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自由时间原本想做些事，为什么最终仍然倍感虚度？

摘要：想躺平又无法彻底躺平，渴望辞职不上班又感到焦虑，有好多想做的事最后却选择什么都不做……搞坏的身体、高强度的情绪劳动、外卖和预制菜、家务外包、补偿性消费，当工作已经全面占领生活，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想躺平又无法彻底躺平，渴望辞职不上班又感到焦虑，有好多想做的事最后却选择什么都不做……搞坏的身体、高强度的情绪劳动、外卖和预制菜、家务外包、补偿性消费，当工作已经全面占领生活，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大卫·弗雷恩的《对工作说不》分析了这些情绪和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指出：工作—生活平衡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错不在你！

01 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

我从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虽然我们所在的岗位可能会根据合同要求我们每天工作一定的时长，但很显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下班时间走出工作场所，就能进入一个自由世界。特奥多尔·阿多诺早在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锐的文章《自由时间》中就揭示了这一点。阿多诺质疑人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认为，非工作时间的潜在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为重新开始工作做好准备：自由时间根本不是自由的，而仅仅是“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延续”。

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活动往往与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质（例如看屏幕、做家务），但也是因为种种异化会导致人类下班后对休息恢复的强烈需求。通过消耗人们的体力和精神，异化的工作形式确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时间都会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现实的娱乐形式中或者通过消费来补偿一天的劳累。

如果说我们在自由时间进行的这些恢复或补偿性的活动总归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诺会说，这些愉快只是一种肤浅自由的表现。他认为，只要自由时间仍然被人们试图逃脱的力量所决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自由时间与更为美好的真正闲暇进一步区分开来。如果自由时间仅仅代表工作的继续，那么真正的闲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经中介的生活的绿洲”：人们在其中脱离了经济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

阿多诺认为，在富裕社会中盛行的是一种堕落的自由时间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闲暇。在这种堕落的自由时间里，大家所进行的具有自我定义的意义的活动，往往局限于“爱好”：一些为了打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少得可怜的时间而进行的琐碎活动。阿多诺强烈地反对爱好一词，认为它贬低了无偿活动的价值。在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说道：

我没有爱好。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也无一例外地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们……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弄。

阿多诺经常被人指责精英主义，因为他采取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这种相当激进的区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对阅读、创作音乐和听音乐（放心，一定是古典音乐）的严肃旨趣隐隐地与“更低级”、更逃避现实的文化形式形成对比。我不会在此为这种区分辩护，但我还是希望指出，阿多诺关于人们的时间受到围攻的普遍论断，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

我们可以想想，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将自由时间分割成碎片。全职工作者的时间体验是一系列快速离散的时间碎片：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不断交替，而自由时间仅限于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当自由时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时，阿多诺谴责的那些草率的爱好，就可能成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少量的自由时间为我们参与更实质性的自我定义的活动提供的空间极为有限——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稳定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无论是专注、奉献、建立社群或者学习新技能。这种情况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们天黑时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电子邮件要回复，经常感觉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电视外，他们不愿意做其他事情。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作者已经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中看到阿多诺所说的闲暇时间的堕落的现代表现。这部电影的主角——一个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听着无脑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当于乐高世界里的法瑞尔·威廉姆斯的《快乐》），看电视广告，还会认真地调台看一部名为《我的裤子在哪里？》的喜剧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时间洗澡、刷牙和锻炼，通勤路上遇到同样的堵车，和同事进行同样的空洞对话，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们愿意忽略这个批判正是资本主义自身文化产业的产物的讽刺事实（因为本质上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乐高广告），我们会在《乐高大电影》中洞察出现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质。

阿多诺的自由时间是工作的延续的论点，在21世纪也发生了字面意义上的转变：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工作渗入了生活当中从前不存在和不受欢迎的地带。

