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挂那么整齐干啥，又不是县长结婚。”二姨摆手，盯着我手里的红灯笼，“这灯笼还是旧的，三年前你二姐结婚那会儿用过。”

“红灯笼挂上去，再往左边一点——”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挂那么整齐干啥，又不是县长结婚。”二姨摆手，盯着我手里的红灯笼，“这灯笼还是旧的，三年前你二姐结婚那会儿用过。”

我仰着头，把灯笼又往左调了调，脚下的板凳有点晃。这灯笼确实不新了，边缘处泛着一层淡黄，像是被太阳晒过，又像是被雨水洗过。说是三年前用过，恐怕也不止，这应该是大姐初中毕业那年春节挂的，记得那会儿爸还在笑说灯笼的流苏太长，像大姐扎的马尾辫。

说起爸，好像村里人都忘了他的存在，连提起我家，也是”李寡妇家”。

爸是在我初二那年的夏天突然不见的。那天早上他还跟平常一样，戴着从集市上买的草帽出了门，说是去镇上的板厂看看。我家以前靠爸在板厂做工维持生计，但那年春天厂里效益不好，放了长假，放到夏天也没开工。

那天他出门时，妈还在院子里洗衣服，头也没抬，只应了一声”嗯”。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起初妈带着我们几个四处找，后来报了警，村委会也帮着贴了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消息。村里人背后议论，说是爸欠了赌债跑了，也有说他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还有猜测更难听的。这些话我们姐弟几个都听在耳里，但谁也不敢在妈面前提。

日子就这样继续着，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四个。大姐那会儿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县城一家服装厂打工。二姐去了邻村初中教书，工资不高但稳定。我和小弟还在读书。妈白天在村里的副食店帮工，晚上回来还要种几亩责任田。慢慢地，爸的存在仿佛变成了一个幻影，只在我们偶尔的梦中出现。

“快下来，别摔着。”二姨喊我，“你大姐夫一会儿就到了，你先去洗把脸，头发也梳梳，跟个野孩子似的。”

今天是大姐结婚的日子。她对象是县城一家建材店的经理，家里条件还行，人也本分老实。两人是在服装厂门口的小饭馆认识的，据说那会儿大姐姐每天中午就在那吃十块钱一份的盖浇饭，一来二去就熟了。

婚礼定在村里的老家举行。虽说现在流行去县城酒店办酒席，但大姐坚持要在村里的祖宅办，说是这样能让爸有机会”看到”。妈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

我从板凳上下来，把最后一个灯笼挂好。院子里已经支起了十几张桌子，村里的婶子大娘们正忙着择菜洗菜，灶台那边烟气腾腾。我穿过人群，想去屋里换件干净衣服，路过厨房时，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厨师正在忙活。

“这是新女婿请的县城酒店的师傅，”耳边响起三舅妈的声音，“做得比咱村的强多了，听说一天工钱就六百。”

我点点头，没搭腔。三舅妈向来话多，前两天还在村口说大姐这婚结得晚，都二十八了，再不结怕是要成老姑娘。

刚迈出厨房，一个厨师模样的中年男人突然叫住我：“小伙子，等一下。”

他约莫四十出头，身材微胖，戴着一顶白色厨师帽，脸上带着一层油光，看上去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是新娘的弟弟吧？”他擦了擦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个，给你。”

我有些困惑地接过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字，封口处已经被汗水浸湿，有些发皱。

“里面是什么？”

厨师没直接回答，而是问：“你爸走了有多久了？”

这个问题让我一愣。村里人早就不提这茬了，何况是个外人。

“八年了。”我下意识回答，随即警惕起来，“你认识我爸？”

厨师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打开看看吧，认得那字儿吗？”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纸质有些发黄，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展开后，我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这歪歪扭扭的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

那是爸的字。

爸的字一直写得不好，他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这张纸上的字写得更加潦草，像是匆忙间写下的：

“我在县城东边的康复医院，现在能说话了，想见见你们。不要告诉你妈，就你自己来。爸。”

我抬起头，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厨师：“这…这是什么时候写的？”

