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演进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兴起，女性在城市中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城市与女性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焦点话题。从工业化时代追求政治权利，到形成女性主义理论，再到关注女性差异性和多元性，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在批判城市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基础上

引言

19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兴起，改变了城市理论和城市规划中男性主导的理念，城市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愈发受到重视。尽管女权运动的发展正在改变城市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在城市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例如：联合国妇女署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1日，全球范围内仅有23%的部长职位由女性担任，在141个国家中，女性在内阁部长中所占比例不到1/3，大部分重要职位仍由男性把持；全球有70%的女性承受着无偿劳动的持续负担，有超半数女性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近1/3女性无法享用包容、高质量和安全的厕所。城市中的性别不平等如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亟待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女性友好城市”是联合国的一项计划，旨在通过增加女性在决策领导方面的机会，为女性提供更加安全包容的环境，实现女性友好的目标，从而推进城市性别平等和公平正义。目前，虽然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受传统观念、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的约束。中国学界对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聚焦社会学、建筑学、文学和地理学等领域。近年来，社会进步与性别平等的推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需要，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影响，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女性主义城市理论作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主要理论依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城市中性别平等问题的实质，对建设公正、包容和友好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1 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女性主义思想是女权运动的伴生物。第一次女权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发展，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变，工厂制度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制度，大量女性进入工厂成为劳动力，逐渐实现经济独立并参与社会生活。此阶段，女性开始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要求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如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等。第一次女权运动为后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更高生产效率的需要，要求女性回归家庭，以让渡更多就业机会给男性。这促使女性开始质疑和反思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她们逐渐意识到，尽管曾大规模参与劳动，她们依然未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同时，受1950年代—1960年代民工运动、工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者观察到性别不平等现象与其他社会不平等现象紧密相连。因此，她们开始尝试探索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并逐渐聚焦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1960年代—198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受西蒙娜·德·波伏瓦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们开始深入批判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相关研究聚焦于两性差异与身体的独特性，肯定女性气质，并对哲学、伦理学和法律中的性别偏见提出挑战，推动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自此，女性主义者开始从性别认同、性别差异和性别权利关系等多个角度探讨性别问题，为女权运动提供更加深刻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除面临传统的职场歧视和家庭性别分工外，还面临生育权利、性别认同和网络暴力等问题。在全球化加速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引发了全社会深入且全面的讨论，推动着1980年代第三次女权运动的兴起。第三次女权运动不仅延续了前两次女权运动的精神，还赋予“女性主义”新的内涵与意义。面对当时兴盛的保守主义思想对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自由派力量的压制，第三次女权运动采取了更加多元包容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对差异和矛盾更加宽容，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不同国籍、种族、阶级、性取向以及具有不同身体能力的女性所面临的独特问题和挑战都被纳入讨论范畴。

纵览三次女权运动历程，女性主义研究不断揭示性别不平等现象，批判传统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桎梏，推动社会重新定义女性的价值。随着女性主义思想及理论的逐步深化，女性不仅在家庭和经济领域力争平等地位，也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争取突破传统束缚，推动着女性社会责任的历史性变革。性别平等与权利再分配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逐渐在经济、家庭和政治领域实现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纵向演进，也标志着其在社会各领域的横向拓展，影响力与实践意义持续深化。

在经济领域，女性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更适合在私人领域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被认为更适合在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性活动，这种性别分工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随着19世纪末工业化的推进，女性逐渐进入工厂，就业机会增加，女性主义者借此推动女性在职场上的平等参与，尤其是在同工同酬和职业机会方面，女性逐步突破了传统束缚，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进程彰显了女性主义中关于妇女劳动和经济地位的批判性理论，强调了女性经济参与的意义以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

在家庭领域，女性往往被局限在家庭角色中，履行照顾子女、照料家务和赡养长辈的职责。女性主义者通过批判家庭内的性别结构，揭示了家庭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家庭责任分配和性别角色固化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务劳动的分配逐渐出现变化，夫妻双方开始共同商议家务分担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家庭责任应由双方平等承担，倡导男性积极参与家务劳动，促进性别平等家庭结构的形成。

