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陈，我们回来了。＂母亲站在门口，声音生硬得像是冬日里冻僵的衣服。她身旁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提着花里胡哨的礼品袋。

该走的是你

＂老陈，我们回来了。＂母亲站在门口，声音生硬得像是冬日里冻僵的衣服。她身旁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提着花里胡哨的礼品袋。

我抬起头，十八年了，她还是那样明艳，只是眼角多了些细纹。我手中的搪瓷茶碗微微一颤：＂该走的是你。＂

那是1985年的春节，北方的风夹着零星的雪粒，灌进我们家那间四十平米的屋子。老旧的煤炉子发出＂噼啪＂的响声，炉膛里的煤炭闪着红光，却驱不散我心头的寒意。

我叫周铁生，出生在1960年，是六十年代饥荒后父亲留给母亲的唯一念想。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不饱，我爹硬是把定量的窝头让给了怀孕的娘，自己却饿出了一身病。

父亲在我两岁那年因工伤去世，母亲霍淑芳带着我和年迈的外公相依为命。我依稀记得父亲的葬礼，邻居们捧着几颗白菜帮衬，母亲披麻戴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那时候，我们住在厂区东头的平房里，一间砖瓦结构的小屋，夏天闷热，冬天透风。外公是个老裁缝，眼神不好了，只能做些简单的缝补活儿。母亲在纺织厂上班，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星星挂在天上才回来。

1967年冬天，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走进了我家。他叫陈立志，是轧钢厂的维修工，大家都叫他陈师傅。那时我七岁，只记得他进门时，雪花落在他肩膀上，手里拎着一个铁皮饭盒，里面装着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馒头。

＂铁生，这是你后爸。＂母亲说，声音里带着试探。我不明白＂后爸＂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从那天起，家里的煤炉子总是烧得热乎，再也不用半夜爬起来添煤了。

陈师傅入赘我家，成了左邻右舍茶余饭后的谈资。＂霍淑芳可真有本事，找了个倒插门女婿。＂＂男人入赘，没出息！＂人言可畏，可陈师傅从不在意，每天早出晚归，修修补补，把我家那个摇摇欲坠的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清楚记得他用废旧零件给我做的第一辆＂三轮车＂，那是我七岁生日那天。车子歪歪扭扭的，却是院子里孩子们羡慕的对象。＂铁生他爸可真有两下子！＂邻居李大爷竖起大拇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呼陈师傅为＂铁生他爸＂。

家里的日子有了盼头，母亲也不再整天愁眉苦脸。晚上，她会坐在煤油灯下，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听陈师傅讲工厂里的新鲜事儿。外公在一旁摇着蒲扇，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可好景不长，日子就这样过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进了我们厂区。工厂大喇叭整天播放着批斗会的内容，街上贴满了大字报。。

1970年春天，母亲在一次批斗会上认识了下乡知青沈文彬。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据说是北京某高干子弟，因出身问题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县城。他说话斯文，总能讲出外面世界的新鲜事儿，和朴实无华的陈师傅形成鲜明对比。

我常看见母亲和沈文彬站在厂墙外说话，有时候还偷偷笑。那段时间，陈师傅经常加班到深夜，回家时总是一身机油味，脸上写满了疲惫。母亲和他说话越来越少，饭桌上的沉默像一堵墙，横亘在他们之间。

一个雨夜，我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母亲站在煤油灯下收拾行李，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妈，您去哪儿？＂我揉着眼睛问。

＂铁生，妈妈有事情要出去一阵子，你跟陈爸在家要听话。＂母亲摸了摸我的头，眼神闪烁。

＂什么时候回来？＂我天真地问。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把一个小布包塞在我枕头下：＂这是妈妈给你留的糖，想我了就吃一颗。＂

第二天，陈师傅红着眼睛告诉我：＂你妈出差了，要很久才能回来。＂他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硬邦邦的。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跟那个知青私奔了。十岁的我，成了左邻右舍眼中的＂没娘的孩子＂。有人说闲话，说陈师傅是活该，娶了寡妇还要守活寡。也有人拿我开涮：＂你妈嫌你们家穷，跟着城里人跑了。＂

我常常躲在学校厕所里哭，恨母亲的无情，也恨陈师傅的没用。有一次，我把母亲留下的糖全部扔进了茅坑，仿佛这样就能把对她的思念一起冲走。

。他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诠释着责任。每天下班后，他会教我修理自行车，那双常年与机油、铁器打交道的粗糙大手，在教我穿针引线时显得笨拙又温柔。

