谢你对我作品的多年关注。”
1980年代的张洁
1978年，我在大学读书，读到《北京文艺》上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作者是从未听说过的。虽然觉得内容很轻，但落泪了。1979年读到《爱，是不能忘记的》，那抒情的、哀婉的、咏叹调式的写法，刻骨铭心的爱情，深深感染了我。两年后，我买到《张洁小说剧本选》，收有八个短篇，两个剧本。书最后《已经零散了的回忆——代自传》写得像童话，看后不知所以，只是略知她受过苦，打小跟着被父亲遗弃的妈妈在农村破庙读书，让我想起萧红。书前题词孤傲：“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有的，只是一颗执著地追求真谛的心”。从此这本简陋的小书跟随着我，成为“枕边书”，一晃过了四十五年。眼下，它就在我手边，熟悉的蓝色封面、蓝色环衬，作者照片却是浅棕色的。如此珍爱，其实只为其中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我常在写文章之前，翻来读读，像听小提琴曲那样，立刻进入一种下笔的情绪。可读熟了，感到有的句子完全可以删去。比如这两段——“啊，那条柏油小路，我真不知道它是那样充满了心酸回忆的一条小路。我想，我们切不可忽略世界上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谁知道呢？那些意想不到的小角落会沉默地缄藏着多少隐秘的痛苦和欢乐呢？“难怪写东西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她还会沿着我们窗后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踱来踱去……”其中，从“我想”到“欢乐呢”应该删除，不然有卖小聪明之嫌，而且一句中连用“沉默”“缄藏”和“隐秘”，也显重复。《张洁小说剧本选》张洁的第一本书（1980年）
我想把意见告诉张洁（还有两条），可是联系无门，而且自知唐突。将近二十年后，1999年3月2日，瑞典大使馆举办林西莉《汉字王国》新书发布酒会，使馆特邀嘉宾中有张洁。我与她邂逅于此，表达了我对她的作品多年的热爱。回济南后，收到了她给我的第一封信。所以这封信最后一句说“感谢你对我作品的多年关注”。“来信及赠书全部收到。谢谢你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意见，那还是一篇很幼稚的小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家学底子也浅，深感写作之不易，能在写作过程中边写边学，二十年过去，还是有些进步。正像一些评论家说的那样，我九十年代的作品，要比八十年代的作品好多了。“如你所说，文学现在已经不时髦了，我的书更是没有人读，我想这很正常。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事，像过去那些年万众一志读文学的事，可能并不正常。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创作来说，也并不都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比如我得奖的那些作品：《沉重的翅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让我十分害臊的作品之一）《条件尚未成熟》，以及《上火》等等。这样说起来好像很没良心，可事实上社会对得奖作品的衡量标准，首先必须进入“主流”，既然“主流”，与文学的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出版很不顺利。迷信来讲，凡是我比较好的作品，出版都很不顺。现在这本《无字》亦然。我为这本共有四部的文学长卷，准备了多年，走了很多偏僻的地方。现在还有多少作家这样写小说？可是××文艺出版社却把“第一部”三个字，从封面、扉页、正文、封三上删除了（其中一千册已发行，已无法挽回了）；合同起印两万册，第一印却只有五千册。而制作方面，它粗糙得就像盗版书，到书店看看，随便一本闲书在装帧、版式上都比它精心、用心。至于正文中的错、误，我就不想计较了。问题出现以后，我曾多次电话、电传与他们商讨善后处理办法，两个月过去，仍然没有下落。现在我要与他们终止合同，宁肯放弃后面一万五千册的版税。希望你得空读一读《无字》，那真是一本好书，是我应该为它和××文艺出版社讨个公道的好书。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首先由安波舜出版，仅仅几页，错误就有二十多处，而且是档次非常低的错误。我猜想他那时刚刚运作“布老虎丛书”，势单力薄，只能在乡镇印刷厂制作，那时的乡镇印刷厂也处在起步阶段，出现档次如此之低的错误，是很正常的。我只好与他终止合同。他那方是否真的终止，我不知道。从我的书不会给出版人带来巨额利益，以及市场上买不到这本书的现象看，可能终止了。然后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次。鉴于上次的出版经验，我对再次出版战战兢兢，所以只签了个一次性合同，印数为五千册。后来香港出了一次，印数也很少。我不是不讲效益，但在效益与好书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更关注的是一本好书。尤其这两本书，把它们制作成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是好书、并值得读者保存的书，是我多年的梦想。也许这很傻。
