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爸不让我去打工,气得我离家出走,原来他在帮我存钱

摘要:我叫张建国,是重庆江津区水田乡的一个农家子弟。说起我的名字,那可是有来历的。197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爹张大山在地里干活,接生婆跑去地里喊他:“大山,你媳妇生了个带把的!”我爹顾不上收拾地里的农具,拔腿就往家里跑。跑到家门口,看到我妈李秀珍抱着我,他激动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我叫张建国,是重庆江津区水田乡的一个农家子弟。说起我的名字,那可是有来历的。197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爹张大山在地里干活,接生婆跑去地里喊他:“大山,你媳妇生了个带把的!”我爹顾不上收拾地里的农具,拔腿就往家里跑。跑到家门口,看到我妈李秀珍抱着我,他激动得连鞋都忘了脱就进了屋。

我爹望着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儿子呀,你要像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样茁壮成长!”于是,我就叫张建国了。

1989年的夏天,我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那时候,我们水田乡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到县城要坐两个小时的班车。我们村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地里刨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我家在村子的西头,有一块地,种着水稻和玉米。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整天就知道在地里忙活。我妈有风湿病,干不了重活,就在家里养些鸡鸭。我还有个妹妹张小梅,今年十二岁,在村小读书。

那年夏天,我们村出了个“名人”,就是王富贵。这小子,小学都没毕业就去县城打工了。三年没见到他的人影,这回倒是威风八面地骑着一辆红色的嘉陵70摩托车回来了。

记得那天,我正在田里插秧。王富贵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嘟嘟”地从田埂上过。那摩托车擦得锃亮,在太阳底下发着光,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建国!”王富贵冲我喊道,“还在地里受罪啊?你看我,在县城开摩托车送快递,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呢!要不要跟我去县城发财?”

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心里一阵发酸。三百块钱!我在地里干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啊。

“富贵,县城打工真的这么赚钱?”我放下手中的秧苗,踩着泥巴走到田埂上。

“那当然!”王富贵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递给我一支,“你看我这烟,一包要两块五,在县城,这都是小意思!建国,你要是去县城,保管让你三个月就把钱赚够了!”

我接过烟,学着王富贵的样子叼在嘴上。这还是我第一次抽这么贵的烟呢!王富贵给我点上火,我猛吸一口,一股浓烈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

“哈哈,”王富贵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慢慢来,以后有的是机会抽好烟!对了,明天我要回县城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动了。看着王富贵一身的阿玛尼衬衫(后来我才知道是地摊货),脚上蹬着锃亮的皮鞋,哪像我,整天泡在烂泥里,一身的稻草味。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就跟我爹说了这事。哪知道我爹一听就急了,抄起烟杆子就往我头上敲:“你个兔崽子,种了几辈子的地,现在让你种,你倒是嫌弃起来了!”

我也急了:“爹,你看看人家王富贵,现在都发达了。我要是在地里刨一辈子,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放屁!”我爹的烟杆子又敲了下来,“你爷爷种地,你爹种地,你也得种地!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营生,你要是敢跑,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妈在一旁劝着:“大山,你也别太凶了,建国也大了,让他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见什么世面!”我爹气得胡子直翘,“你们娘俩是不是都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张大山还活着,就不会让建国去县城瞎混!”

我一看我爹这样子,心里更来气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还回响着王富贵说的话:“建国,你要是去县城,保管让你三个月就把钱赚够了!”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天还没亮,我偷偷收拾了一个包袱,把我的户口本和一百块钱的积蓄都装进去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堂屋,想给家里留个字条,可是刚拿起笔,就听见我爹的声音:“你要去哪里?”

我一回头,就看见我爹站在堂屋门口,手里还拿着他那根烟杆子。

“爹。”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你是不是要去县城?”我爹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硬着头皮说:“是!爹,我不想在地里刨一辈子,我要出去闯闯!”

“好啊!”我爹突然笑了,那笑容让我心里发毛,“你要去是吧?先把你的车票给我看看!”

我从口袋里掏出车票,那是昨天晚上偷偷去镇上买的。我爹一把抢过车票,“刷”地一声撕成了碎片。

“你!”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告诉你,”我爹指着我的鼻子,“你要是敢去县城,就别再认我这个爹!”

这时候,我妈和妹妹也被吵醒了。我妈赶紧过来劝:“大山,你别。”

“啪!”我爹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你个不孝子,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就是让你去县城瞎混的?”