＂铁生，人这辈子，能自己动手的事，就别麻烦别人。＂这是陈师傅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总是边说边做示范，眉头紧锁，一丝不苟。

记得一次放学路上，我被几个大孩子堵在胡同口，说要教训＂没妈的野种＂。陈师傅不知从哪冒出来，二话不说把我拉到身后：＂有什么冲我来，谁敢动我儿子试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虎着脸，像头护崽的狮子。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当面说我闲话了。可我的青春期被压抑的叛逆和对母亲的怨恨填满。十四岁那年，我因为同学说我＂没妈的野种＂打架被学校叫家长，陈师傅请了半天假来学校。看到主任办公室里坐着其他孩子的父母，我莫名觉得难堪。

回家路上，他没有责骂我，只是说：＂你妈要是知道，会难过的。＂

＂她还会难过吗？她都不要我了！＂我倔强地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是你妈。＂陈师傅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敲在我心上，＂人有时候会做错事，但错的是事，不是人。当年要不是你妈，我还在那个破工棚里睡地铺呢。＂

我这才知道，母亲和陈师傅是在厂区食堂认识的。那时候陈师傅刚从农村来，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是母亲帮他在厂里找了工作。＂你妈心地好，帮了我，我这辈子都记着。＂陈师傅边走边掏出皱巴巴的纸烟，手抖得点不着火。

那天晚上，我听到陈师傅在外公房里说话：＂老人家，我对不住淑芳，没看好她......＂外公苍老的声音传来：＂不怪你，那丫头从小就拧，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你能留下照顾铁生，老头子就知足了。＂

高中时，我搬到学校宿舍住，周末才回家。每次回去，陈师傅都会站在老槐树下等我，远远地就能看到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影，像一根标杆。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旺旺的，就连我的书桌都一尘不染。

外公在我高二那年去世，走得很安详。临终前，他拉着陈师傅的手说：＂立志啊，铁生就托付给你了......＂陈师傅哭得像个孩子，那是我唯一一次看他落泪。办完丧事，陈师傅把外公的老怀表和一件半新的中山装锁进了柜子深处，说是等我成家立业了再拿出来。

1980年，厂里分房，陈师傅排了三年队终于轮到他。那时候分房可是天大的喜事，邻居们都来道贺，说我们父子总算能住上宽敞的楽子房了。。

李家一直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老大得了肺炎，三个孩子挤一张床，婆婆瘫痪在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陈师傅回来时，我气得摔了饭碗：＂您就知道让着别人，咱家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新房子？＂

陈师傅笑了笑，从兜里掏出半包纸烟，慢悠悠地点上：＂李师傅家里人多，咱俩父子住这四十平够了。再说了，祖辈传下来的老房子，住着踏实。＂他吸了一口烟，眼睛微眯，＂这院子里，有你爹打的井，有你妈种的丁香，还有外公做的门框，都是根儿啊。＂

＂您就是心太软，让人骑到头上。＂我不服气地嘟囔。

＂人在世上走一遭，逮谁欺负谁，那不是英雄，是混账。＂陈师傅弹了弹烟灰，＂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事，也别添乱。这是你外公教我的。＂

那年冬天，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陈师傅悄悄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元学费和生活费。那时候普通工人月工资才四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巨款。直到开学报到，我才从同学口中得知，这笔钱相当于陈师傅两年的工资。

后来邻居王大娘告诉我，那钱是陈师傅变卖了外公留下的一块老怀表得来的。＂那可是你外公的命根子，临终前都不舍得拿出来。当年日本人打过来，你外公就靠这块表换了一口米，救了全家。＂王大娘叹息着，＂你这个继父，比亲爹还亲啊！＂

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回过家，一心想离开那个充满回忆的小院。寒暑假我都找借口留在学校或朋友家，只在过年时回去待几天。陈师傅也不催我，每月的家书里只说些家常琐事和厂里的变化，末了总加一句：＂有空回来看看，不急。＂

大学期间，我谈了个女朋友。第一次带她回家，我忐忑不安，怕她嫌弃我家简陋。谁知陈师傅把院子拾掇得井井有条，新添了花盆，还借了邻居家的收音机放在桌上。晚上，他端出珍藏多年的＂大曲＂，和女友讲了许多我小时候的糗事，逗得她合不拢嘴。

