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昌民，1941出生，湖南桃江人， 历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 十届武汉市人大常委，第六、七、十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民革副主委兼秘书长等职。

胡昌民，1941出生，湖南桃江人， 历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 十届武汉市人大常委，第六、七、十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市民革副主委兼秘书长等职。

下面是他的回忆，原题叫《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表决亲历记》：

1992年4月3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逐项表决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其中有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会议由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里主持。

会议依次表决通过几项决定后，进入三峡工程议题。当工作人员刚把该项议案的决议草案宣读完，坐在会场右前区的台湾省代表黄顺兴站起来大声说：“我要求发言！”在他座位附近的摄影、摄像记者一下子拥了过去，把镜头对准他。散在会场其他区域的记者们也有一部分往右前区跑去，会场里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这时，万里沉着地说：“根据议事规则，本次大会不进行大会发言。”而黄代表仍大声要求发言，记者们也越围越多（大多是国外、境外的），显然妨碍了会议进程。

工作人员一方面请记者们散开，一方面请黄代表安静。黄代表说他有话要对记者讲，于是工作人员请他到会场外休息厅去讲，他就离席往会场后面走，他的后面跟着一群猎奇的记者。当经过我们右后区座席旁边时，我听到他仍在说：“大水又不会淹到我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的。”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和执著。

黄代表和记者们离场后，万里宣布：“现在开始表决，请按表决器。”在照例重复“请按表决器”两遍以后，他说：“请工作人员宣布表决结果。”

工作人员的声音和大屏幕上的文字同步显示了表决结果：“实到代表2633人，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25人未按表决器。”数字一显示出来，会场上响起了掌声，万里是在掌声中宣布“通过”的。

我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内，曾经经历了数以百计的大会议案表决，三峡工程议案是曾激起一阵波澜的表决之一。这个波澜，只是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决策长达70年的风雨历程中的一朵小浪花。

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过程，已有许多专家学者的专著，我仅就参与这一次表决的有关情形，作一点记录。

1992年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是一次例行年会，除了例行审议国务院、高法、高检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年度计划和财政预决算外，还要审议许多法规。国务院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是以一项单项工程提交审议的，在我国史无前例。这是因为事大影响大，争议也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提交最高权力机关来拍板。

但它毕竟已经过多年讨论了，特别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长江三峡150（蓄水位高程）方案后，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和质疑。

1986年，为求更加细致、精确、稳妥，国务院决定组织重新论证，组织412位专家，分为14个专题组进行了3年论证，提出了“三峡175方案”，又经过两年逐级审查，结论已十分明确和肯定。而且，这5年中，相关的科研课题取得了重大进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已分别组织代表和委员进行了多次现场考察，解决了许多疑虑，这个议案按理可以顺利通过。所以，无论是各个代表团讨论也好，媒体报道也好，热点和重点都在“八五”计划第一年的执行情况和今年怎么搞得更好，三峡工程没有形成突出的焦点。

湖北团和湖南团稍有不同。荆江洪汛乃两湖地区的心腹之患，兴建三峡工程的诸多效益中首推防洪效益，因此，湖南、湖北两个团全团大会讨论三峡工程议案特别热烈。

《湖北日报》记者雷刚3月26日以《兴建三峡势在必行》为题发了电讯稿，前面几节的文字是这样的：

今天，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时，出现异常热烈的气氛。他们争相发言，倾诉全省5000多万人民对三峡工程由来已久的盼望。

“要根除中华民族心腹之患，必须兴建三峡工程；要实现中华民族腾飞，必须早建三峡工程。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就是最好时机。”——这是发言代表的共识。

曾到三峡视察过的民革中央候补委员胡昌民代表说，他一直关心三峡工程，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和审慎的思考，他感到兴建三峡工程是必要的．而又是急需的。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充分尊重了科学，充分发扬了民主，建设方案是可信、可行的。三峡工程的受益者不仅是华中几个省，而是全中国。就治理世界大江大河来讲，它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将大半生精力和心血倾注给长江流域治理开发的沈克昌代表，显得格外激动。他系统地回顾三峡工程设想、研究、论证的历程，用长委和国内外成千上万名专家、学者及研究设计人员几十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他用洪水威胁不断增长，能源紧缺日趋严重，移民困难与日俱增等事实，说明“早建有利”，并建议议案通过后明年即开始施工准备。