在政治领域，由于女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缺乏参与政治的意愿和权利，因此传统上，女性常被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或“配角”。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积极争取其各项政治权利。从参与选举到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女性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推动作用，更彰显了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平等、民主治理和社会权利再分配的深刻影响。

2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具体内容

2.1 女性主义与城市研究的关联

196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孕育了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多个学术流派。以上学术流派从不同视角透视城市与女性的关系，宏观层面聚焦就业、住宅、公共服务设施、福利和安全，微观层面关注身体、情感、自我认同和精神世界等。自1970年代起，它们被逐渐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影响着女性与城市的关系。

激进女性主义作为较早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生理决定论色彩。该学派以舒拉米斯·费尔斯通为代表，在1970年代—1980年代的城市规划中发挥作用。它批判现代城市的性别化结构，关注城市空间对女性的压迫，特别是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和城市布局来强化对女性的控制，试图通过实行合作制家庭生活，创造安全、无3性别暴力的公共空间等措施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派以多琳·玛西为代表，将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归因于阶级斗争，认为性别压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1970年代—1990年代的城市规划中发挥了作用，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分配不公，特别是在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分配方面对工人阶级女性需求的忽视。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混合功能区”概念，旨在通过将居住、工作、商业、教育、休闲等多种功能混合在同一区域，减少性别空间分割的影响，使女性能够更加灵活地在不同空间功能之间活动。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单一的性别观念和固定的社会结构，强调多元性、差异化和去中心化，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二元论。在1980年代—2000年代的城市规划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差异、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化需求，反对“普适”的规划标准，提出关注不同性别、种族、阶层背景的群体需求，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多元需求。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视角对绅士化、城市更新以及同性恋社区建设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领域的改造与发展不仅考虑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特殊需求，还致力于为不同性别、性取向和社会阶层的多元群体提供更加包容和适应性的空间。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关注和包容包括女性在内的边缘群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进而推动了更加公正、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规划实践。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环境保护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主张性别不平等、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公是相互交织的，认为城市女性在面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城市贫困问题时，常常处于脆弱地位，女性在环境感知（安全感、色彩、舒适度、开放程度）方面比男性更加敏感，因此可以借助女性的力量建设绿色城市和实现低碳生活。在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规划中，生态女性主义一直强调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与性别的相互联系，主张考虑女性在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独特需求，尤其关注如何通过城市绿地、公共交通、环境友好型建筑等，改善女性特别是低收入女性和边缘群体的生活质量。

2.2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的重要话题

2.2.1 城市规划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19世纪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与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以男性活动和需求为主的特征，如职住分离的布局模式较为普遍，男性多在市中心就业，而女性主要在住宅区承担家务劳动，较少参与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这种性别化的城市空间布局是当时社会分工和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后续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尽管女性主义城市理论已有数十年历史，男性范式的城市规划仍占据主导地位。当前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女性主义对性别和城市的参与常在主流城市理论中被忽视，或是被性别研究平台所孤立。

性别化空间的存在使得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城市资源时面临诸多困难。例如：城市在设计与交通、住房和卫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时，缺乏对女性使用者的考虑，无法满足女性使用者的各项需求。首先，公共场所的服务设施数量明显不足。研究显示，女性用于非购物性闲逛的平均时间约为男性的1.4倍，若算上购物性闲逛，这一比例将会更高。然而，街道、商场和广场等女性数量相对较多的公共场所中，公厕、母婴室和托育设施存在明显的数量与功能缺失。以中国的公厕数量为例，在面积相等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男女厕位比例约为1.75∶1，比例严重失调。其次，公共休闲空间被大量侵占。一项关于女性休闲活动的研究表明，公园内大面积的观赏性草坪和雕塑压缩了人行道路空间，减少了公园游憩面积，对带孩子和老人出行的女性并不友好。再次，公共交通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人群的出行方式与频率，对于承担较多家庭责任或有特殊出行需求的女性而言，交通站点布局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可能会增加其出行负担。例如许多城市的公共交通站点通常分布在住宅区外围，而由于私家车数量众多且时常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给那些因承担照看孩子、照顾老人责任而需要更多精力和时间的女性在前往公共交通站点的过程中造成诸多不便。

