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期间，重庆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只好采取轮流停电的办法来进行缓解，偷电的情况非常严重，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1945年1月，位于邹容路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将电线私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派工人前往取缔，因有特务田凯作后台，该饮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二）
川东的民主运动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在南方局领导下，以 1945 年的“胡世合事件”为起点，逐步发展起来
抗战期间，重庆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只好采取轮流停电的办法来进行缓解，偷电的情况非常严重，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1945年1月，位于邹容路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将电线私接在都邮街的变压器上，强行用电。2月19日，重庆电力公司派工人前往取缔，因有特务田凯作后台，该饮食部不听劝阻，还毒打工人。20日上午，电力公司再次派工人胡世合等前去剪线，该餐厅早有数百武装警察人员在此“保护”，工人再次遭到辱骂和毒打，该餐厅经理仗侍有特务作后台，竟狂叫：“打死人有我负责”，气焰十分嚣张。于是暴徒们不由分说，抓住工人就打。该餐厅“外交经理”特务田凯也持枪赶来，准备行凶。工人们不畏强暴，奋力反击，并夺了田凯的枪。但工人中早就和特务有来往的黄寿臣却将枪还给了田凯，并保护他冲出了人群。工人们被暴打后又被强行扭送警察总队，工人们一边走一边反抗。一行人拉拉扯扯走到民国路口，田凯赶来，一边骂一边掏出手枪，对准走在最后的胡世合就是一枪，胡世合赶忙往下一蹲，子弹刚好打中下腹。胡世合惨叫一声，鲜血从腹部汩汩流出，染红了衣裤。毫无人性的特务对此全不理会，继续把胡世合等人押到官井巷警察总队。胡世合的鲜血从民国路一直淌到官井巷，勉强拖拢警察总队门口时，他已经浑身是血，昏迷不醒。工人们赶快叫了一辆黄包车，把奄奄一息的胡世合送往医院，还在去医院的路上，胡世合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工人们赶回公司，用电话向电力公司所属各厂和线路队的工人报告了惨案的消息，要求大家声援。国民党特务的横行霸道，早已惹得天怒人怨，胡世合的惨死，无异于火药桶里点火，成了反特斗争的导火线。几小时后，各电厂纷纷停工，工人们有的从南岸弹子石过河，有的从沙坪坝乘车，有的从大溪沟跑步，浩浩荡荡地来到中韩餐厅，高呼口号，要求严惩凶手田凯，市民们也纷纷自发前来声援。工人们一边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中韩餐厅楼上，准备在此设立灵堂，举行公祭，向反动派示威，一边寻找凶手田凯，为胡世合报仇。尽管前来镇压的警察有一个大队，但满怀悲愤的工人和市民并没退缩，先后到达的群众约五万人。
隐蔽在工人中的党员周力行，当晚向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报告了情况，刘光立即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局主持工作的王若飞同志进行了汇报。王若飞同志也及时用电报向不久前返回延安的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当即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据《张黎群同志谈胡世合运动》）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反特斗争的方针。
为了加强领导，南方局成立了专门的指挥机构，由王若飞同志指挥全局，刘光是王若飞的直接助手，掌握全局动态，青年组的张黎群则专职担任组织和联络工作。刘光还召开了青年组的专门会议，对这次斗争的发展前景作了客观的估计和预测，特别着重研究了贯彻南方局指示的步骤、方法和人员的分工，在组织上将原由董必武同志掌握的周力行的关系交给南方局，并在电力公司成立了临时指挥小组，还在二十梯设立了秘密指挥部，以加强对第一线的领导。南方局的部署，通过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各“据点”迅速传达到全市工人群众中，从而使全市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反特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新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强大的群众力量。
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胡世合事件申冤后援会”，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新华日报》于事发后两天，即以《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为题，详细报导了惨案经过和工人们的迫切要求，以后又发表过多次通讯报导，特写和评论，引导着运动的发展方向。南方局青年组还帮助电力公司职工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
一、枪毙杀人犯——特务分子田凯；
二、严办江德茂、吴汉治（均为餐厅负责人），封闭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
三、惩办参加行凶的保安队警察及其长官；
四、抚恤遗族，赔偿医药费；
五、请求政府通令陪都各工厂停工五分钟为死者致哀；
六、要求政府维护公共事业，保障战时生产，禁绝偷电行为；
七、要求政府保障工人工作自由，重申保护劳工的法令；
八、要求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实行民主，取消特务。
在南方局直接领导和川东地下党的配合下，运动向着深入发展，许多工厂、学校、团体以及民主党派和上层人士纷纷发生声明和宣言，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声讨特务罪行。10天之内，前往吊唁胡世合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6日枪毙了田凯，并抚恤胡世合遗属，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是川东地方党组织在长期隐蔽之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标志着川东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次斗争，是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市工人和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投入到战斗行列，在激烈的斗争中，川东地下党党员和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提高了思想水平和组织工作能力，积累了战斗经验。另一方面，川东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经过这次运动后，在电力公司内部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并建立了党的支部，一些在运动中经受过锻炼的同志担任了支部领导工作：周力行同志任支部书记，刘德惠负责支部的经济工作兼党小组长（后任支部书记），何敬平负责组织工作，余帮造负责联络，形成了新的战斗堡垒。