我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妹妹小梅吓得直往我妈怀里钻,我妈也是一脸的难过。

“好!”我一咬牙,“你不让我去是吧?我现在就走,我张建国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说完,我抱起包袱,推开我爹,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家门。身后传来我妈的哭声和我妹妹的喊声:“哥,你别走啊。”

我一路狂奔,跑出了村子。六月的太阳刚刚升起,照在田野上,泛着金黄的光。我站在村口的大路上,回头望了望我生活了十九年的家,心里又气又难过。

这一走,就是整整三年。

县城的生活,哪有王富贵说的那么容易?刚到县城的时候,我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在火车站附近的工地上,找了个工棚栖身。

那时候,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工地上搬砖。一块砖才给两分钱,我就像牛一样,一天能搬三千多块。晚上累得像条死狗一样,躺在工棚的地板上,连饭都不想吃。

工地上认识了一个老乡刘红军,是我们乡隔壁村的。他比我大五岁,在县城混了好几年了,跑货运发了点小财。看我可怜,就经常带些馒头给我吃。

“建国啊,”有一天晚上,刘红军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你要是愿意,跟我学开车吧。现在干运输挺赚钱的,总比你在工地上搬砖强。”

我一听,眼睛都亮了。可是转念一想,又叹了口气:“红军哥,我连学费都没有。”

“没事!”刘红军拍拍我的肩膀,“你先跟着我干,慢慢学,等你学会了,再还我学费。”

就这样,我跟着刘红军学开货车。那时候,我白天还在工地上搬砖,晚上就跟着刘红军学理论。刘红军说我悟性好,学得快。半年后,我就能独立开车了。

1990年春节,我挣的第一笔工钱,就给家里寄了五百块钱。那时候,我还在生我爹的气,就在信封上写了“给李秀珍收”,连个“爹”字都没提。

后来,我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钱,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五百,但是每次都只写我妈的名字。我妈给我回过两次信,说家里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我爹的情况,她只字未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跟着刘红军跑运输,从江津跑到重庆,从重庆跑到成都,见识了不少世面。慢慢地,我也攒了一些钱,在县城租了个小房子住。

1992年春节前,我正准备去成都拉货,突然接到我妹妹小梅的电话。她说我妈病了,住进了县医院。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这些年,我虽然一直往家里寄钱,但是从来没回去看过。现在我妈病了,我还能不回去吗?

到了医院,我远远地就看见我妹妹站在门口。三年不见,小梅长高了不少,扎着两条小辫子,还是那么可爱。

“哥!”小梅看见我,哭着扑过来,“你可算回来了!”

我搂着妹妹,心里一阵酸楚。推开病房的门,我看见我妈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我爹坐在床边,背影比三年前佝偻了许多。

“妈。”我喊了一声,声音都哽咽了。

我妈转过头来,看见是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建国,你可回来了。”

我爹听见我的声音,浑身一震,却没有回头。

“爹。”我低声喊了一句。我爹还是没动静。

春节过后,我妈的病好多了,可以出院了。我跟着家人回到家里,发现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墙角多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

我爹还是不理我,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无意中打开了堂屋的柜子,发现里面有个布包。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那是一本存折,下面压着这三年来我寄回家的所有汇款单。我翻开存折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万多块钱!这些年我寄回来的钱,竟然一分都没花!

不仅如此,存折上还记着每个月固定的存款,数额虽然不大,但是非常规律。我仔细一算,这是我爹这三年来,每个月步行三十里地去镇上存的钱。

最让我吃惊的是,在存折旁边,还有一叠剪报。我抽出来一看,全是这三年来报纸上登载的车祸新闻,每一条都用红笔画了圈,旁边还写着“车毁人亡”、“驾驶经验不足”、“疲劳驾驶”之类的批注。

我拿着这些东西的手,开始发抖。

“你发现了?”身后传来我爹的声音。

我转过身,看见我爹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他那根烟杆子。

“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爹走过来,指着那些剪报说:“这三年,我每天都在看报纸。只要看到有车祸的消息,我就剪下来。我就怕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

“这些钱,”我爹指着存折,“我一直在给你存着。我不是不让你闯,我是想让你有本事了再闯。我知道,你早晚要走出去的,但是我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爹,我错了。”

我爹扶我起来,声音哽咽:“你现在在县城,过得还好吧?”

“嗯,”我擦了擦眼泪,“我跟着刘红军学会了开车,现在跑运输,一个月能挣不少钱。”

“那就好,那就好,”我爹点点头,突然说,“要不,咱爷俩合伙开个运输公司?我这些年给你存的钱,再加上你的积蓄,应该够买一辆货车了吧?”

我一下子愣住了:“爹,你是说。”

“你小子不是想做生意吗?”我爹笑了,“那就做大点!要做,就做运输公司的老板!”

就这样,我用这笔钱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货车。后来,我和我爹一起经营运输公司,从一辆车发展到十几辆车,带动了不少乡亲就业。

我妈的病也有钱治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爹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还坚持帮我管账。每次我要出远门,他都会提醒我:“路上慢点开,安全第一。”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夏天。要不是我爹当年拦着我,我可能真的会像王富贵说的那样,去县城当个送快递的。但是我爹的良苦用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看似残酷的阻拦,其实暗含着最深沉的爱。

那些发黄的剪报,那一沓汇款单,就像是父亲不善表达的爱,深深地埋藏在柜子的最底层。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那本存折和那些剪报,它们是我和父亲之间最特别的情感见证。

你说,这世间的父爱,是不是总是藏得最深,却又暖得最真?

来源:夏天里的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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