＂叔叔真幽默。＂女友离开时悄悄对我说，＂你们感情真好。＂我鼻子一酸，没有回应。那天晚上，陈师傅坐在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问：＂那姑娘不错，你......有想法没？＂

＂还早呢。＂我含糊道。

＂不早了，我都想抱孙子了。＂陈师傅憨厚一笑，眼角的皱纹像一把小扇子。

1984年夏天，我即将去省城一家研究所报到，接到了王大娘的电报：陈师傅病了，很严重。

回到家，看到陈师傅躺在床上，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医生说是肺气肿，常年接触工业粉尘落下的病根。

＂你别耽误工作，我这老毛病了，死不了。＂陈师傅咳嗽着说，脸色比纸还白。

＂哼，谁稀罕照顾您啊，我是回来拿东西的。＂我故作轻松，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推迟了报到时间，在家照顾他。厂医务室开了些药，但见效甚微。县医院的大夫说要住院治疗，陈师傅不肯，说花那钱不值当。我只好每天给他煎中药，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喝下去。

一天整理抽屉找退烧药时，发现了一沓母亲的来信，用蓝格子布包着，整整齐齐地码在最底层。我随手拿出一封，是71年的邮戳，最早的一封竟然是在她离开的第二个月。信中说她会回来接我，但让陈师傅好好照顾我，等她站稳脚跟。

＂铁生，妈妈欠你的，一定会补上......＂看到这行字，我手一抖，信纸飘落在地。

我翻遍了所有的信，发现母亲这十几年从未间断过联系。她先是在南方一个小县城，后来去了广州，再后来去了深圳。信中提到她和沈文彬开了家外贸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最新的一封是上个月的，说要回来探亲，大年三十到家，还要带她的＂朋友＂来见见我。信中还说，已经在省城给我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处，条件比我即将去的研究所好得多。

＂这些年，她一直有来信？＂我拿着信问陈师傅。

＂嗯。＂他虚弱地点头，眼神闪烁。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声音发颤，不知是愤怒还是委屈。

＂你那时候小，心里有气，怕你承受不了。＂陈师傅艰难地坐起来，手撑着床沿，＂后来你长大了，我想等你自己想通。人这辈子啊，放不下的终究要放下。＂

＂她离开时，是不是想带我走？＂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陈师傅沉默了一会，点点头：＂我没让。一个男人，说出的话就得算数。当初我答应你妈照顾你，就得照顾到底。＂他咳嗽了几声，＂再说了，让你跟着他们颠沛流离，算什么事？＂

我突然明白了这十八年陈师傅的坚持，不是为了赌气，而是一种默默的承诺和责任。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守护着我。

冬去春来，陈师傅的病情时好时坏。我在家陪他，白天去附近的农机厂做零工，晚上回来照顾他。日子虽然清贫，却也踏实。

直到1985年春节前夕，母亲的电报打来，说大年三十到家。陈师傅听闻此事，强撑着下床，指挥我把房子收拾了一遍又一遍。他找出珍藏多年的茶叶，还让我去集市上买了好烟好酒。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不就是回来看看。＂我撇撇嘴。

＂你妈回来，总得有个像样的过年气氛。＂陈师傅坐在椅子上，气喘吁吁地说，＂去把你那件新毛衣拿出来穿上，别让你妈看见你邋里邋遢的。＂

＂您咋这么好心？当年她撇下咱俩跑了，您就不生气？＂我不解地问。

陈师傅叹了口气：＂都过去快二十年了，有啥好气的。人各有各的活法，谁也别埋怨谁。＂他沉默片刻，＂你妈这些年也不容易，能在外面闯出一番天地，挺不容易。＂

1985年春节，母亲真的回来了，带着她那位事业有成的＂朋友＂——沈文彬，现在已经是某外贸公司的部门经理了。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手上戴着金表，浑身上下散发着我从未见过的＂城里人＂气息。

母亲参观着我们简陋的家，眼神复杂。＂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她的目光在泛黄的墙壁和破旧的家具上扫过，＂铁生，这些年妈妈对不起你，但妈妈现在条件好了，想补偿你。＂

她拿出一沓照片，展示着她在深圳的豪华公寓和办公室。＂我和你沈叔叔在深圳有房有车，条件很好。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工作，待遇比你那个研究所高三倍。你跟我们走吧，别在这小地方耽误前程了。＂

我看着陈师傅苍白的脸，想起他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冬天夜里替我捂热水袋，雨天接我放学，自己穿破旧的衣服也要给我买新书包，省吃俭用给我攒学费，还有那间让给李师傅的新房子。