党的“七大”以后，出席“七大”的川东地区代表和其他在延安的川东地下党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和“七大”精神，对川东党组织在抗战后重建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会后，邓照明等人被派回川东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盼望实现国内和平。受蒋介石邀请，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签定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周恩来等人协助下，与重庆各方面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宣传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使各中间力量增进了对中共的了解，促进了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壮大，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上层民主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等组织，这些团体先后发表主张，一致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
根据南方局指示，组成了重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任组长，成员温静涛、侯旭东。领导小组确定工运的任务是：以反内战、反独裁为中心，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在工运小组领导下，重庆工人运动发展很快。10月，惠昌铁工厂等8个民营厂的工人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工会——中国劳协。同月，重庆5万多失业工人选出代表成立失业工人请愿团，11月，各民营工厂失业工人又选出代表500人组成请愿团向当局请愿，提出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的要求。同月14日，重庆机器、纺织、军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21天，于30日闭幕。政协会议期间，陪都各界协进会主持，在沧白堂举行民众大会，国民党特务多次破坏捣乱会场，殴伤到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民众大会坚持举办，先后开会8次，对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3月，根据形势发展，南方局组织部决定加强重庆市党的工作，成立新的一届重庆市委。市委书记仍由王璞担任，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还领导上川东各地和下川东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新的重庆市委的工作重点是清理和恢复原来失散的组织关系，着手发展新党员，逐步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
4月，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立，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
全面内战爆发后，四川省委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加强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从各方面支援农村工作。重庆市委向华蓥山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县，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下乡，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年底，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抗暴斗争。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决议3日至7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并于6日举行了1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各界人民团体也成立抗暴组织，配合学生的斗争。抗暴大游行后，继续举行“抗暴宣传周”，10多所大中学校组成宣传队，在重庆各处广泛宣传，揭露美军暴行。2月5日和8日，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进行抗暴宣传的学生，致多人受伤。重庆大学、女师学院、乡建学院等23所学校再度罢课。为避免过分暴露，省委引导学生停止街头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加强培养在抗暴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
2月28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包围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强令《新华日报》停刊，共产党驻重庆的公开人员被迫全部撤回延安，党在重庆的一切活动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局改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的工作。不久，曾在南方局工作的胡其芬从上海被派到重庆，参与重庆的工作。
省委撤离后，重庆市委派刘国定到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局负责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上海局指示重庆党组织放手开展工作，并责成书记王璞清理联络川东地区党组织。5月以后，重庆市委陆续与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万县地区涂孝文和秀山地区邓照明等负责人建立联系，一些原与省委和《新华日报》直接联系的党员，也先后与重庆市委接上关系。
7月，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创刊，并建立了《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挺进报》主要通过地下党组织系统发行，遍及重庆和川东许多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
