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家村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蜿蜒的土路把房子串成一条长长的项链。我家在村子中间，前不挨后不靠，倒是成了村里人串门的必经之地。

那年正月初二，村里来了个算命的。

刘家村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蜿蜒的土路把房子串成一条长长的项链。我家在村子中间，前不挨后不靠，倒是成了村里人串门的必经之地。

那是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多久。村里人的衣服还是清一色的蓝黑色调，有人穿上的确良衬衫就已经算是体面了。院子里挂着的红辣椒在冬日的阳光下晃动，散发着生活的气息。

我家的收音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台之一，每天晚上，邻居们常常端着小板凳来听广播，全神贯注地听着《新闻联播》或《戏曲联播》，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那年我十四岁，正读初二。两个堂姐，大我四五岁，一个叫刘巧云，一个叫刘巧月，都已到了议婚论嫁的年纪。

巧云姐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她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习题册和参考书，有时连吃饭都忘记。她有个梦想，要考上大学，走出农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巧月姐却是另一种性格，活泼开朗，心灵手巧。她会用妈妈淘汰的旧衣服给我做小枕头，会用稻草编出好看的蚂蚱，在村里的姑娘中算得上是一把好手。

算命老人披着一件灰色粗布大衣，脚踩一双已经看不出原色的布鞋，背着个破旧的帆布包，手里拿着个蒲扇，虽是冬日，却要摇来摇去。他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坐定，村里人便围了上去。

＂老三家的闺女好命啊，这手相不错，将来能嫁个干部！＂

＂王婶家小子福气不浅，以后准能当上队长！＂

村里人议论纷纷，脸上带着半信半疑的笑容。

＂这老头怪模怪样的，谁知道是真会算还是骗钱的。＂我爹站在门口，叼着旱烟袋嘟囔着，烟雾在他脸前盘旋。

＂看看也无妨，又不花钱。＂我娘一边说着，一边擦着手上的面粉，招呼着我两个堂姐，＂巧云、巧月，走，咱们也去瞧瞧热闹。＂

我跟在后头，挤进了人群。村里的狗在田埂上撒欢，公社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东方红》，村子里弥漫着年节特有的氛围。

算命老人的眼睛像是蒙了一层雾，看人时总是半眯着，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明。他身边放着一盏马灯，虽然白天用不着，却似乎是他行走江湖的标志。

＂这娃子面相不错，有慧根。＂老人指着一个小男孩说，换来了他父母满脸的喜色。

轮到巧云姐时，老人摸了摸她的手掌，拇指在她的掌心来回摩挲，然后点点头：＂这姑娘有灵气，骨骼清奇。日后定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

＂哟，姑娘家考什么学啊，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王婶插嘴道，她的大嗓门让周围人都笑了起来。

巧云姐羞红了脸，却倔强地挺直了腰板。我知道，她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求学的梦。

巧月姐撇了撇嘴，不太情愿地伸出手。老人看了片刻，缓缓道：＂这姑娘命中注定要远嫁他乡，日后生活倒也安稳。木有根，水有源，离家千里也安身。＂

巧月姐脸一红，抽回了手，藏到身后，眼神飘向远处。

＂远嫁他乡？咱们刘家村子几代单传，哪有女娃子嫁那么远的？＂我二叔拧着眉头嘀咕，手里的旱烟袋敲了敲鞋底。

回家路上，冬日的阳光撒在田埂上，一群孩子在打陀螺，＂嗡嗡＂的声音传得很远。老槐树上还挂着几片枯叶，在风中摇摆，像是在向我们招手。

＂巧云，你真信那老头的话？＂我好奇地问。地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我得小跑才能追上两位堂姐。

＂信不信无所谓，＂巧云姐笑着揉揉我的头，她的手心总是暖的，带着书本特有的油墨香，＂但我确实想考大学。＂

＂考大学有啥用，女孩子嫁人生娃才是正经。＂巧月姐学着村里老人的腔调，逗得我们都笑了。

那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没几年，上大学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我记得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李家的儿子，全村人都去他家道贺，他爹高兴得杀了半年没舍得杀的老母鸡，请全村人吃饭。

但巧云姐的梦想在村里人看来却是异想天开。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就算读书多的了。

＂女娃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早点嫁人才是正经。现在不是流行那句话嘛，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村里的王婶靠在我家院墙上，一边剥着蚕豆，一边对我娘说。