“三天前。”厨师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在医院食堂帮忙，他托我带的。说是碰巧听护工提起村里有户人家女儿要结婚，打听了才知道是你姐。”

我的心跳得厉害，八年了，整整八年没有音信的爸，突然以这种方式出现。

“他…他还好吗？”

厨师犹豫了一下：“活着呢，就是…不太方便走动。你有空去看看吧，医院里的人都喊他’沉默的李师傅’，因为他好几年都不说话，就在医院后勤帮忙干点活。”

我想问更多，却听见外面喜庆的鞭炮声和锣鼓声响起，大姐夫的车队到了。厨师拍拍我的肩：“我得回去忙了，你自己拿主意吧。”

那天的婚礼很热闹，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了。大姐穿着红色的婚纱，化了妆，看起来比平时漂亮许多。她平时在厂里加班很辛苦，手上都是细小的伤口，但今天被化妆师巧妙地遮住了。

席间亲戚们轮番敬酒，有人提起爸爸不在的遗憾，大姐只是笑笑，没接话茬。我看着她的笑容，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那张纸条此刻正贴在我的胸口处，仿佛有千斤重。

晚上客人散去，大姐和姐夫回了县城的新房。妈累得瘫在椅子上，小弟在收拾剩下的饮料和瓜果。二姐帮着村里婶子们整理碗筷。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爸为什么会消失八年？又为什么突然出现？他为什么不想让妈知道？康复医院…是生病了吗？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借口去县城图书馆看书，匆匆出了门。

康复医院在县城东郊，是一家专门收治长期卧床和需要康复训练的病人的小医院。我问了几个路人才找到，那是一栋普通的四层楼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柳树，此刻正飘着黄叶。

门口值班的保安是个老头，听我打听一个叫李国强的病人，他思索了一会儿：“噢，你说老李啊，他不是病人，是在这儿帮忙的，负责修修补补、搬搬抬抬的杂活。”

“那他在哪儿能找到？”

“这会儿？应该在后院仓库那边吧，平常他就住在仓库旁边的小屋里。”

我顺着指引穿过一条长廊，来到医院后院。秋天的阳光照在水泥地上，一只黑猫懒洋洋地趴在台阶上。仓库是一间低矮的平房，门半开着，里面堆放着一些旧轮椅和病床。

旁边的小屋门紧闭着，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

这声音，沙哑却熟悉，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药味和陈旧的木头味道扑面而来。屋内光线昏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一点阳光。靠墙放着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床头摆着几瓶药和一杯水。角落里有个简易衣柜，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一个消瘦的身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背对着门口，似乎在看窗外的景色。

“爸？”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那身影明显僵了一下，然后缓慢地转过身来。

八年的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刻刀，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曾经黝黑健壮的爸爸，如今瘦得只剩下骨架，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他的左半边脸有些僵硬，嘴角微微下垂，说话时有些含糊不清。

“你来了。”他勉强扯出一个笑容，左手有些不自然地抬起又放下，“长高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他曾经是我心中的顶梁柱，能用一只手把我举过头顶的爸爸，如今却像一截枯木，被岁月和病痛掏空了。

“坐。”他指了指床边。

我木然地坐下，环顾四周，这个只有十来平米的小屋，就是他八年来的家吗？

“你…为什么…？”我有太多问题想问，却不知从何说起。

爸苦笑了一下，艰难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皱巴巴的烟，点上一支，深深吸了一口。

“那年去镇上，路上碰到一辆失控的卡车。”他说话很慢，有些字含糊不清，“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脑出血，左边完全动不了，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震惊地看着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找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烟灰落在裤子上，他也没去拍。

“当时没带身份证，手机摔坏了，又说不出话…等能说话时，已经半年过去了。”他顿了顿，“我打电话回家，听到的是…你妈和一个男人的说话声。”

这个信息像一道闪电劈中我：“什么男人？”

“王建军。”爸说出这个名字时，声音有些发抖，“你姨夫的弟弟。”