公共场所服务设施的不完善也给城市中的女性居民造成了安全隐患。以公共交通为例，研究发现墨西哥超过65%的妇女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曾经历过性骚扰。缺乏照明设施的街区、公园以及地下停车场和地下通道也会增加女性的恐惧与不安，比起规模小、活跃度低和密闭昏暗的公共空间，女性更愿意去往熟悉的、人流量大和照明充足的场所活动，以规避在公共空间中的潜在危险。此外，男性出行时更注重“省时”，而女性出行时更注重“安全”，在改善道路照明、增设交通站点监控和安装车内对讲设备方面，女性表现出比男性更强烈的期盼。因此，减少公共场所犯罪、增加女性安全感的城市设计是城市建设亟须关切的话题。

2.2.2 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的角色冲突

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断普及，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日益受到认可，但在职业发展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职场歧视、晋升渠道不畅、薪酬差距等问题。同时，在家庭责任分担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使得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职业选择和通勤模式。尽管男性在现代生活中也面临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挑战，例如在一些高强度行业中，男性同样可能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难以兼顾家庭责任，不过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与女性有所不同。大部分女性为平衡家务与工作，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较近、时间较为灵活的工作，这是女性在城市中的通勤范围往往小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2.2.3 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

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实现民主、人权和广泛参与是重要目标。女性参与城市治理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推动地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性别观念与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研究显示，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在民选职位（特别是地方级别）上的代表性不足。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球只有26%的议员是女性，不到10%的市长是女性。对于女性而言，缺乏话语权不仅限制了她们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更削弱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与自信心，导致女性在城市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降低。此外，尽管女性在一些领域拥有特定的发声和维权渠道（如妇联等组织），但在面对城市问题时，依然可能面临与男性不同的挑战。尤其是在某些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女性的声音往往较难被充分听见，导致她们在城市治理和社会参与中遭遇更多障碍。

2.2.4 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地位

在城乡迁移过程中，年轻人群体无论男女都有各自的迁移动机，如追求更好的生活、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统计数据显示，迁移到城市的女性数量相对较多，她们主要集中在纺织、家政和零售等行业。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尽管女性和男性都有可能面临工作环境不佳、薪资待遇低等问题，也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由于性别、家庭责任分工和社会网络构建等方面的差异，相较男性，女性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例如：许多女性在不安全和不卫生的条件下忍受长时间工作和低薪工作的痛苦，甚至要遭受在陌生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暴力与性骚扰问题。此外，由于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导致她们常常难以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工作不稳定而频繁更换租房地址使女性在平衡家庭与社会参与方面面临更大挑战，加剧了她们与所在地居民的隔阂，导致她们融入城市和主流社会的难度增加。

2.2.5 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贫困问题在性别上存在一定差异，数据显示全球生活在贫困和极端贫困中的女性数量相对更多。目前，全球超过10%的女性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15美元，按目前的速度，到2030年，全球将有约3.42亿女性（约8%）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传统观念和社会经济结构共同作用，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贫困问题。例如在就业市场中，女性获取某些高薪职业的机会相对较少，部分原因是这些职业的工作时间和灵活性要求对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构成较大挑战。此外，家庭内部经济不平等在统计中常被忽视，这影响了对性别与经济关系的全面理解，使女性贫困更加“不可见”。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经济领域的存在不仅影响女性发展，也对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 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实践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城市问题，既能消除资源分配、空间规划中的性别偏见，又能为女性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对女性接触高等教育，获得合理收入，享受自由、安全和卫生的生活环境。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与城市研究深度融合，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城市研究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新理念，有力推动了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

3.1 女性友好城市的定义与内涵

女性友好城市关注城市如何更好地满足女性需求，促进女性发展并增加女性福祉。其理念源自2006年的联合国女性友好城市联合计划（Women Friendly Cities United Nations Joint Programme），但当时联合国并未对此概念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定。2021年，联合国人居署将“女性友好城市”定义为“通过女性参与决策，将以她们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需求纳入城市规划与设计”。从内涵上看，女性友好城市强调空间的人性化、包容性和共享性特征，不仅关注女性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将不同阶级、种族、年龄和性别的弱势群体考虑在内，聚焦住房、教育、司法和医疗等服务的获得，注重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发展，并关注其心理和社会需求，旨在营造尊重女性、鼓励女性参与的社会氛围。