“如果山东画报出版社能够出版，并由你把握，会是另一番景况。
“跟你谈谈《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无字》的出版历史，目的是希望你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合作，不妨放弃出版的念头。
“我母亲的照片有一些，可以收进书的大约十五张。当然还可以再找一些。也还有我母亲的手迹、她治病时的一些文字资料，以及她的遗物。不过，如果我们要做这本书，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商讨。
“好在你来北京的机会很多。顺告我的行止，以便我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六月中旬我大约要到奥地利去开一个国际女作家会议，几天而已。七月上旬到美国去，在那里停留半年的时间。走之前，我会把那里的通信地址和电话留给你。”这封信是张洁这年4月3日写给我的，我们刚相识一个月。天地有缘让我见到了心仪的作家，很想为她出本书。她的新作都已有约。我喜欢她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虽然出版五年了，但没见到好的版本，于是建议重出这本书，而且发挥“老照片”的特点，收入她的母亲、她本人和她女儿唐棣以及唐棣孩子四代人的照片，我还建议收入她母亲的书信手迹、护照、工作证、医疗证、开药处方、CT检查报告、眼镜验光处方、医疗费单据、急救中心单据、诊断书，甚至最后的火化证、殡仪馆收费收据、往生位收费收据、往生木刻莲位收费收据……全部收到书里，当然还有母亲养的那只猫咪的照片。如此，做成一本新版书。张洁对这个建议大为欣赏，她一直留着与母亲有关的一切，包括她挂在墙上的一本月历，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带母亲看病的日程安排。
其间，我到北京，去她家里面商。这位优雅清高的作家，说起往事，说起母亲，忍不住哭起来。我看出她历经磨难，坚强勇敢，但又有点担心……
张洁和母亲张珊枝（约摄于1950年代初）
我自己做这书的责任编辑，从头至尾、一字一字读了两遍。我很慎重，不能让她找出错字。蔡立国的设计也很用心，照片虽然是黑白的，但印制精美。张洁十分满意，我也十分满意。2000年底上市，一年之内印了四次。当时正准备拍摄这本书改编的电影，斯琴高娃饰演女作家诃（原型即张洁）。张洁建议这本书剧组人手一册。山东画报出版社《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1年）
2001年底，她从美国写贺年卡给我：“新年好！与你合作十分愉快友好！电影上映期请与导演联系。我那两篇配有照片的文章，在你那里发表后，深受同行喜爱，但因转手太多，已经找不回来了。那两本杂志你那里还有吗？如有，可否再给我一份？我在明年4月中旬回国。”信中所说文章，发表在张炜和我主编的《唯美》杂志上，这杂志其实只出了一期，因我工作调动而夭折。文章题目是《她在丛中笑》，写洛克菲勒家族教堂里，马蒂斯设计创作的彩色玻璃，同时配发一幅张洁拍摄的彩色图片。马蒂斯完成这件彩色玻璃的设计两天后就去世了，两年后（1956年）才由工匠完成。张洁很为发现马蒂斯这件艺术品，并写文章介绍而得意，因为有关马蒂斯的资料中没人提起他这件最后的作品。《唯美》第一辑，汪家明、张炜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我遵嘱给她留了《唯美》，而且不止一份。可是我完全忘记给没给她。八成没给——因为不久我来到北京工作，按说离她近了，可是各自都忙，足足十年没有联系。当然，她是名人，不想知道她的行踪都难。知道她去美国住的日子越来越多。没什么事，也没理由打搅。二2011年春，我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的岗位，新的作者，新的圈子。一日，与北京文联人士见面，说起北京作协名誉主席张洁，在座的一位女生是她的忘年小友，热切说到“张洁姥姥”（不知为何不叫“奶奶”，看来关系不一般），并给我邮箱。她说“张洁姥姥”要不住在美国，要不就在旅行的路上。还在写作，写博客。我有些好奇，过了一段，冒然给张洁发了信，问：“还记得山东画报的汪家明吗？转眼间出版《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已经十年了，那么您的外孙也已经十多岁了。”我告知她，在三联书店工作九年，今年刚到美术出版社。她很快就回了信，说，怎么能不记得呢！还说：“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忘记了，有个儿子问他父亲：你写完诗为什么放进抽屉就完事了，他父亲回答说，因为那些读者不配读我的诗，我写诗是为了自己快乐……“其实写完《无字》后，我才有可能腾出手来写我喜欢的短篇，比如《一生太长了》（得了一个什么奖），我认为那是我非常好的短篇。而后我又写了两个不错的短篇，但我已经没有发表的打算了。