梅丽莎·格雷格探讨了对当今的许多雇员来说，工作是如何挣脱工作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一种令人不得安宁、永远存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形式出现。通过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采访，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时通讯为最佳设计特征的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等技术，最终对人们产生了全然相反的影响——他们因为无论是否在办公室都要时刻保持在线、积极响应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压力。职业咨询网站“磨刀石”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许多专业人士现在已经习惯了随时待命的想法。一位读者写道：

通过手机或Skype与处于困境或怀有疑问的客户保持联系，能将潜在的危机化解为一次路上的轻微颠簸。客户不会容忍“我在度假”这样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的下一个假期将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鸭洗热水澡。

就跟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一样，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组织里的雇员们似乎也必须时刻保持“接入电源”的状态。

02 坐立难安的自由时间

微软最新的游戏机Xbox One推出时，就以速度为卖点进行了大力营销。玩家插入磁盘，等待加载，然后花几个小时玩游戏的原始乐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游戏几乎可以立即加载。游戏无聊了？只需按一下按钮（或者对于那些花大价钱购买更昂贵型号的人来说，只需挥挥手），你就可以将显示屏一分为二，让你可以在玩游戏的同时看电视。在驾驶游戏中实现了相当快的圈速？无缝退出游戏并进入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就可以在线与朋友分享您的成就。想了解您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的幕后花絮吗？将你的平板电脑与Xbox One同步，并将其用作第二屏幕，在观看时浏览最新的幕后信息。Xbox One是一款专为高速一代打造的高速娱乐系统。它给电子游戏带来了与现代流行音乐同样的命运。沃尔特·克尔在他的《乐趣的衰落》一书中写道：

我们有用于阅读的音乐、用于入睡的音乐，而且，正如一位幽默作家所说的，还有用于听音乐的音乐。这些标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如此坦率地描述了流行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他们一开始就承认，看在上帝的分上，没有人应该坐下来听音乐。大家都认为，当音乐播放时，所有能听到的人都是要去做其他事情的。

Xbox One，就像克尔书中的“用于阅读的音乐”或者“下饭节目”一样，是一款适合斯塔凡·林德所说的“忙碌的休闲阶级”的产品。当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时，仅有的空闲时间也会变得紧张和令人焦虑，并且我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像对待工作一样带着效率和生产力的意识来进行休闲。Xbox One等未来感产品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紧凑地安排我们的享乐时间，甚至允许我们同时享受多项活动。

换句话说，它使我们从少量的闲暇时间中获得最大的乐趣。然而，营销宣传忽视的事实是，无论我们如何组织和安排我们的享受，这永远不足以对抗因自由时间太少而带来的压倒性的紧张感（更不用说努力同时关注两件事带来的混乱感）。斯塔凡·林德那本写于1970年代的书的总体观点是，富裕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闲暇时间不再闲暇的境地。忙碌阶层的消费速度超出了他们实际享受商品乐趣的能力。林德以他标志性的挖苦口吻写道：

晚餐后，［一个人］可能会喝着巴西咖啡，抽着荷兰雪茄，啜着法国白兰地，读着《纽约时报》，听着《勃兰登堡协奏曲》，逗他的瑞典妻子开心——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时间进行，并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今富裕工作者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回到家时，发现自己家中摆满了邀请自己进行某项活动的物品。在我自己家里，我发现的是一个弹出无数观看推荐的网飞账户，一组塞满CD的书架，一堆冲动买下、等着我阅读的书籍，还有一个冰箱，里面装满了需要在变坏前烹饪的食材。在我不那么忙碌的时候，这些是很多快乐的源泉，但是当我太忙而无法享受它们时，它们只不过是挫败感的来源。这些所有物很容易让人感到焦虑，它们提醒着人们自由时间是多么稀缺。因为被太多的选择困住，以及为自由时间的缺乏而烦恼，我们常常选择看起来唯一可行的事——什么也不做。

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参与者非常了解这种感觉。露西提醒了她的丈夫马修他在当地一家杂志社工作期间经历的焦虑惯性：