我娘只是笑笑：＂各人有各人的缘法，随她去吧。＂

巧云姐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油灯下的身影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固执的一笔。隔壁的公鸡叫第一声的时候，她就已经坐在桌前，借着煤油灯的光，埋头苦读，有时候我起来上学，会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支铅笔。

她的课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品一样。我偷看过她的作业本，上面的评语几乎都是＂优秀＂两个字，有时候还会有红色的五角星。

＂巧云啊，你想考哪个大学？＂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她。

＂北京大学。＂她毫不犹豫地说，眼睛里闪着光，像冬夜里的星星那么亮。

而巧月姐初中毕业后就没再继续上学。她在镇上的服装厂找了份工作，每月能拿四十多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了。村里大多数人还在靠种地为生，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多少钱。

巧月姐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了家里。巧月姐的父亲，也就是我二叔，那时候身体不好，得了风湿病，膝盖总是疼，干不了重活，家里全靠巧月姐和二婶支撑。

＂月儿真是个好闺女，懂事孝顺。＂村里人都这么说。

巧月姐脸上总是挂着笑，站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一天，晚上回家还要帮着做家务，洗衣做饭，样样都行。二婶常说：＂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就是生了月儿这个闺女。＂

当巧云姐埋头苦读，准备高考的时候，巧月姐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嫁妆攒钱。她在一个旧布袋里收集各种漂亮的布料，说是将来要给自己做一套像样的嫁衣。

＂你看这个红色的布料，多喜庆！＂巧月姐有一次悄悄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着憧憬。

生活就是这样，两条看似平行的轨道，却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

冬去春来，麦子拔节，油菜花开了又谢。村前的小河解冻了，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河边捉鱼虾。夏天的午后，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仿佛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尽。

村里人都忙着农活，只有巧云姐，除了帮家里干活，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她从县城借来了高考复习资料，一遍遍地做题，背诵。

＂巧云，你别太拼命了，身体要紧。＂我娘心疼地说，给她端来一碗绿豆汤。

＂没事，娘，我不累。＂巧云姐笑了笑，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着光。

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高考那年夏天，巧云姐整夜整夜地复习，我经常看见她房间的灯亮到凌晨。青蛙在池塘里呱呱叫，蚊子嗡嗡地在耳边飞，她却像没听见一样，一心只读书。

高考那两天，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我爹甚至特意去镇上买了两挂鞭炮，说是等巧云姐考完放响，图个吉利。我和弟弟被叮嘱不许在院子里大声喧哗，怕影响了巧云姐的休息。

考场设在县中学，我爹开着拖拉机送巧云姐去考试，又在校门口等她出来。他平时沉默寡言，那两天却异常健谈，逢人就说他闺女在考大学。

＂我们巧云肯定能考上，从小就聪明。＂他拍着胸脯保证，脸上写满了自豪。

结果出来那天，巧云姐的脸色灰白，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她差了十几分，没能上重点大学。

＂差多少分？＂我爹轻声问。

＂十二分。＂巧云姐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

院子里一片寂静，连知了都停止了鸣叫。我爹深吸了一口气，点点头：＂没事，明年再考。＂

＂没事，明年再考。＂巧云姐倔强地说，眼里闪着泪光，却倔强地不让它落下来。

村里人又开始议论纷纷：＂看吧，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当初要不是非要考大学，现在说不定已经嫁了人，有个小家了。＂

王婶又来我家串门，故意说得很大声：＂听说李家给巧云说了门亲事，对方是镇里粮站的，有个铁饭碗。这不比上什么大学强？＂

我爹头也不抬，闷声说：＂我家的事，不劳王婶操心。＂

那个夏天，我经常看见巧云姐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发呆。她眼睛里的光似乎暗淡了许多，像是被失望的阴影笼罩。但每天早上，她还是会准时起床，打开书本。

＂姐，你还要复读啊？＂我问她。

＂嗯，我答应过自己，一定要考上北大。＂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子韧劲。

＂可是村里人都说...＂

＂他们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巧云姐突然笑了，那笑容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小柱子，你记住，人这辈子，总得有点自己的坚持。不然，跟那些庄稼地里的麦子有什么区别？＂