这篇电讯稿还摘报了荆州地区的胡嘉猷、曾长期负责全省农业工作的田英、时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黄知真、时任省长的郭树言和时任副省长的李大强等代表的发言内容，都是从不同角度赞成三峡工程上马。

看起来，只等表决程序一过就行了。可是，问题来了，大会的简报从整体上说对议案的表决不利！这是我的判断。

当时大会的简报分两种：一种是综合概括性的，即在一期中综合报道某团某日讨论中代表们的观点和意见、建议；一种是专题的，即某一位代表就某一问题的意见、建议。两种简报篇幅相同，都由各代表团总稿签发，大会统一编序号印发，显然后一种对问题的阐述更详细更透彻些。

会议开到3月31日，本次会议所有方案分团分组审议已完毕，发到代表手中的简报已超过200期，就三峡工程议案而言，简报上反映赞成的意见不少，但都刊载在概括性的简报上，寥寥数语，十分概念化。

而不赞成的，或质疑的，或表示担心的代表的发言，总数虽不多，份量可不轻。不但在概括性简报上表达得比较具体（如担心战争威胁水坝安全，担心泥沙淤积，担心诱发地震，担心国力不足等等，这种担心只要一两句话、数十个字就很触目惊心，而要解除一个担心往往要写一本书，事物的性质所使然）。

而且还有几份专题简报单发了个别代表的反对意见，深入浅出，对不知就理的人而言，是“很有说服力”的。

比如台湾省代表黄顺兴，他是一位农业专家，上世纪80年代由台湾到大陆定居，他经由台湾省代表团发了一期专题简报，主要意思是将来三峡水库蓄数百亿立方水，一旦战争狂人扔核弹，或一旦诱发地震，数百亿立方水直泻下来，两湖地区尽成泽国，数千万人民生命危险，所以他坚决反对三峡工程。

他提的这两个问题，本来在专家论证过程中就曾设为专题，已经解决了，会议发的材料中也有详细论述，但由于不是每个代表都深入研究过三峡工程，这类专业性极强的论述也不见得能让各行各业的代表心里都踏实。

简报单发这么一期，而且黄代表还在简报中说：“我身为全国人大三峡考察团成员，竟没有获邀去三峡，只是从报纸消息才知道他们已考察过回了北京。”这就给代表们心中造成一个有关部门故意不让“反对派”的他去考察的印象。其实黄代表记错了，他并非考察团成员。再加上其他一些简报，好像三峡工程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种疑虑很能影响一些人。

客观地说，这不是大会简报组的问题。大会秘书处给各代表团分配了简报期数指标，经各代表团分管负责人签发的简报，简报组无权扣住不发或任意删改。也不是各代表团的问题，代表们怎么讲，简报就怎么发，要如实反映，尊重代表的民主权利。

代表们的发言也没问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认真负责的，同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看问题而得出不同结论也很正常。比如治理大江大河，先治干流后治支流，究竟可不可以，全世界原本就有两种学派，各有理论各有例证，三峡工程也就有这个问题，你能说哪种看法是负责的，哪种是不负责的吗？

正如邹家华副总理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的议案说明时所言：“无论赞成的、疑问的或者不同意的意见，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和治理，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的。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进行表决，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情况可能是反映到了决策层，主管宣传的部门决定全面地发表赞成的意见，而且要表达得充分些。再发简报就作用不大了，因为会议后期的正式文件很多，发到编号为三四百期的简报，代表们大多已来不及在会议期间细看了，最有效的手段是电视。

大会的晚间会议或活动大多安排在7点半以后，大多数代表必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是中央电视台要求各代表团的电视摄像记者选送发表赞成意见的原声录像资料。

4月2日早上，湖北团专管新闻宣传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上午9时到我们团的大会议室去，说是电视台要采访。到那里一看，除我之外，还有李大强、沈克昌、胡嘉猷等代表。