“从2006年我开始画油画，没有老师，纯粹自学，但是在美国已经卖出三张，卖画的收入，我已经捐赠给公立学校和非洲难民基金会。我并不想靠绘画挣钱，有人买，只是我得到的一个承认而已。
“我对生活没有更奢侈的要求，那些名牌包、鞋、衣服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我常常在国际会议上说到这一点，我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已经不错了，当然我得挣钱付生活费用……我带的表是三十块人民币在小店买的，只要能看时间就行，我为什么要为一只钻石表而奋斗？我女儿说，全世界都知道我带了一只三十块钱的表。
“而且油画的前景也像文学一样，现在电脑上有一种体系，用于模仿油画，模仿得非常像。“这个世界已经什么都能制造，一个音盲在电台的制作下可以变成超级歌手，比那些苦练一生的美声歌唱家，更得到听众的认可，我常常为那些苦练一生的歌唱家、音乐家感到难过……”不写信不要紧，一写吓一跳。她还画画！而且在美国能够卖出去，这可是许多专业画家也难做到的。她发来几幅作品，我真的很惊讶。她的画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趣味和个性都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她一出手就有了风格（她不喜欢这个词）。这很难解释。有趣的是，我最后的职业生涯是做美术出版（年轻时曾画过六年舞台布景），张洁最后的创作是油画。我们似乎又岔路相逢了。于是我提出想看看她更多的画，也许可以出一本有趣的书。（她去世后，在回忆文章中我才知道，是医生建议她画画的。那么，是治疗心理创伤吗？这心理创伤也包括她对纯文学写作的失望吗？）
张洁的画
我担心写信多了，会打搅她。她回信说，“除了画画，现在我没有太多的事。而且和你通信也很快乐，眼下难得有谈得来的人。”我下载了《一生太长了》，准备好好读读。张洁2011年10月3日来信：“先说绘画，你过奖了。我请过一个老师，她来了两次就不来了。第一次她留了作业，让我画一个苹果和一个碗，三个月不来，我画腻了那个苹果和碗，自己胡画起来，她第二次来了，看了我胡画的画，说，你吓着我了，你不需要老师，接着画吧，画够六十幅，你就成画家了，然后就不来了。我画了何止六十幅，但留存下来的不过十几幅而已，其他的都被我撕了。我到过很多国家，第一件事，肯定去博物馆，看得太多，深知好坏，所以撕毁的那些画，都算不得绘画。寄给你看的一幅小画、就是林子里有个小屋的那幅，非常难画，难在那些树木的交错，既保持各种颜色的彰显，又不能互相渗透得过分，时间的掌握上很重要……“眼下这里总是下雨，我无法把画拿到院子里去拍照，而屋子里的光线，比较暗，等过些日子再拍了寄给你。现在只能寄些过去的绘画。和写作一样，我不喜欢守着一个风格，所以绘画上我也想尝试各种画法，请多指教。
“我喜欢词，非常喜欢，可是从来不敢尝试添词，只能崇拜而已。我是门外汉，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标点符号都常常用错啊！只是经过《无字》十二年的磨练后，才渐渐走上正轨。
我读了她发来的长文，为它的雄辩而惊讶。这是张洁吗？其中有不少常识，但更多的是偏执（她自己的说法）。我猜想，她可能自认这是她最完整、明晰的创作谈，有点悲壮，也许还不无自赏。尽管这是一篇论述文，但她的文字风格——那种沉思的、倾诉的风格——自《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一直未变。《一生太长了》写一只头狼，希望远离同类在树林中死去，并如愿以偿。这是小说吗？从头至尾都是狼对生命的思考。狼之所思，其实就是张洁之所思；狼之所愿，其实就是张洁之所愿。似乎让人窥到她无奈而放弃、想超越的心境。关于我对她画画无师自通的疑问，她回信说：“我想，我能进行绘画的有利条件是：一，大学时代，我是小口径步枪的射击教练，那时我们人人必得“劳卫体”及格，不然不能升级毕业，而射击是一个难项，作为教练，我得教会同学如何瞄准、如何调整呼吸……最后实在不行，还帮助人家瞄准（有一种折射镜可以帮忙），告诉人家何时扣板机……绘画实物时，线条的准确非常重要（有时一线之差，感觉就不对了，比如我画那只豹子的时候，怎么也画不出它的霸气，后来下巴那里只抬高一线，它的霸气就出了），这决定于目测的准确。据说唐寅学绘画时，他的老师让他先学射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二，对色彩的感觉好，这可能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再加上自己的较劲和文学创作的训练，如此而已。其实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比如对结构、远近、虚实、细节、轻重等等要素的掌握。