3.2 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理念与原则

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推动城市空间、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友好与包容，确保女性在城市生活中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主要基于性别平等、城市包容性和城市共享性原则。性别平等原则提出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女性需求，确保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该原则是实现女性权益的必要保障，更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包容性原则旨在消除城市排斥、不平等与歧视，鼓励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通过她们的方式积极参与城市生活。包容性原则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共享性原则强调公共空间、资源和服务的平等共享，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享受包括优质教育、医疗、就业资源以及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城市发展成果。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到上述原则，有助于促进女性之间的社交互动和联系，推动城市的多元化发展。

3.3 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友好城市

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强调性别平等、刻画城市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强调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关注女性多元性与差异性四个方面，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发挥指导作用。第一，女性主义理论强调性别平等和尊重女性权利，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了核心理念。这一理论有助于推动城市规划和决策过程更加关注女性的问题和观点，确保女性在城市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能与男性平等。第二，通过批判社会关系，女性主义理论可帮助识别城市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揭示女性在获取和使用城市资源、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平等享有社会服务和设施方面面临的诸多障碍，促使城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女性需求，努力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第三，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鼓励城市在推动文化和社会变革时，重视女性的声音和贡献，提升女性在决策、领导和创新方面的地位，这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城市环境，允许女性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潜力。第四，不同的女性群体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挑战，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确保所有女性都能从中受益。

3.4 女性友好城市的典型案例

自女性友好城市理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地都积极开展相关探索。韩国首尔市自2007年启动“女性友好城市”建设项目以来，制定了包含多个子项目的综合计划，在城市道路交通、住房和社区建设等方面为女性提供便利。项目关注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需求，并相应制定了多种措施。例如：改善公共交通设施以便女性出行；通过智能技术为女性提供安全的步行和骑行环境；在公共场所增设女性友好设施等。奥地利维也纳将性别视角纳入城市规划和设计等公共政策，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着重考虑女性需求，通过建立女性办公室，增加公园、人行道和街道的照明设施以及配备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公共空间更加符合女性使用习惯。瑞典哥德堡市政当局于2008年公开承诺在所有领域全方位促进性别平等，随后设立性别平等指标，持续追踪包括不同职业群体性别分布情况、男性育儿假情况等；2019年，《哥德堡性别平等计划（2019—2023年）》出台，针对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性别歧视、刻板印象和性别暴力等问题积极作为，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国际女性友好城市的成功案例展示了女性在城市发展、规划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举措包括提供安全友好的公共环境，增加女性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提升女性的领导地位等，这为中国建设女性友好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国女性主义城市研究和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起步较晚。2021年，湖南省长沙市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在中国首次提出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并将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作为重要内容纳入《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长沙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年）》，围绕妇女发展、妇女健康、妇女教育、妇女就业、家庭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政策措施，推动全市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川、广西、河北等省（区）通过发挥市、县两级妇儿工委、家庭教育、妇女维权工作等联席机制的作用，形成合力推进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格局。重庆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宣讲和群众性主题活动，激励广大妇女将个人成长融入城市发展，通过广泛宣传和动员，提高全社会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认识和参与度。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则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了法律支持与保障。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在生产端和使用端的性别差异亟待解决，而女性主义理论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更加性别友好的空间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规定，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女厕与男厕的比例不应小于2∶1。长沙市妇联提出通过增加城区照明路灯、完善监控系统，让女性敢于在夜间出门。广州市共建设超过1300间母婴室，成为全国首个重点公共场所母婴室全覆盖的城市。女性友好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这些举措不仅关注表面的便利和关怀，更致力于从政策、法律、计划等多个方面推动女性从社会客体向主体的转变，实现更深层次的权利公正和平等。

