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国内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文章还是介绍性的、理论述评式的，实证研究还是模仿多于创新，特别是研究方法工具的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本书旨在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翻译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填补国内同类书籍的空白，推动翻译普遍性探索的突破和发
这是一本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专著。
目前国内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文章还是介绍性的、理论述评式的，实证研究还是模仿多于创新，特别是研究方法工具的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本书旨在引领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翻译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填补国内同类书籍的空白，推动翻译普遍性探索的突破和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突破性整合认知科学、语言学、翻译教育与智能技术理论，系统构建了AI时代的翻译认知研究新框架。主要创新如下：
✍翻译认知过程新解构：基于眼动追踪、键盘记录、屏幕记录等认知科学方法，全景揭示人机协同场景下译者的认知加工机制、策略选择规律及心理调适模型。
✍人机交互翻译新范式：建立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可用性的量化评估体系，创设译后编辑认知负荷测量指标，深度解析人机交互对翻译效能的动态影响。
✍智能翻译教育新生态：首创“网络实践共同体”与“移动学习共同体”驱动的翻译教学模式，开发融合译后编辑翻译认知与智能技术应用的课程体系。
本书不仅填补了智能技术赋能翻译认知研究的理论空白，同时也构建了“理论研究—实证实验—教学实践”的完整闭环，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翻译学科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南与实施路径，对推动语言服务行业智能化升级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第一节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发展历程
一、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发端及兴起
随着实证主义和学科交叉融合在翻译研究中的兴起，翻译学者逐渐从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邻近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来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中的“黑匣子”，考察翻译的认知加工机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也随之兴起。1986 年，Hans Peter Krings 的专著Was in den Köpfen von Übersetzern vorgeht（《译者头脑里发生了什么》）面世后，被公认为翻译认知过程的首次综合研究（文旭、孙三军，2006）。Krings（1986）采用有声思维法收集数据，推断八位受试者的翻译认知心理过程。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这得益于认知科学范畴下相邻学科的全面发展以及实证研究方法的日益创新（Xiao & Halverson，2021）。O’Brien（2013）认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借鉴的主要学科来源包括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阅读及写作研究、语言技术。Muñoz Martín（2015）也指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主要汲取了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这些学科一直依赖实验法（Hurtado Albir & Alves，2009；Alves & Hurtado Albir，2010；Yang et al.，2023）。所谓实验法，指的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让受试者完成特定的翻译任务，以通过获取相关实验数据来间接推测或模拟受试者的翻译认知过程。下一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数据收集方法的演进。
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方法演进
测量工具及方法的创新和普及，使得研究者可以更便利准确地测量翻译任务中的特定认知要素（O’Brien，2013），提升了数据的可及性和可信性。这些方法包括行为测量法、生理测量法及心理测量法。本节将基于前人研究（如 Alves & Hurtado Albir，2017；Mellinger & Hanson，2020），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法进行总体描述（如图 1–1 所示）。第一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主要采用有声思维法对翻译认知过程进行描述性研究。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采用键盘记录、屏幕记录（Screen Recording）等数据收集方法重点开展以产品为导向的研究。此外，研究者结合使用问卷调查、访谈、心理生理测量工具（如心跳、血压测量仪器）等收集数据以形成多元互证（Alves，2003）。在第三阶段（2005—2010 年），多元互证法使用更为广泛；此外，翻译界开始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来收集数据。第四阶段（2010 年至今）的主要特征是，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跨学科驱动以及科技创新（如卢植、郑有耀，2022）。
在当前阶段，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借鉴的跨学科数据收集方法包括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简称 EEG）、 功 能 性 核 磁 共 振 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 fMRI）、功能性近红外光监测（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简称 fNIRS）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 PET）。此外，为更好地了解译者的态度、行为、感知及价值观等潜在构念，Mellinger & Hanson（2020）强调心理测量法是对其他测量方法的有益补充，并指出有必要开发适用于翻译学科的调查工具。
多元互证法的盛行体现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复杂性，而且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越深入发展，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组合应用便越显得重要（郎玥、侯林平，2022）。尽管科技发展推动了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领域的方法创新，但是研究者需要对这些方法予以批判性思考，充分考虑如何取长补短，以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生态效应，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可靠。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