“我非常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认为他才是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1986年我在瑞典的时候，就向有关人士推荐过他。也写过一篇有于他的小文，请看附件。
“我也渐渐地老了，老了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清理自己周边的事情，如果你喜欢他的作品和人，希望我回京后，能把他给我的画作转送给你，算是一种保存——对他的保存——如今上哪儿再去找理解和喜欢他的人呢？！”哈哈，匪夷所思，问绘画呢，竟拿射击教练说事！说到汪曾祺，是因为我去信中提到1981年毕业论文写汪，而汪与她正是北京作协的同事。不过，她说汪曾祺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不管怎样也不可能，因为汪的文章之美，是这个西方文学奖评委诸君无法体会的。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这是不同语言文学沟通的一个天然障碍。尤其是汪曾祺。“从你的藏书和你编选的集子，就能知道你是文化人，而我真的是个半吊子，曾经有满墙的书架，里外两层书，可是连同书架子都被我送人了，大概只留下高尔斯华绥的《福而赛世家》和他的短篇小说集，还有蒲宁的文集、汪曾祺的一本书（不是他送的，而是自己买的）、我自己的书，大概还有几本其他的书……包括我的钢琴也送给国际学校了，我的房子基本是空的了。
“我那本书（指《张洁小说剧本选》）你千万别保留，不值得。我自选的、最后的文集，将由人文社出版，我会送给你一套。寄（发）去我为文集写的序言——
“不记得自己写过多少文字，却记得我写过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
“出版文集，给了我一个清理的机会。“如果将来还有人读我的文字，请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再不要读已然被我清理的、那些不值得留存的文字，更不要收入任何本册——出版法的监控力度，会越来越强。“拜托了！……”（有删节——汪注）“……总有开始了断的一天。 “有计划地将书柜里的东西一点点取出，一天天地，最后自会取出所有。 “一堆又一堆曾为之心心念念的文字，有些竟如此陌生，想不到要在回忆中费力地搜索；有些如不意中撞击了尘封于暗处的琴弦，猛然间响起一个似是而非、不成调的音符…… “突然翻到1983年女儿唐棣翻译、发表的几首诗，不过二十年时间，那些剪报已经发黄、一碰就碎，还不如我经得起折腾。 “其中有墨西哥作家、诗人马努埃尔的一首诗，他在《那时候》这首诗中写到：
“我愿在黄昏的夕照中死去，在无垠的大海上，仰面向着苍穹。那里，离别前的挣扎将像一缕清梦，我的精魂也会化作一只极乐鸟不断升腾。“我愿在年轻时死去，在可恶的时光毁掉那生命的美丽花环之前，当生活还在对你说：我是属于你的。虽然我深知，它常将我背叛…… “这首诗如此动我心扉——却并非因为它隐喻了我的什么心绪。 “诗好归诗好，但以何种方式、或在何时离去，并不能取决于自己，这种事情往往让人措手不及…… “清理旧物，只是因为喜欢有计划的生活——真没有白在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混了四年。 “也算比较明智，知道这些东西日后不能留给他人收拾。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具有那样的价值，能够成为文学人的研究对象，这些东西只对我个人有意义。而文学的未来也未必灿烂，这种手艺与剃头挑子、吹糖人等等手艺一样，即将灭绝…… “相对‘时间’而言，又有什么瞬间值得永久纪念？ “顶多你的第三代还会知道你是谁，到了第四代，就会有人发出疑问：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是谁…… “许多书籍，自买来后就没有读过。比如《追忆似水年华》，比如《莎士比亚全集》。更不要说那些如果不备，就显得不像文化人的书籍。比如我并不喜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没有一部不皇皇地立在我的书架上。又比如大观园的群芳排行榜，让我心仪的反倒是那自然天成的史湘云，而不是人见人爱、人怜的林黛玉；作为文学人物，我喜爱沙威胜过冉阿让……我曾将此一一隐讳，不愿人们知道我的趣味，与公众的趣味如此大相径庭…… “如今，我已经没有装扮生活的虚荣或欲望，一心一意想要做返自己。人生苦短，为他人的标价而活真不上算，何况自己的标价也不见得逊色。 “又怎样渴望过一间书房。有多少缘由，是为了阅读的享受？有多少时刻，坐在书房里心静如止地读过？ “而有些书又读不得了，再没有少年时读它的感动、仰慕……”（有删节——汪注）读了这篇文章，我很惊讶。其实，看她的这封信时已经惊讶了——她在信上说，她的书连同书架都送人了，钢琴也送给国际学校了——简直是决绝，是平淡背后的惊心动魄。还有唐棣翻译的诗。我回信说：