我愣住了。王建军确实常来我家，帮妈干些重活，修理东西，但我一直以为那只是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助。

“他…他们…”我不敢往下想。

爸摇摇头：“我不知道。只听到他们说话，很亲近的样子。我就挂了。”

“然后呢？”

“然后我决定不回去了。”爸的眼睛望向窗外，“我变成了个废人，说话都不利索，走路要拄拐杖。家里还有你们四个要养，我回去只会拖累你妈。”

我想起妈这些年的辛苦，想起她有时看着爸的照片发呆的样子，突然明白了什么。

“妈一直在等你。”我说，“王建军叔叔去年就搬去县城了，是妈让他走的。”

爸的手微微颤抖：“真的？”

“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你，她把你的衣服都留着，每年你的生日都会做你爱吃的红烧肉，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我越说越激动，“你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吗？你知道大姐为什么执意要在村里办婚礼吗？她一直希望你能回来！”

爸沉默了，烟已经燃到了手指边缘，他才回过神来，把烟头掐灭。眼眶红了，但没有掉泪。

“我……我害怕。”许久，他才低声说道，“害怕看到你们过得很好，不需要我；也害怕看到你们过得不好，是因为我。”

我们陷入长久的沉默。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上，形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方格。院子里传来病人做康复训练的声音，有人在喊加油。

“回家吧，爸。”最终，我说道。

他摇摇头：“不行，我这样子…会吓到你妈的。”

“妈不会在意这些。”

“我需要…时间。”他的声音很轻，“你先别告诉家里人。我…我需要准备一下。”

我想说什么，但看着他坚决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离开医院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屋的窗户。爸站在那里，瘦弱的身影被阳光拉长，像一棵孤独的树。他抬起手，向我挥了挥，那姿势笨拙却熟悉，就像小时候送我上学时一样。

一个月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骑着摩托车，载着爸回到了村口。他穿着一件新买的蓝色衬衫，头发也理过了，手里捧着一束野花，是在路边摘的。

我把车停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爸坚持自己走回家。他走得很慢，一瘸一拐的，但执意不用拐杖。

当我们走到家门口时，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和八年前爸离开时一模一样。她背对着门口，没有发现我们。

“英子。”爸轻轻地喊了一声。

妈的身子猛地一颤，慢慢转过身来。看到爸的一瞬间，她手中的衣服掉进了水盆，水花四溅。

“国强？”她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眼泪已经决堤。

爸迟疑地向前迈了一步，把手中的野花递向妈：“我…回来了。”

妈没有接花，而是直接扑进爸的怀里，放声大哭。爸紧紧抱住她，那束野花被挤在两人中间，几片花瓣飘落在地。

“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你——”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拳头轻轻捶打着爸的胸口。

爸只是一遍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悄悄退到院子外，泪水模糊了视线。天空中有几只麻雀飞过，落在屋顶的瓦片上。远处，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午的天气预报，说今天适合晾晒衣物。

爸回来了，虽然变了很多，但他终究回来了。有些事情或许永远无法挽回，有些伤痕或许永远无法抚平，但生活会继续，就像那些野花一样，在最不经意的地方顽强生长。

当晚，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大姐和姐夫从县城赶回来，二姐请了假，小弟一放学就往家跑。桌上菜不多，但爸的眼睛一直是湿润的。

饭后，我偷偷问爸：“那个厨师，是你的朋友吗？”

爸笑了笑：“是啊，在医院里认识的，他爸住院时我照顾过。”

“为什么当时不直接让他告诉我们你在哪？”

爸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想给你们留个念想。如果我真的不行了，至少你们心里还有个完整的爸爸，而不是现在这个半残的样子。”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曾经有力的手，如今布满老茧和伤痕，但依然温暖。

“你永远是我们的爸爸，无论什么样子。”

窗外，月光洒在村子的屋顶上，一片宁静祥和。厨房里，妈正在洗碗，传来碗碟相碰的声音，还有她小声哼唱的歌谣，那是很多年前就没听她唱过的曲子。

有时候，人生最大的奇迹，不是失而复得，而是从未真正失去。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