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早期欧洲审判女巫的热潮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这场令人费解迫害的爆发被普遍称为“女巫热潮”。虽然对巫术的信仰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大规模的猎巫活动出现得相当突然，传播广泛且与过去相比更加残酷。我们定义了一个观念传播理论来描述一个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过程，以

中欧的观念传播和大猎巫行动

摘要：

作者简介：

Kerice Doten‑Snitker 圣达菲研究所

Steven Pfaff 查普曼大学社会学系

Yuan Hsiao（萧远）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Theory and Society

译者：

司斓

本文作者：Kerice Doten‑Snitker,Steven Pfaff, Yuan Hsiao

引言

近代早期欧洲审判女巫的热潮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公元1450年至1750年期间，欧洲约有90,000人因巫术被起诉，约有45,000人被处决(Levack, 2006:23)。关于“巫术狂热”的研究过于广泛，无法深入回顾，但文献中有几个关键主题引人注目。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解释，包括艰难时期将弱势女性当做替罪羊；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以及新中央集权国家的司法机构不稳无法遏制民众对迫害的要求(Anderson and Gordon 1978; Barstow, 1994; Cohn 1975; Klaits, 1985; Larner, 1981; Levack, 1995, 2015; Macfarlane, 1967; Roper, 2004; Trevor Roper, 1967)。

历史共识认为，大规模猎巫事件的发生并非指向单一的主变量，而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气候压力、政治冲突、行政部门对司法官员的薄弱控制以及教派竞争(Golden, 2006; Goodare, 2016; Levack, 2013, 2015)。我们的方法建立在共同因素解释的基础上，同时试图明确模拟思想的互补作用。迫害似乎“传染性地蔓延”，而中央统治者并没有协调努力来推动迫害(Behringer, 1996:84; Jensen, 2007:121)。如果不是帝国或教会的命令，猎巫是如何从不寻常的孤立事件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现象的？对于巫术的新认识是如何站稳脚跟的，它的逐渐传播又是如何强化后来的迫害的？

印刷术的出现给出了答案。事实上，女巫迫害的蔓延和印刷术的出现之间的巧合是惊人的：印刷书籍出现于公元1450年左右，第一本猎巫手册出现于1487年，而这又催生了一种新的猎巫手册类型（见图1）。印刷术传播了一种新的观念，将巫术重新定义为与魔鬼结盟的人所施行的有害魔法(maleficium)。印刷术使这一理论摆脱了神职人员精英的束缚，有助于引发定义大猎巫的反复迫害浪潮。

从埃里克森 (2005) 对塞勒姆猎巫事件的研究开始，大多数关于巫术迫害的社会学研究都是理论性和话语性的。我们通过开发和测试融合学习和社会网络的扩散模型来进一步研究。研究收集了1400年至1679年间观察到的553个中欧城市的数据，测量巫术审判以及出版猎巫手册的时间和地点。为了捕捉社会影响，我们关注时间和空间的接近性以及城镇在中世纪晚期贸易网络中的位置。此外，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历史证据，说明修订后的思想如何改变实践，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巫术的精细理论将女巫重新解释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一种新的巫术理论（恶魔学）为迫害提供了观念上的必要性，也为猎巫提供了实际理由。历史学家将这一创新称为巫术的“精细理论”(Cohn 1975; Goodare, 2016; Levack, 2006; Machielsen, 2020; Mackay, 2006a)。它的支持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恶魔世界观，将巫术重新定义为一个需要彻底解决的紧迫问题，呼吁世俗法官以宽松的司法规范对涉嫌巫师进行法律起诉。这些思想可能仍是边缘思想，但当时发明了印刷机，降低了图书生产成本，并刺激了图书贸易的蓬勃发展(Dittmar & Seabold 2019；Eisenstein，1980，2005；Rubin，2014)。猎巫手册坚持认为治安官应对迫害负责，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司法技术来进一步开展工作。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因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会和世俗当局对疑似巫师相对宽容，对巫师的迫害也是零星的。然而，从15世纪开始，学者和神学家之间形成了新的共识，即所有巫师，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是偶像崇拜者和异教徒(Bailey, 2003; Ben-Yehuda, 1980; Goodare, 2016; Levack, 2006:36-38)。从那时起，“精细理论”的概念更进一步，认为巫术是一种猖獗的公共威胁，因为女巫和巫师结成了恶魔契约，并组织起来参与撒旦阴谋(Behringer, 1996; Cohn 1975; Gaskill, 2010; Goodare, 2016; Levack, 2006:15-17)。