“我做不到您这样纯粹，我不但怀念青春时代，也在渴望老年时光，我甚至觉得真正快乐的时光在老年。我对艺术和美还很贪恋，不想放弃。我常常想到瞿秋白临死前说：遗憾不能再读一遍《安娜·卡列尼娜》了；想到丰子恺到老都说：遗憾死了就不能再读古诗了。我死前可能遗憾更多。”
她留下《福尔赛世家》，想必是特别喜欢这部书？巧了，我也喜欢高尔斯华绥这位不大被中国读者注意的作家，有他的大部分翻译过来的作品。她又发来一篇《对不起了，莫扎特》——“每当遭遇大风穿过树林并发出狂放的呼啸，就像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免不了坐在椅子上痴心妄想，此时此刻，要是能够“咔嚓”一声死在这树林子里该有多好！“那大风穿过树林的呼啸，可不就是我的“安魂曲”，而且仅仅是为我一个人演奏的，不像莫扎特的“安魂曲”，可以为每一个人所用。不论什么，一旦沦为人人所有，还有什么稀罕。“如今只剩下一个愿望，可这个愿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我期待一个完美的死亡：死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比如异国他乡；比如在这风的呼啸中；比如在旅途：背一只肩包，徒步行走在树林子里、或山岗上、峡谷里、河岸旁……突然“咔嚓”一声死去，然后一只狼，或一只豹子来到，将我的尸体吃掉，那才是我理想的坟墓。”（有删节——汪注）这篇文章比前一篇更让我压抑，有种不知如何回应她的困惑。觉得同意她、反对她，要说的话都很空洞。这次我回信很迟。三关于旅行，她告诉我，2006年她去秘鲁采风（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登顶马丘比丘，在印加原生态小村住了一周。回程经西班牙，还到了第一位侵入秘鲁将领的故乡，那里人自古以来多以从军为职业。在那儿找到一个六百多年前至今都在军中服务的老家族。古老的房子巨大，如今一部分改为餐馆，一部分改为咖啡馆，一部分改为小旅馆。小旅馆像是军事博物馆，每个角落里摆放了从祖先到眼下使用过的武器、盔甲，她都拍了照片。那旅馆非常便宜，单人间每晚只需二十四欧元（虽然简陋但有私人洗澡间，床也很干净）……本想结合每张照片，再写几行文，可是她在秘鲁和西班牙采风的那张盘却丢失了，她想是自己丢掉了，因为她常常整理乱七八糟的抽屉，也许没仔细看就丢掉了。张洁在国外旅行（1989）
出版她的新书，我向她建议：不是像一般画册那样出版，而是以画为主（就是说，画的开本和印制一定要达到可以欣赏的程度），但有一些文字。因为这是作家的画，与一般画家不同。她回信说：在你决定前，最好先去我家看看那些绘画，是否值得做。我有个好邻居，我所有的证件、钥匙都在她那里，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她的手机和座机号码告诉你，她可以负责接待你。我的画还太少，目前出版，容量还不充分。至于摄影，让我懊恼的是找不到那个时段的CD盘或是USB了。那些摄影，有的很有趣，如今剩下的、值得出版的太少了……我如约找到她的邻居朋友，看了画。那天天气很好，是个好兆头。几个房间摆放或挂在墙上，十几幅，都不太大。我认为技艺上不差，内在的东西多，有音乐感，有旋律，有起伏，有倾诉感，色彩也有个性；关键是：很美。我真心相信，她放开画，会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张洁中篇小说《方舟》手稿，张洁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我写信告诉她我的感受，并说：“过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我建议请您配图，这次，是否可以请您为画配文？不过，这只是建议而已，一切还请您斟酌。我在想，如何能反映出作为一位作家的绘画作品，与其他画家不同的一面。容我再想想……”她回信：“如果出版，我会配上摄影图片，加上文字说明。”她还告诉我，有朋友想为她做画展，在北京世纪坛美术馆，但需要费用，可是她的钱都用在旅途上了。中年张洁