工作人员把上述情况说了一遍，说是根据会议记录，我们几位的发言具有代表性，有说服力，但当时没有摄下完整的同步录音的带子，今天补录一下，每人准备讲两三分钟，就像大会发言一样，不过更要精炼一些。

李大强作为副省长的发言是表达全省人民的愿望；沈克昌一辈子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他的发言是从专家角度讲；胡嘉猷是江汉平原地方官，他主要是讲诉根治长江中游水患的迫切要求。

而我就按照在全团会上的发言，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讲三峡工程是孙中山首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把工程落实到行动上，经过70年的论证，40年的勘测、研究、设计、考证，特别是近5年的再论证，已经成熟了。

第二层说我到三峡去实地考察过，对原来曾担心过的一些问题已释疑，结论是利大于弊，赞成工程上马。第三层是说，三峡工程不仅是对华中几个省有利，而且对全国有利，作为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湖北电视台的记者们认真操作，录像很顺利地完成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是人大主席团会议的消息，第二条就是报道有关三峡工程的讨论。首先就是我讲孙中山的理想、毛泽东的豪情、邓小平的实践，接着依次转到沈克昌、胡嘉猷、李大强和外省市的两位代表，最后又转到我谈去三峡考察并已经释疑，赞成上马，以及三峡工程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我的印象是编辑剪接得很好，剪去了冗言，留下了精华，而且6个人的7个镜头的话语组成了一个整体，避免了重复哕嗦，似有起承转合，比较有说服力。

这条消息刚播完，我们同组的代表裘法祖教授打电话到我房间，笑着问：“你和中央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播了你两段？你走了什么后门？哈哈哈……”

我当然不认识电视台的人，只是碰巧他们要找这样的发言录像，碰巧觉得把我的发言拦腰截断，分别做开头和结尾合适。

当晚又有两个消息传来，一个消息是黄顺兴代表说他明天将要求在大会表决前发言，有湖北的代表提出如果他要在大会发表反对意见，也应该让其他代表发表赞成意见，而且推定沈克昌作准备。

沈对我说：“要我发言，我责无旁贷。但他是台湾来的，台湾的‘立法院’有抢话筒、搞全武行的习惯，我都快70岁了，可搞不赢他。”说完哈哈一笑。后来，黄代表果然要求发言，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另一个消息是：明天表决结果尚难预卜，而照例的大会闭幕时的新闻发布会是要开的，三峡工程是焦点之一，怎么讲？水利部作了研究，前提是水利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最高权力机构的决议必须尊重和服从，不能有抵触，而预案必须做三个：一是议案以较大多数通过；二是议案以微弱多数通过；三是议案被否决，三种情况的讲法是有区别的。

我后来看到新华社发了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报道，水利部杨振怀部长讲得十分得体，凭我想，这该是第一种方案吧！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许多方面利弊权衡的工程案的立项，有约1/4的代表未明确表态（弃权和未按表决器），应该可以理解。到会代表中，有67%赞成，只有6.7%明确反对，应该说是以较大多数(2/3)赞成通过的。

其结果对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喜悦。还是那位雷刚记者，4月3日又发了《三峡，不再是梦》的长篇电讯稿，其中一段可作为这段往事的印证，只是外人不明底里，文章说：

一切关注解除中华民族心腹之患的人士，怎不神采飞扬！

“今天我感到特别激动，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会闭幕后，在人民大会堂前，长委技术委员会委员沈克昌拉着记者的手连声发表感想，这位鬓发斑白的老人眼睛潮湿了。 天门市委书记胡嘉猷代表春风满面地走过来了，他说：“这对1000多万荆州人民来说，是个大喜讯。”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胡昌民代表紧紧握住沈克昌的手，无言的微笑传递着两人相同的感情。 文章最后说：没有强迫，也少盲从，今天，2633名代表全凭自己的理性判断在表决器前作出了选择。

无论是投赞成票的，还是投反对票的，投弃权票的，包括未按表决器的，都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

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赞成者、疑虑者和反对者，正是他们为今天的选择作出了铺垫。

来源：晚上没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