3.5 中国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策略

女性主义城市研究源于社会革命，聚焦女性在城市中的现实困境，历经思潮的分化与城市议题的演变，最终推动了女性友好城市规划的实践。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脉络，可系统性总结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图1）。此框架明确了女性友好城市的历史起源、关注重点与实践焦点，不仅揭示了女性在城市中可能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以及性别与城市交织所带来的多元议题，同时生动展示了女性在争取权利、参与城市规划和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进展与实践成果。这一框架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女性主义城市研究核心议题与挑战的理解，并为推动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策略支持。

图1 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框架

尽管中国女性友好城市研究与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实践起步较晚，但目前已有一些探索性的实践。这不仅是对国际趋势的响应，更是对国内女性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权益保护的积极回应。在上述理论与实践框架的指导下，推动女性友好城市建设方面，未来可能的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政策引领与立法保障方面，应制定专门的女性友好城市规划与发展政策，将性别平等原则纳入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在城市中的合法权益，如就业、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权益。（2）空间规划与设施优化方面，在城市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女性的特殊需求，提高女性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如设置更多的母婴室、女性专属停车位，改善城市街道的夜间照明，增加封闭空间的安全监控等。（3）教育与文化宣传方面，应加强性别平等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媒体、社区活动等渠道宣传女性友好城市的理念和实践，营造支持女性发展的社会氛围。（4）经济赋权与职业发展方面，应支持女性创业和就业，提供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促进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参与和贡献，提高女性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5）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女性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享有公平待遇，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满足女性在生活中的各种需求。（6）跨界合作与社会参与方面，需加强政府、企业、社区、学术机构等各方之间的跨界合作，共同推动女性友好城市建设，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和监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4 结论与展望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而不断演变。从早期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到理论体系的构建，再到对女性多元性的关注，其内涵日益丰富。在此过程中，城市中的女性在经济、家庭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地位和责任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方面，工业化推动了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其逐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家庭方面，社会观念的转变促使家庭责任分工逐渐趋向平等，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家务的情况日益普遍；政治方面，女性积极争取政治权利，参与决策过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变化是社会整体进步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性别关系在社会结构调整中的动态发展，性别问题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并分化出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多种流派，这些理论与城市研究密切关联，从不同视角出发透视城市中的女性问题并积极探索出路。女性主义城市研究聚焦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在家庭与职场中的角色冲突、女性在城市治理中的话语权、城市迁移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女性主义理论支持下，建设女性友好城市已成为一种趋势。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基于性别平等、包容性和共享性等原则，旨在营造能满足包括女性在内的不同群体生活需求的社会氛围，促进所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参与和发展的城市环境。这需要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从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出发，综合考虑性别及其他社会因素，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保障全体居民在城市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外针对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也面临传统性别偏见和资源分配不均等挑战。未来的女性友好城市应以“平等”与“差异”为核心，以“人人都有发言权”为关键，通过政策引领、空间规划、教育宣传、经济赋权、社会保障和跨界合作等措施，建设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和活力的城市。

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媒介为女性声音的跨界传播构筑了多元化平台，成为女性发声与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如#MeToo运动借助Facebook等社交平台迅速扩散，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影响力，促使社会反思女性权益保障。然而，数字化社会也为女性友好城市建设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女性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媒介争取自身权益，导致她们在提高社会地位、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面临更多困难。另一方面，数字媒介的灵活性虽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选择，但同时模糊了工作与家务的界限，可能导致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此外，由于信息传递的复杂性与片面性，数字媒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有关性别优劣的争议，甚至导致男女间关系紧张对立，这无疑为建设女性友好城市造成阻碍。

在构建女性友好城市过程中，当遭遇显著的性别不平等或矛盾问题，我们应意识到问题根源并非性别的天然差异，而是根植其中的社会机制与结构。社会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和固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性别角色与机会分配。因此，建设女性友好城市的核心任务应是从社会根源处着手，打破陈旧观念的枷锁，重塑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追求性别平等与治理角色的平衡协调，而非陷入无谓的性别优劣争论。唯有如此，才能为女性友好城市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其迈向更加包容、和谐与平等的未来。UPI

叶超（通信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yeover@163.com

排版| 徐嘟嘟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来源：国际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