她发来一部分稿子，并让我与她的经纪人联系。书名用她在博客上的《流浪的老狗》。可是与此前我和她说的内容不同，没有她的画，一幅都没有，而是旅行笔记，照片加文字。也许是她对自己的画还不自信？我犹豫再三，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子认真琢磨后，担心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会对此书不利，因为这是一本人文书，而我们的发行渠道不够宽。从内容考虑，三联书店或广西师范大学北京贝贝特公司可能更合适，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出版单位，在读者中口碑很好，影响和销量会大些。如您同意我的意见，我可以与他们联系。若您还是希望在人美社做，那也没问题。另外，您的绘画作品仍是我最感兴趣的。您还在画吗？2012.11.14”
第二天就收到她的回信：“没关系。这就是我说的，希望你尽快决定出版或是不出版此书。当然，现在决定虽说迟了一点，但也无所谓。“谢谢了，不必担心它的命运。“祝好！张洁 2012.11.15”我们的通信戛然而止。《流浪的老狗》第二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可人的小书，我买了一本。我很后悔，但也庆幸——她生平最后一本书，我本来有机会，却愚蠢错过了；可她自认为最好的两部作品，《无字》和《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我出了一部，而且其中加入了我的创意——聊以自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无字》（三部曲，2002）
2014年10月22日，“张洁油画作品展”在现代文学馆举办。那天，张洁讲话时与大家道别——“我们的文字中，常常会用到“永远”这个词儿，但永远是不可能的……花开花落会有时，长江后浪推前浪……适时而退，才是道理。我一直盼望有一个正式的场合，让我郑重地说出这些话，但这个机会实在难以得到。非常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当然现代文学馆的后面其实是中国作家协会，还有我的“娘家”北京作家协会，为我组织了这个画展，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表明我的心意。说是画展，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告别演出。“我这辈子是连滚带爬、踉踉跄跄过来，从少年时代起，当我刚能提动半桶水的时候，就得做一个男人，又得做一个女人，成长之后又要担负起“做人”的担子，真累得精疲力竭。可是这一次画展——也可能是我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我从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我相信一些奇怪的事。我常常会坐在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那个角落里的来风，没有定向，我觉得那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把有关伤害、侮辱、造谣、污蔑等等的不好的回忆，渐渐地吹走了，只留下了有关朋友的爱、温暖、关切、帮助等等的回忆。同时我还认识了一只叫Lucy的小狗，它的眼睛干净极了，经常歪着小脑袋，长久地注视着我。当它用那么干净的眼睛注视我的时候，我真觉得是在洗涤我的灵魂。我也非常感谢命运在我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我这份大礼，让我只记得好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留下了一份遗嘱：我死了以后，第一，不发讣告。第二，不遗体告别。第三，不开追悼会。也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我的文章。只要心里记得，曾经有过张洁这么一个朋友，也就够了。
“再次感谢各位来宾，张洁就此道别了。”我参加了画展，听了她的讲话，与她打了招呼。她很宁静，与我握手。她穿着素雅：黑蓝地儿白花图案毛衣、牛仔裤、棕色皮鞋，头发半白，脸盘饱满，细框眼镜（她过去不戴眼镜），看上去倍儿精神，很慈祥——对，慈祥，不矜持。眼光远远的，似在当下，又似不在。也许是我神经过敏吧。
晚年张洁
张洁走了，没再回来。七年后远去。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画展中的摸样。我衷心祈望她实现了最后的理想——“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比如异国他乡；比如在这风的呼啸中；比如在旅途：背一只肩包，徒步行走在树林子里、或山岗上、峡谷里、河岸旁……突然‘咔嚓’一声死去”……2025年1月19日 北京十里堡本文原载《万松浦》杂志2025年第2期来源：活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