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迅这个名字对中国新闻界来说并不陌生。改革开放初期，由他负责参与主办的《火炬报》，以及八十年代创办的《运动员天地》等报刊，都对我国的体育新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由巴迅亲自采写报道的《在地狱中的锻炼》和《考察南极的我国第一个女科学家》等长篇通讯，更是在当时的广大读
巴迅这个名字对中国新闻界来说并不陌生。改革开放初期，由他负责参与主办的《火炬报》，以及八十年代创办的《运动员天地》等报刊，都对我国的体育新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由巴迅亲自采写报道的《在地狱中的锻炼》和《考察南极的我国第一个女科学家》等长篇通讯，更是在当时的广大读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对巴老进行采访时，正值他荣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30周年“优秀新闻工作者”金奖的光荣称号。年近八旬的巴老对名利淡然处之，到是对自己几十年来所从事的新闻事业乐此不疲。回忆起过去的那些战斗岁月时，总是殷殷深情，感慨良多。
一、从战士到记者
1949年5月，年仅十七岁的巴迅参加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同年11月，在进军大西南征途中，巴迅被分配至十七军随校一大队工作，参加押送军用物资。部队由水路经沅江、辰溪、芷江直往湘黔边界。入黔后，巴迅随部队先后参加惠水县断杉突围战、惠水保卫战、雅阳寨围歼战和长紫惠铁壁合围等。
记得在断杉战斗中，巴迅所属的征粮部队险遭不测，被号称“反共自卫救国军”的曹绍华匪部一千多人包围伏击，部队几乎牺牲。征粮队冒雨突围，苦战三天三夜，艰苦作战终于突围到惠水县城。
1950年冬，巴迅调至五兵团兼贵州军区宣传部工作，后在《连队生活报》和《贵州民兵》报当记者、编辑，步兵49师146团政治处助理员、贵州军区战史编写办公室工作等。在《连队生活报》期间，由于深入部队采访和积极参加文化大练兵，荣立军区三等功。巴迅的第一篇小说《疤的故事》便是这期间创作发表在《连队生活报》的，它也标志着巴迅一生的业余写作生涯的开始。
1958年秋，巴迅转业到1956年创刊的《贵州体育报》工作，从此开始其一生长达五十多年的新闻生涯。当时的《贵州体育报》主编由省体委副主任、党组书记田白玉兼任，巴迅和刘昕同志分别担任编辑主任，下设编务、群体、竞赛三个组。报社编辑记者十一人，并由创刊时的旬报改为周报。《贵州体育报》是当时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张省级体育报。
1959年秋，巴迅借调国家体委参与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大画册》。1978年又借调国家体委主持编辑大型体育文献画册《体育之春》，1979年担任全国第四届运动会《火炬报》编辑部主任。《火炬报》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宣武门招待所，采编人员有20多人，向北京和全国各地发行。当时，为《火炬报》长期撰稿的名家有：冰心、藏克家、肖军、秦牧、张乐平、谢添等。因此，报纸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新华社还专门发通稿报道这张报纸。
二、创办《运动员天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迅从北京返回贵阳。在贵州省体委党委的支持下，诸多同仁的积极努力下，将原《贵州体育》杂志改创《运动员天地》杂志。由于《运动员天地》多刊载中国运动员的比赛和生活内容，杂志还和体育明星举办各种互动活动。特别是那些有关运动员的人生哲理、理想信念、爱国情怀等精彩故事，更是给广大青少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因此，在当时的读者当中生产一定影响。为此，国家体委于1987年全国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在广州授予《运动员天地》为“全国体育宣传先进单位”称号和奖杯。当时，全国八十多家体育媒体，只有七家单位获此殊荣。
“我还是那个思想，”在谈到《运动员天地》的创办初衷时，巴迅深有感触地说，“杂志的主旋律应该是健康向上。因为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什么东西都是‘一切向钱看’。健康、向上、生动、耐读八个字就是《运动员天地》的主旋律。”
巴迅特别强调，由于当时贵州的体育并不太强，因此杂志得走出自己的特色来，这个特色就是要宣传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宣传运动员的情操。他说：“以乒乓球、女排为标志的中国体育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这是真正不能丢的！我们的刊物以运动员的境界、运动员的生活、运动员的精神面貌为主旋律。始终是坚持这一点，而且要耐读。”
为了得到更多更好的一线运动员的文章，身为总编的巴迅曾一度亲赴北京，住在《中国体育报》的地下室里。每当外出向北京的作者组稿时，都是和市民一起挤公共汽车。当时经费非常紧张，又为了保证刊物的质量，巴迅整天为杂志发愁，身心疲惫的他最后患上了高血压。当时有关女排的铁锒头、跳水的高敏、体操的李宁等优秀运动员训练生活的文稿，都是在那个时期得到《运动员天地》报道的。
由于《运动员天地》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深受读者欢迎，其发行量曾一度高达5万份。
三、采访“华子良”
在巴迅从事新闻事业的一生中，有过许多令他骄傲和难忘的经历，其中对《红岩》当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的采访便可谓一个重要例子。那是文革刚结束不久，北京的《新体育》杂志通过写信和电话，约请巴迅采写一篇有关韩子栋近况的文章。