印刷术的出现对迫害的传播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精细理论得以通过专门的猎巫手册的出版而摆脱神学家和宗教裁判所的束缚。这些手册的作者敦促世俗法官——而不仅仅是宗教权威或宗教裁判所，就像过去的做法一样——调查、审判和惩罚女巫。

女巫之槌：观念创新的传递者

这一精细理论综合了新旧信仰。其首创的表达是《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该书由多米尼加修道士、神学家和宗教裁判所法官Heinrich Kramer于1487年撰写，是第一本印刷版的猎巫指南。这本书的重大创新在于将对巫术的精细化神学解释与调查、审讯和定罪巫师的方法的实际指导结合起来。它认可世俗法官使用审讯方法，并主张放宽对巫术起诉的法律限制。

《女巫之槌》是我们检验观念传播的核心。它不是第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但却是第一本将迫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用手册(Behringer, 2006:721)。本书将“恶魔学理论与进行宗教审判和审判的第一手经验”结合起来，巩固了详细的理论，使这本书既引人入胜又极具实用性(Gaskill, 2010:22-26)。到了16世纪20年代，《女巫之槌》已经成为中欧图书馆中关于巫术的“标准著作”，从那时起，它就影响了学者、传教士、识字市民和地方法官(Behringer, 1997:73-76; Gaskill, 2010:22-26)。

如图1所示，迫害女巫并非始于《女巫之槌》的出现，但随着猎巫手册的出现，城市采用这种做法的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很难想象这种详尽的理论会传播得如此广泛。随着《女巫之槌》的影响不断扩大，神圣罗马帝国各种政治和法律行为者对其的接受使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正如政策传播学者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观察到的那样，国家行为者的授权是“将解释性图式转化为命令”的关键因素(Haveman, Rao, and Paruchuri 2007:118)。

图1 神圣罗马帝国各城市首次巫术审判及恶魔学文本版本

（黑色实线表示《女巫之槌》，灰色虚线表示其他文本）

观念模型对大猎巫事件的解释

我们的观念传播模型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复杂的创新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而其采用受到社会强化的影响。传播模型通常将学习、模仿、说服、胁迫和竞争等机制确定为促进采用的机制(Bail, Brown, and Wimmer 2019; Becker et al, 2020; Gilardi and Wasserfallen 2019; Wimmer, 2021)。创新的采用可以是被动的，侧重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回报，也可以是主动的，侧重于改进和有利可图的策略(Elkins and Simmons 2005)。观念扩散在两个意义上涉及社会相互依赖：（1）通过新观念重新解释社会世界；（2）采取与修订的信念和社会近亲他人的行为一致的新行为(Charles, 2020; Gandrud, 2013; Pierotti, 2013)。

图2直观地展示了我们的思想传播理论模型，该模型涵盖了创新从诞生到通过社交网络“渗透”再到广泛采用的三个时期。研究认为，创新的传播并不总是通过病毒传播以野火般迅速蔓延的方式发生。许多思想传播的例子都表明，这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需要重新对现有的理解进行解释。应用于猎巫的具体案例，渗透过程会在城市精英开始接触精心设计的巫术理论时发生。根据他们的敏感性和兴趣，一些城市采用这种做法，而其他城市则不采用。随后，最初决定采用创新的城市成为有关它的新信息来源，可以影响附近的城市。这些创新岛屿向外渗透到它们的网络邻居。反过来，这些邻居现在又接触到了有关创新的信息。随着网络中的新城市逐渐接触到创新并做出自己的采用决定(Solomon et al，2000)，这一过程将持续到饱和点。

图2 三个时期的观念扩散理论模型。传统的行为扩散模型用无轮廓的框和虚线箭头表示。我们增加的重新阐释或观念改革部分用有轮廓的框和实线箭头表示

研究假设

第一，我们预计在时间和空间上《女巫之槌》出版越近的地方越有可能进行审判。虽然我们不知道谁购买了《女巫之锤》，也不知道它的传播范围，但可以合理地预期，在出版城市附近接触率最高。

第二，我们假设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其他审判地点较近的地方本身也会有审判。来自起诉城镇的精英将与邻居进行物质和社会交流，传播新的恶魔学思想。

第三，我们预计社会联系更紧密的城市更有可能发生审判。猎巫活动传播的途径是通过贸易进行正常的沟通和物质交换。城市之间贸易联系的社会结构会更快地将新思想引入联系良好的城市，但孤立的城市会延迟和减少暴露。

我们的分析旨在检验模型，而不是为了反驳现有的关于大猎巫的解释以支持自己的解释。多种因素（宗教冲突、生存威胁、统治能力）的结合导致了大规模迫害(Golden, 2006; Goodare, 2016; Levack, 2013, 2015)。除了几个促成因素相互加强的可能性之外，先前的研究还可能发现空间关系实际上是基于潜在但未测量的扩散模式(Betz, Cook, and Hollenbach 2021; Drolc et al, 2021)。