9月，王璞与川东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交换了近段时间来的斗争情况，草拟出《川东农村工作提纲》，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形势及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由王璞带往上海，找钱瑛汇报。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上海局指示：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
根据上海局钱瑛指示，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肖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川东临委改组重庆市委为重庆市工委，由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为常委，许建业为委员。建立上川东地工委，驻广安，由王璞兼任书记，骆安靖任委员，分管组织，并兼五工委书记，曾霖分管军事；建立下川东地工委，驻万县，由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川东临委成立的同时撤销了巴县中心县委。重庆和川东地区还相继建立了一批县委、县级工委和特支。各地区各系统的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
川东临委成立后，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川东人民不甘压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次次奋起抗争 /1947 年川东临委的成立，标志着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川东以山区为主，这里高山深谷、丛林茂密，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但由于统治者的千捐万税、层层压榨、敲骨吸髓，弄得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曾有民谣唱到：“县长科长梳子梳，乡长保长篦子篦，丘八一过剃刀剃。”四川军阀罗泽洲从1924年驻广安后，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一年要征5、6年的田赋，在1930年已经预征到1960年。1931年，杨森赶走罗泽洲，横征暴敛，更无止境。华蓥山北部达县一带，长期被军阀刘存厚统治，从1922年到1934年他当川陕边防“督办”期间，以常加税、扩军，老百姓给他取了个“六寸厚”的外号，骂他刮了地皮六寸之厚。上下川东地区人民不甘忍受剥削压榨，曾以“白莲教”、“大刀会”、“山王会”等形式一次又一次自发地起来向反动统治者进行抗争，都未取得胜利。
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刘伯承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党在川东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这才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1932年，贺龙率领红三军经过巫山县大昌镇到湘鄂西开辟根据地，红军所到之处卷起了一股革命的热潮，“分配土豪的粮食衣服给穷人”的主张，使老百姓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而战。1933年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大巴山以南直到华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还建立了包括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曾在开县的杨柳关、木青坝等地与反动派作战，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赴汤蹈火的英勇形象深深地印进老百姓心中。以后党的地下组织在这一地区领导了多次兵变和起义，为1947年冬开展的武装起义，在政治上、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无论在财力、人力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员伤亡惨重，人民财产损失达1500多亿万元（旧币）。抗战胜利后，人民亟待休养生息。然而蒋介石却发动了全面内战，一面向解放区进攻，一面采取“拒共匪于川外，安民于川内”的反动政策，把四川人民再次拖入到苦难的深渊。四川作为他的兵源、粮源基地，每年要征粮900万石，再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共要拿出2400多万石粮食，比过去多一倍以上。国民党政府还滥发钞票，物价畸形发展。一方面米价惨跌，1946年秋米价跌至原价的三分之一，一方面是其它物价日夕数涨，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广大农民吞糠咽菜，还得缴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什么人头税、房产税、壮丁税、公路税、河流税等等，就连穷苦人家生儿育女、娶媳嫁女等红白喜事均要上税。
国民党军队在四川农村，疯狂地抓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每家每户都很难幸免，例如合川共有785个保，1947年规定每个保送“自愿壮丁”一名，并用抽签的办法抽得165名，全县共计950名，除此之外，每家每户还要摊派大量的壮丁款。广安县更是不择手段，以放露天电影为名，在该县万寿宫广场诱捕壮丁，一晚上拉走100多人。
《新华日报》1947年2月的一篇文章曾这样描述过四川征兵惨景：“有的地方因拉兵紧张，乡民日夕数惊，壮丁入夜不敢在家住宿，田土大半荒芜，壮丁三五成群，终日守望，且身带刀棍以为防‘拉’之用。旧历年并曾因拉兵杀死保长一人，保队副及乡丁各一人。”广大农民妻离子散，颠沛流离，有的甚至挖目剁手，一派凄凉景象。
国统区内，人民怨声载道，怒火满腔，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独子当壮丁，
保长没良心。
保长，我要我的儿！
独子当壮丁，
乡长包袱收不赢，
乡长，我要我的儿！
独子当壮丁，
长官有吃有穿搞不赢，
长官，我要我的儿呀！
《新华日报》1947年1月30日发表社论“谁燃起了这把火？”中写道：
在今天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已经燃起了一片燎原之火。……是谁燃起了这把火？是国民党当局自己。有何为证？请看事实：1月25日大公报载四川征兵惨景：“近来每值夜深人静，常有鸡鸣犬吠，妻啼子哭之声，杂乱而来，市民初不知为何事，及知为乡公所拉丁后，倍增惊恐，咸不避风雨，露宿荒郊，一夜之间，犹须数易其地，形同逃犯，凄惨不堪。”又说“乡民纷纷逃往他乡避难，有为生活所迫而沿途行乞者，啼饥号寒，惨不忍言”，而国民党派出的征兵人员和乡镇保长则“深夜围村，挨户搜捕”，又据最近由重庆近乡来人说，买壮丁的价格，每个是21万，灾难重重的乡民，那里还经得起这种需索？于是只好“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入云霄”了。这种惨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请问他们如果不采取武装自卫的一条路，还有什么活命的办法？……逼得各地农民于跪求哀告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受不了粮官们的横暴压榨，只好结队上山，才能勉强保存下一条性命！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他们“民死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广大的农村沦入破产的绝境，逼得穷苦的农民，不得不群起自救。于是国民党当局又进一步组织所谓“联防队”，所谓“特种后备队”，驱使一群流氓特务，在“防匪”和“防止异党”的口号下，向老百姓作进一步的劫掠。例如他们向农民征收“保险金”，按粮食和牲畜的数量索取，缴不起“保险金”的，他们威吓着说：“出了事，我们管不着！”于是借检查为名，持枪到老百姓家里搜索，他们和地方恶霸联成一气，弄得农村里鸡犬不宁，这批人才是老百姓眼中真正的匪类！他们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于是又来“剿匪”，又来施行大规模的“围剿”，对这数十成饥饿的人群实行屠杀，其结果只是把无法生存了的农民，赶到更深更远的山林中去。