韩子栋1964年由北京调到贵阳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在文革中曾遭受冲击，由于刚粉碎"四人帮"时尚未落实政策，所以对他进行采访是有一定风险的。一开始，他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为此，巴迅专门走访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省吾。郭省吾认为：韩子栋是经受严格考验的老同志，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对党怀着忠诚的信念，是应该采写的。 有了组织上的支持，巴迅着手对韩子栋进行采访。
七十三岁的韩子栋住在贵阳市中山东路一处简陋的小居室里，其房顶横梁和顶板上都用报纸糊上以防灰尘下落。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和几把椅子外，家里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巴迅对这位《红岩》中的英雄“华子良”的采访一连进行了三天，采访的过程也是一次灵魂接受洗礼的过程，一次获得红色教育的过程。
那时候没有录音机，更谈不上有笔记本电脑，记者完全靠的是手记。每天采访完以后，巴迅都要在晚上回到报社办公室，在处理完当天的编务工作以后，然后开始将白天的采访记录整理出来。按照巴迅多年的采访习惯，凡是写出来的初稿，他都要经过本人审看修改以求更加真实和准确。韩子栋老人戴上眼镜，认真地看了一遍文稿，还亲自动手改几个地方。遇有不清楚的段落，还重述一次并要求再写。这样的采访合作，前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不久，这篇题为《在地狱中的锻炼》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82年第2期的《新体育》杂志上，《贵州体育》杂志也同时刊发。《新体育》在当时的发行量为90多万份，加之《在地狱中的锻炼》又是“文革”后对“华子良”近况的第一篇文章，社会上影响很大。《人民日报》广告栏登载了它的目录，立即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摘播，《福建文摘》等多家报刊也作了摘登。文章发表后，主人公韩子栋本人也收到许多老战友热情洋溢的来信和电话。而且文章本身对韩子栋同志的正式平反和政策落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和老人通过这次采访结下了很好的友谊，”巴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道，“可惜他在90年代初就离开了我们。这是在我的记者生涯众多采访中，令人难忘的一次经历。”
四、对话李华梅
从开始采访韩子栋的那一刻起，巴迅就已经不满足于直接从运动员身上发掘崇高的体育精神了。他认为，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普世价值。
继韩子栋的采访之后，巴迅又以《新体育》特约记者的身份，对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李华梅进行采访。48岁的李华梅是我国第一位登上南极的女科学家，《人民日报》登载她的消息之后，立即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焦点。为了顺利地采访她，巴迅在采访前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先阅读李四光的有关传记，查阅南极大陆的地理概况和一些地质科学方面的辞典；二是弄懂一些基本的地貌地质词汇及数据，拟出提问条目；三是找出科学与体育的结合点，深化其命题；四是阅读李华梅参与编写的著作。
李华梅是一个朴素、稳沉、谦虚而又低调的人。采访过程中，巴迅也被她的事迹深深打动着。一边静静地倾听她讲述在南极大陆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边不断地在采访本上记录着。李华梅讲述自己一次在维多利亚地跳入原范达湖游泳的故事。当时，就连二十多岁的日本姑娘--一位地质博士生，也不敢下水。但热爱体育运动的李华梅却在湖中畅游自在，尽显她作为一个中国女科学家的韧性和耐力。
“说实话，”巴迅在回忆中写到，“写这篇通讯我费了不少力气……李华梅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不断探索，不惧困苦，是深深地感染了我。”有关李华梅的通讯最终以《考察南极的我国第一个女科学家》为题，登载在1984年3期《新体育》上，英文版《中国体育》杂志作了摘要刊登，《新体育》杂志也于1984年4期以《生命在南极闪光》为题全文发表。
通过对李华梅的采访，巴迅意识到自己在采写形式和通讯内容上都有了突破，使文字和自己的心灵溶合起来，力争快而准确地写出新鲜的稿子来，从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结束语
巴迅于1994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曾参与编写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校史的工作，也完成了自己《世间走笔》集子的出版。1999年因糖尿病住院，还做过一次手术。在自己身体最为困难的时期，他曾告诫自己：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有的很长，有的短暂，都含有不同的内在生命力，而形成人的行为基础。人不能被疾病吓倒和压倒，要以医疗、饮食、锻炼和精神等各种因素配合来对抗它。
如今，巴迅在家很少再动笔写作，休闲时间则喜欢读读《明史》和《清史稿》。然而，他一生致力于体育新闻事业的雄心和立意高远的办刊精神，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他那种吃苦耐劳的采访作风也无不令人钦佩！
新世纪体育报记者胡振环
来源：贵州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