很多时候，当你从那儿回到家时，你只会干坐着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还对自己浪费时间感到非常恼火。或者说你不会做任何一件你完全想做的那件事之外的事情——比如你不会和我一起看电影，因为在你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的时候，这有点像浪费时间。但最终你往往什么都没做。

露西说，她在廉价商店工作期间，休息时间也经历了类似的紧张感。她说，那段时间她的自由时间几乎毫无价值：“周六我要从下午四点工作到早上八点，这太可怕了，因为它是下午四点开始，而我在那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会为那天晚上必须去上班而感到沮丧。”而当露西轮到上午十一点开始的排班时，“很多人会说‘可以睡懒觉你不开心吗？’我会想，不，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十一点就开始上班了。那之前你不能随意出门做你喜欢做的事”。

在我整个研究当中，这些坐立不安的经验十分常见。拉里（我们沮丧的社工）说，他喜欢读小说，但下班后通常会感到太累而无法阅读：“我已经受够了那个屏幕。”杰克说，他在原来的全职工作中曾经一度感到完全“精疲力竭”“身心透支”，而且“总是处于从工作中恢复的状态”。参与者逐渐认识到，在他们以前作为全职工作者的生活中，他们的大部分自由时间都是在准备或恢复的状态里度过的，因此这些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属于他们的雇主。

如果说缺乏优质的自由时间是工作生活方式的主要痛苦之一，那么放慢脚步和减少工作会发现什么新的乐趣呢？对谢里尔来说，她相信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让她更加自发地去做很多事情。她重新发现了那些在工作周规定好的安排中往往不被接纳的计划外的乐趣。

凯特·索珀在她关于另类享乐主义的论点中提出，随着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人们常常遗失的是“消费的审美或仪式层面”。我们只需看看围绕进餐时间的不断变化的做法就可以了解这一点。索珀认为，用餐时间具有个人和文化价值，作为一种“共享的、欢乐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促进人类交流，提供思考和身体更新的食粮”。用餐时间是极度的享受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但是现代文化的速度以及它的即食食品和可悲的办公桌午餐，削弱了它的仪式性。

这种具有深层心理维度的原始乐趣，被简化为仅仅为了维持生物机能的活动。这段因为要获取必要卡路里和维生素剂量所花费的时间，必须通过同时阅读报纸或者看电视来提高使用效率。

索珀将这样的现象描述为“消费的去精神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当今“慢食”运动的支持者如何通过赞颂烹饪和饮食的欢乐来反抗这种去精神化。慢食运动通过强调烹饪、摆盘和共同享用食物带来的更具仪式感的或更崇高的快乐，试图重新找回饮食不只是补充身体养分的观念。对于我采访的一些人来说，放慢生活节奏似乎意味着努力拯救或重新投注精神到某些“濒危的”的乐趣上面。谢里尔喜欢抽出时间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做饭，马修热衷于“桌边闲谈”，萨曼莎会“摆盘，让饭菜变得有点特别”，杰拉尔德则爱买一些优质食材并“享受一个美好的家中夜晚”。

今天的典型消费者总是在餍足之后立刻寻找新的欲望，而我遇到的人所体现和赞颂的，似乎是去细细品味他们的快乐的能力。马修和露西详细谈论了他们对电脑游戏的热爱，并解释了如何以相对较少的费用享受这种昂贵的爱好，也就是从每场游戏中获得最大的乐趣。露西说，重要的是在购买下一款游戏之前“把手上的这款游戏玩个遍”，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以这种方式玩游戏并不会降低这对夫妇的整体满意度。用玩具来塞满休闲时间是一种试图增加乐趣的徒劳方式，因为人们购买的奢侈品越多，在有限的时间内从每件物品中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少。

正如林德所说：“一个人可能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但可想而知一个人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做得更多。”尽管马修和露西热爱电子游戏，但他们表示对购买Xbox One没有兴趣也许并不奇怪。

内容选自

(英) 大卫·弗雷恩/著

重命名小组/译

艺文志eons丨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