而同一时间，巧月姐的生活却出现了变化。她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信。村里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专门来我家送这封信，可见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信封上的字迹工整，邮戳来自一个南方城市。写信的是我们的一个远房表哥，叫张建国，在南方一个沿海城市的国营厂当工人，是通过长辈介绍认识巧月姐的。

那天晚上，巧月姐坐在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读了一遍又一遍，脸上泛起红晕。

＂信上说什么了？＂我好奇地问巧月姐。

巧月姐脸红了红，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衣兜：＂没什么，就是问问家里情况。＂

但我注意到，从那以后，巧月姐常常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对着一张破旧的地图发呆，那上面有一个地方被她用红笔圈了起来——那是表哥所在的城市。她还开始向邮递员打听，从我们村寄信到那个城市需要多久。

＂寄一封普通信，大概七天到十天吧。＂邮递员说，＂要是挂号信，快一些，五六天就到。＂

巧月姐点点头，开始悄悄地写回信。她写信时特别认真，常常写了撕，撕了又写，有时一晚上只写出半页纸。

＂你给建国表哥回信啦？＂我看见她在写信，忍不住问。

＂嗯，礼尚往来嘛。＂巧月姐故作轻松地说，但眼神里流露出掩不住的喜悦。

一晃又是一年。巧云姐复习得更加刻苦，村里人都说她魔怔了。她把自己关在屋里，除了吃饭，几乎不出门。晚上经过她的窗前，总能看见她伏案疾书的身影，隐约能听见她小声读书的声音，像是在和书本对话。

我爹专门给她腾出了一个小屋子，说是让她安心念书。那间小屋朝南，采光好，冬天还暖和。我爹甚至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像样的书桌搬了进去，还挂了一盏新买的煤油灯。

＂闺女，你要什么书，尽管跟爹说。＂我爹难得的温柔。

巧云姐眼眶红了，默默地点头。

第二年的高考，巧云姐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村支书亲自来家里道贺，说是村里出了个大学生，是全村的光荣。

我爹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遍遍地摸着那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他激动得放了三挂鞭炮，声音响彻整个村子，然后搬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白干，请村里的男人们喝酒庆祝。

＂命中就是有大学的命啊！＂村里人这才想起那个算命老人的话，纷纷感叹命运的奇妙。

＂这算命的还真准！看来巧云真是金榜题名的命啊！＂王婶也改了口风，满脸堆笑地来祝贺。

同年秋天，巧月姐也有了好消息。她和远方表哥经过一年多的书信往来，关系日益亲密。表哥在信中表达了对她的爱慕之情，说是想娶她过门。

表哥专程从南方赶来，见了双方家长。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的确良衬衫，脚蹬一双锃亮的皮鞋，手里还提着南方特产的糕点和茶叶，一看就是城里人。

二叔一开始很担心女儿嫁那么远，怕照应不到。南方那个城市离我们村有上千里路，坐火车都要一天一夜。

＂建国，你能照顾好我闺女吗？＂二叔皱着眉头问。

＂二叔放心，我一定会对月儿好的。＂表哥认真地说，眼神诚恳。

二婶悄悄抹眼泪：＂月儿从小没受过苦，这一走，可就远了。＂

但看到表哥老实本分，工作稳定，又一片痴心，二叔二婶终于点头同意了婚事。

＂这不是应了那算命的话吗？＇远嫁他乡＇。＂村里人又议论开了，＂那算命的真是神了！＂

巧月姐的婚礼定在九月，正好是丰收的季节。家里的果园里，柿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像小灯笼。

巧云姐特意请了假，从北京赶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头发剪短了，显得更加干练精神。才上大学一个月，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举止谈吐都透着一股子城里人的气质。

＂姐，你变漂亮了！＂巧月姐惊叹道。

＂你也是，新娘子嘛。＂巧云姐笑着说，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

那是一条银手链，做工精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这一定很贵吧？＂巧月姐小心翼翼地摸着手链。

＂不贵，我省着零花钱买的。＂巧云姐说着，亲手给妹妹戴上，＂希望你在南方生活得幸福。＂

巧月姐出嫁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红色的喜字贴满了二叔家的大门和窗户，院子里摆了十几桌酒席。邻居王婶一大早就来帮忙和面、切菜，村里的年轻人帮着搬桌子、挂灯笼。