为了正确估计观念传播与猎巫之间的关联，我们必须考虑与其他变量的关联。首先，我们包括宗教竞争假设；其次，我们重新审视替罪羊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瘟疫、饥荒和农作物歉收等偶发性灾难可以归咎于道德局外人时，欧洲人会起诉女巫(Ben-Yehuda, 1980, 1981; Jensen, 2007)。最后，地方治理的性质可能影响了巫术迫害的发生率(Johnson and Koyama 2019; Levack, 2015; Stark, 2003)。

数据与方法

研究数据集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较大城镇（人口估计为2,000人以上）。我们希望追踪几个潜在因素的时间和空间影响，因此将女巫审判建模为时间和空间滞后以及城市特定因素的函数。接下来将概述研究的变量测量和建模选择：

女巫审判

女巫审判是我们的结果变量。是否进行了审判以及受审人数是两种潜在的衡量审判的方法。我们从Leeson和Russ(2017)汇编的审判数据中获得了二元和计数度量。图3绘制了样本的地理模式，这表明印刷和审判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该样本中的553个城市中约有四分之一举行了一次或多次女巫审判。表1列出了这些度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表1 描述性统计，n=125, 163个城市年

图3 1400年至1679年中欧的巫术审判

巫术理论的详细阐述

研究通过印刷《女巫之槌》来衡量观念创新。我们搜索了通用简称目录 (USTC)(Becker and Pascali 2019; Dittmar & Seabold 2019)，并记录了每个版本的印刷年份和城市。

基于这些数据，研究计算出每个城市i的时间滞后Ideasi，即第t年之前10年内城市j印刷的《女巫之槌》版本数N的总和：

利用样本城市和出版城市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我们计算出城市j中《女巫之槌》版本数N的总和，该总和除以i和j之间距离的平方根：

除了从新书中直接学习如何起诉被指控的女巫之外，城市还刺激了其他人的猎巫行为。我们计算了过去10年中受审的人数，然后使用与出版《女巫之槌》相同的公式，通过欧几里得距离对这些人数进行了缩放。

一些城市可能因其在神圣罗马帝国交换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而接触到新的恶魔学思想和法律实践。我们使用了Becker等人(2023)重建的贸易网络中的城市中心性。我们的模型包括三个标准的网络中心性度量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度中心性衡量的是沿着贸易路线与某个城市直接相连的其他城市的数量；中介性度量是其他城市对之间最短路径的中介；特征向量中心性考虑了与某个城市相连的其他城市的连通性。

宗教战争

我们使用了Leeson和Russ(2017)的宗教冲突数据，这些数据是通过宗教间战争来衡量的。我们再次模仿了印刷新思想的时空滞后，使用城市和战斗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来计算距离尺度的宗教战斗暴露。

寻找替罪羊

研究通过对前一年生长季节（3月至9月）的气候重新预测来估算生存压力，将每个滞后平均3月至9月重新预测的月平均气温与60年前进行比较，异常高的降水量可能会淹没农作物或导致其腐烂，而低降水量则可能导致农作物发育不良或死亡。任何这些因素都会加剧生存压力，从而增加寻找替罪羊的可能性。

政府能力

研究根据Jacob(2010)的分类将城市是自由城市或帝国城市编码为年份的变化二元，适用于44个城市。基于Pagel(1994)的二元汉萨同盟成员资格进行编码，84个城市曾是汉萨同盟成员。由主教统治的城市可能会干预以压制女巫审判，根据Cheney(1996)的研究将城市是否是主教和大主教的行政中心对城市进行分类。为了控制莱茵兰地区被过度代表的可能性，研究根据纬度和经度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该变量编码城市是否位于高覆盖区域之外或不在高覆盖区域之外。

方法

研究采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贝叶斯逻辑回归来估计模型。研究重新调整了连续独立变量的尺度，使其以均值为中心，并使用t分布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研究使用R的brms包 (Bürkner, 2018)估计每个模型，在4条链中每条链上进行1000次迭代的预热。

量化结果

模型1将三个主要假设一起进行评估。结果列于表2中，并在图4中可视化。

表2 贝叶斯逻辑回归结果

图4 选择开始女巫审判的对数几率的第一个差异，具有 50% 和 89% 的可信度区间。滞后变量的差值是 1 个标准差的增加

首先，随着过去10年中《女巫之槌》版本数量的增加，首次审判的几率显著增加了29.7%。但空间衰减效应并不显著。

其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接近其他地方举行审判的城市更有可能自己举行审判。研究观察到一种经典的社会扩散模式，即审判影响了后续审判的发生。负时间滞后与正时空滞后相结合表明，除非附近有更多的审判，否则审判不太可能开始。