这一片无法收拾的燎原之火，是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决不是“围剿”所能熄灭的，正相反，越“围剿”，农民越被逼得走投无路，这就只会越剿越多，越剿越坚决，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国民党当局一天不改变它的反动政策，内战、抓丁、征粮、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农村破产、工商倒闭……就会发展下去。可以断言，这一片燎原之火，会烧得更广泛，更猛烈，它终于会把玩火的人，吞灭在熊熊的火海里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对当时的局势作了清醒的估计，制订了：一方面争取和谈成功，实现和平民主，在比较缓和的形势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准备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在尖锐的形势下进行斗争的方针。为此，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了应对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南方局和省委着手加强地下党组织的建设，1946年3月组建了党的不公开的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副书记刘国定，委员彭咏梧、骆安靖。1946年5月，南方局撤离重庆，周恩来宣布在重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由吴玉章任书记，管理西南四省党的工作，准备在可能实现和平民主的比较缓和环境中，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合法斗争。
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明确指示重庆市委，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去，大城市的工作要与农村工作密切配合。根据这个指示，王璞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概括为“三抗”、“四抓”。“三抗”就是抗丁、抗粮、抗税；“四抓”就是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抓上层。抓组织，既包括抓党的组织建设，又包括利用各种形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抓政权，就是抓敌人的基层政权，利用敌人的政权机构为我所用；抓武装，就是筹备枪弹，建立队伍，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抓上层，就是开展统战工作。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曾霖、邓照明等几个“七大”代表被安排回川东工作，曾霖是新四军老干部，被派到川东负责军事工作，邓照明奉派到酉、秀、黔，涂孝文被调到万县地区。当时，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很谨慎，估计解放战争要打很长时间，指示这些同志准备长期隐蔽，并在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中做工作，通过他们到农村发动基本群众，再相机举行武装起义，这种做法被叫做“垦荒”、“扎根”。这时，虽然有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但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提出立即实行武装暴动的要求。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并强令所有人员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致使川东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此后，重庆市委多次派刘国定、骆安靖去上海，找到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汇报了四川省委撤离后重庆和川东的情况。钱瑛同志指示：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四川党组织要适应新的情况，积极地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如果还象过去那样，只是埋伏隐蔽，就打不开局面；钱瑛还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一带的党组织，并交待了川东各地负责人的关系，委托王璞负责联系。王璞首先在重庆与巴县中心县委的肖泽宽接上头，并通过肖泽宽与下川东的涂孝文、川南的廖林生、酉、秀、黔、彭的邓照明等接上了关系，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统一了对川东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王璞拟了一份《农村工作提纲》，估计了当时形势，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川东是敌人的兵源、粮源的基地，与陕南、鄂西接壤，应当发动武装斗争，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四川农村已经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人民迫切希望我们党去领导他们抗丁、抗粮、抗税，举行暴动的群众条件已经成熟。肖泽宽、邓照明等讨论通过了这个提纲。1947年9月，王璞带着提纲到了上海见到钱瑛，钱瑛同意王璞带去的提纲，并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10月，王璞回到重庆，传达了钱瑛的指示，成立了川东临委，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临委决定在川东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解放军入川，至少也要牵制吸引敌人兵力，配合战略反攻，城市要为农村服务，输送干部、供应物资、提供情报等。党的主要精力和领导骨干要下农村抓武装斗争。川东临委的成立，标志着川东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来源：开朗明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