＂好一个漂亮新娘子！＂村里人看着穿上红色嫁衣的巧月姐，纷纷称赞。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送亲时，二婶哭得厉害，一边哭一边交代：＂到了南方，记得给家里写信。有事就说，别自己扛着。＂

巧月姐也红了眼眶，但她坚定地跟着表哥上了车。车子启动前，巧月姐摇下车窗，向站在人群中的巧云姐挥手：＂姐，你要来看我啊！＂

巧云姐点点头，笑着挥手告别，眼里却有泪光闪动：＂一定会去的！＂

送亲的队伍渐渐远去，村口的老槐树在秋风中摇曳，落下几片黄叶，像是在为新娘送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命运＂。并非冥冥之中已有定数，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向，一步步走出来的路。就像巧云姐执着于求学，巧月姐遵从内心的爱情，都是在走自己的路。

巧云姐在北京的大学里如鱼得水，每学期都拿奖学金，假期还做家教补贴生活费。她的来信里总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新知识的渴望。一个农村姑娘，进入了中国最高学府，这在当时的刘家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巧月姐的信则充满了对南方生活的新鲜感受。她写道那里的冬天不下雪，街上的人说话她听不太懂，但表哥对她很好，婆家人也很照顾她。她在一家服装厂找了工作，做她最拿手的活——缝纫。

＂这边的房子都是水泥的，马路上车子多得很，晚上灯火通明，像白天一样亮。＂她在信中描述着南方城市的繁华，字里行间透着兴奋和好奇。

十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到村里。村子变了许多，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许多人家盖起了新房子，有的甚至装上了电话。院子里不再有煤油灯，电灯的光亮透过窗户，照亮了每一个家庭的夜晚。

我听说巧云姐成了北京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出的学生中，每年都有不少考上重点大学。她在信中说：＂当老师很辛苦，但看到学生们考上理想的大学，那种成就感是无法形容的。＂

巧月姐在南方生活得不错，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活泼可爱。她和表哥开了一家小服装店，专门做手工定制服装，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你二堂姐真有福气，嫁到南方去了，现在日子过得比我们都好。＂王婶感叹道，＂那算命的真是神了！＂

那天傍晚，我提着刚从集市上买的烟酒，准备去看望久病在床的二叔。经过村口的小卖部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那个年过花甲的算命老人，还是那件灰布大衣，那把蒲扇，仿佛十年光阴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老先生，您还记得十年前给我两个堂姐算过命吗？＂我忍不住上前问道。

老人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似笑非笑地点点头。他的脸上布满皱纹，如同一张写满故事的纸。

＂您怎么算得那么准？＂我心中的好奇驱使我继续问道。

老人摇了摇蒲扇，慢悠悠地说：＂命啊，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不过是看人眼中有什么，就说他日后会得什么。你大堂姐眼中有光，自然会寻着光明的路走；你二堂姐眼里有情，自然会跟着情字走远。＂

他抬头看着天边的晚霞，继续说道：＂人呐，心里装着什么，日后就会成为什么。算命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心里早已种下的种子。＂

＂那您这些年都去哪里了？怎么又回到我们村了？＂我不解地问。

老人笑而不答，拄着拐杖慢慢走远，背影在夕阳下拉得老长，像是要与天边的晚霞融为一体。

我站在原地，想起巧云姐伏案读书的身影，想起巧月姐读信时脸上的红晕，恍然大悟：所谓命运，不过是心之所向，行之所至。

那年的算命老人，或许真的有些神通，但更可能的是，他看透了人心，看到了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巧云姐后来在北京成了家，嫁给了一个同样是老师的男人。他们育有一子，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巧月姐的两个孩子也都上学了，大的已经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两个堂姐虽然走上了不同的路，但她们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活出了精彩。就像我娘常说的：＂人各有志，只要心正，走哪条路都能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天上的晚霞越来越红，村子沉浸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像是被岁月涂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远处，有人家已经点起了灯，在暮色中闪烁，如同命运中的一个个路标，指引着每个人回家的方向。

我想起那个算命老人临走时说的话：＂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随心而行，顺势而为，方是人生正道。＂

这话在我心里扎了根，如今想来，更觉得有几分道理。站在村口，看着夕阳西下，我忽然觉得，人生就像这条从村口延伸到远方的路，看似命中注定，实则由自己一步一步走出。

而那年正月初二来村里算命的老人，或许只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个路标，提示着可能的方向，但选择权，终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来源：静水流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