第三，社会联系更紧密的城市更有可能开始审判。研究发现，度中心性从平均值到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边际变化与审判几率增加27.1% 相关，特征向量中心性与审判呈正相关，得分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城市开始女巫审判的几率高出1182.25%，未发现中介中心性与举行女巫审判有关。

与Leeson和Russ(2017)的观点一致，我们发现直接接触新教-天主教宗教冲突会增加女巫审判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发现附近的教派斗争会降低审判的发生率。我们没有发现支持替罪羊理论的证据，即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的自然灾害会增加起诉女巫的可能性(Erikson, 2005; Jensen, 2007; Oster, 2004)。最后，我们发现支持地方政府能力论点的混合证据。自由城市或帝国城市更有可能举行审判，而汉萨同盟的城市则不太可能举行审判。

附加证据：

将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的历史证据

历史记载支持了我们的定量分析，说明了新的巫术起诉理论和实践如何引发了迫害浪潮。在《女巫之槌》出版之前，克莱默曾因毫无根据的迫害而遭到反对和批评。1484 年秋天，克莱默应当地牧师的召唤前往拉芬斯堡，为调查一群被指控导致天气异常和瘟疫爆发的妇女提供建议(Schmauder, 2017; Schmauder & Behringer, 2001)。此后他收到了罗马的推荐，成为宗教审判的公证人。有了这份工作，他在附近的伊斯尼获得了一个更好的神职职位，从那里他在康斯坦茨主教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猎巫行动，最终审判并处决了数十名被指控为女巫的人。事实上，《女巫之槌》随后的出版和再版成功地使迫害合法化，远远超出了克莱默本人所做的。这本书的出版促进了多米尼加神学家对这一详尽理论的传播，使其传播到更广泛的神职人员和世俗法官世界(Ben-Yehuda, 1980)。

讨论和结论

我们曾认为，观念的传播推动了欧洲大规模的猎巫运动。研究结果表明，对女巫的迫害通过改变印刷术传播的观念、通过与采用猎巫运动的城市的地理距离以及通过贸易路线相互联系，在中欧城市中传播开来。

印刷机并没有导致巫术理论的诞生，但研究结果表明它促进了巫术理论的传播。到印刷城市的距离是思想传播的基本指标。从技术方面来看，一些印刷城市距离我们的样本城市更远。如果没有地理范围之外的邻居的数据，我们就会低估可能的空间模式。相比之下，其他审判的接近性是审判信息通过贸易网络传播的一种直接方式，它与审判发生率有更大的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规模猎巫运动源于传统、流行的巫术观念与日益文雅、标准化的基督教教派文化之间的冲突(Hoak,1983:1273)。这使得猎巫运动不再是无知迷信的产物，而是印刷业催生的新“书本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产物，《女巫之槌》有几个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改变了人们对巫术的看法并促使司法行动:它具有创新性，将民间迷信与关于超自然危险的学识观念相结合。它似乎是合法的，得到了著名神学家、教皇和皇帝等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可。最后，它很实用，提供了一个模板，使猎巫运动更容易被采纳，并培养出一批新的道德企业家和猎巫官员。

虽然我们的结果与教派竞争假设一致，但远离教派斗争的反制趋势使这一论点的强形式受到质疑。另一种解释是，宗教社会变革引发了教派冲突和女巫审判。新的恶魔学思想将日常生活描绘成善与恶之间末日斗争的一部分，在这场斗争中，正确的信仰、宗教统一和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新负担(Hall, 2009)。

我们对气候相关替罪羊的操作化提高了现有研究的测量效度，但我们发现女巫审判的开始与气候变化之间没有关系。其他最近的研究同样质疑社会科学家常用的气候措施的实用性和有效性(Mellon, 2024; Werum & Ratcliff 2022)。

将我们的观念传播模型应用于大猎巫运动，它超越了现有的物质解释，展示了新观念和世界观在解释文化变迁方面的重要性。扩散模型可以使学习本身看起来机械化，好像机器学习是默认的:以一种看起来可复制、稳定和相对直接的方式接受信息、融合信息并做出判断。相反，行动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新信息，也许是观察他人或与他们商议，这种方式与基于暴露的传染模型的时间性不匹配。在我们应用于女巫审判的理论中，行动者确信另一种关于精神和物质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是重要的和可信的，以至于他们应该根据这种观点采用新的法律程序。然而，我们的理解并不要求采用者确信新理论会产生更好的产品，只要求新的世界观需要紧急行动。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