＂妈，您有好日子过，是您的福气。但我得照顾陈爸。＂我平静地说。

＂照顾他？＂母亲皱眉，＂他又不是你亲爹。再说了，我可以安排他去深圳最好的医院。＂

＂不用了。＂陈师傅插话，声音虚弱却坚定，＂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了。你们娘俩好好的就行。＂

晚上团圆饭，炉子上炖着一锅香喷喷的肉，桌上摆着几个简单的家常菜。我倒了四杯酒，先走到陈师傅床前，扶他坐起来，郑重地递给他一杯：＂陈爸，这杯酒，儿子敬您。＂

这是十八年来，我第一次叫他＂陈爸＂。屋子里一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陈师傅的手抖得厉害，眼里闪着泪光：＂铁生，叫声爸就够了，这辈子值了。＂他颤巍巍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母亲站在一旁，脸色变了又变。桌上的饭菜热气腾腾，带着浓浓的家乡味道。我走到她面前：＂妈，您和沈叔叔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为什么？＂母亲不解，＂深圳那边的条件多好啊，以后你工作、结婚都方便。＂

＂因为家在这里。＂我看向陈师傅，＂我的家人在这里。在您心里，家可能是豪宅、是钞票，但对我来说，家是那个下雨天接我放学的背影，是那双为我缝补衣服的粗糙大手。＂

整个饭桌陷入沉默。沈文彬尴尬地清了清嗓子，努力找话题：＂铁生，听说你大学毕业了？学的什么专业？＂

＂机械制造。＂我简短地回答。

＂嗯，不错，将来发展空间大。＂沈文彬点点头，＂现在改革开放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很吃香。真的，你考虑一下来深圳的事，那边机会多。＂

晚饭后，母亲拿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这是妈妈的一点心意。＂我打开一看，里面厚厚一沓，足有五千多。在这个普通工人年收入不过千把块的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我不需要。＂我把红包推了回去，＂您有心意，我领了。但我现在不缺钱。＂

母亲没说什么，默默地拿起包准备离开。临走时，她停在门口，回头看了陈师傅一眼：＂立志，孩子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了。这些年，辛苦你了。＂

陈师傅摆摆手：＂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母亲的眼圈红了：＂当年我走得太突然，你别怪我......＂

＂我从没怪过你。＂陈师傅打断她，＂你有你的活法，我也明白。铁生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比亲儿子还亲。＂

母亲点点头：＂你比我强，我欠你们父子的......＂

＂别这么说。＂陈师傅咳嗽了两声，＂我这辈子没啥本事，就知道老老实实做人。你能回来看看，我就知足了。＂

母亲和沈文彬走后，陈师傅靠在床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铁生，你不该拒绝你妈的好意。去深圳多好，那可是大城市。＂

＂您不是说过，人这辈子，有啥舍不得的？＂我笑着回应，＂再说了，我走了，谁给您熬药？＂

那天晚上，我和陈师傅坐在屋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他虚弱地说：＂铁生，咱父子俩，就是一家。＂

＂是啊，咱们就是一家。＂我点点头，掖了掖他的被角。

春节过后，母亲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她理解我的选择，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信封里还夹着一张两千元的汇款单，说是给陈师傅治病用的。

我拿着信给陈师傅看，他笑了笑：＂你妈这人，嘴上硬，心里软。＂他接过信，小心翼翼地放进那个蓝格子布包里，和其他信叠在一起。

那年夏天，陈师傅的病情有所好转。我决定留在县里的农机厂工作，离家近，方便照顾他。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安稳。陈师傅知道后，拍着大腿叹气：＂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跟您学的呗。＂我笑着说。

陈师傅摇头：＂我是没本事，你可不一样。你有文化，有技术，该出去闯闯。＂

＂等您病好了，我再考虑。＂我倒了杯热水递给他，＂这辈子，我欠您的太多了。＂

＂欠啥欠，咱爷俩谁跟谁啊。＂陈师傅抿了口水，眼神飘向窗外，那里是他亲手种的丁香树，正开着淡紫色的花。

院子里的雪化了，露出了泥土的芽尖，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后，终于等来了新的开始。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陈师傅的脸上，照亮了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和星星点点的老人斑。我轻轻握住他的手，那双曾经有力的大手，如今瘦骨嶙峋，布满老茧，却仍然温暖。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