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关于歌乐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治水英雄夏禹与南岸涂山之女结婚时曾歌乐于此，因此获名，使歌乐山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山上的“灵音寺”是古巴渝十二景之一。歌乐山风景如画，曾

白公馆的变迁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关于歌乐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治水英雄夏禹与南岸涂山之女结婚时曾歌乐于此，因此获名，使歌乐山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山上的“灵音寺”是古巴渝十二景之一。歌乐山风景如画，曾吸引了许多名人雅士。蒋介石迁都至渝，对歌乐美景赞誉不止，并选中歌乐山，在此修建官邸。

白公馆位于歌乐山麓，居松林坡侧。随着历史的变迁，白公馆记录了时代的风雨历程，步履沉重，气氛悲壮。为什么在歌乐山麓修建的白公馆与名山的景致如此格格不入？让我们走进历史的空间，在白公馆的原生形态中寻找答案，品味历史的沧桑与生命的况味。

白公馆——香山别墅

白公馆最初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

白驹是四川广安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学员。1927年5月，白驹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一师师长，是杨森的部下。杨森兵多器利，有统一四川舍我其谁之概。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大军阀杨森的权贵势力：“头顶玉帅（吴佩孚，号子玉），脚踏金螯（何金螯），背褙跛子（魏楷，是跛子），怀抱傻儿（范绍增，绰号范傻儿），跨骑白驹（白驹），左有二王（王瓒绪、王兆奎），右有二杨（杨淑身、杨汉城），前有吴行之光（吴行光），后有郭松之云（郭汝栋，号松云），又有杨家之将（杨森子侄），并有广安之帮（杨森部下多广安同乡），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将军出征去也。作为杨森的得力干将，白驹在四川曾权贵一方，名振一时。

歌乐山秀美的风景吸引了初履重庆的白驹，他在山泉流淌、翠蔼浓浓的歌乐山麓，修建公馆。幽居山间的公馆，在林中若隐若现，令人浮想联翩。白驹对这座充满古诗意境的建筑非常满意，这座居所为他增添了些许文人墨客的气质，使身穿戍装的他又多了一丝风雅。白驹自称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裔，并以白居易的字号“香山”为新公馆起了一个雅号——“香山别墅”。修建之初的“香山别墅”，豪华气派，吸引游客止步，招来百鸟休憩，成为山林中的盛地。这座别墅依歌乐山，傍嘉陵江，山涧泉水流淌，岩边花鸟簇拥，树木成林，令人美不胜收，赞叹不已。别墅大门两侧以苍劲有力的草书刻写——“洛社风光闲适处，巴江云树望中收”，更是点睛之笔，使游人陶醉在歌乐仙境之中。

触摸“香山别墅”斑驳陆离的高墙，我似乎听到曾居于此的主人高谈阔论，感觉到“香山别墅”跳动的脉搏。我试图进入其历史空间，解读其初始的生存形态。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对于大户人家的公馆，常以其主人的姓氏作为公馆的称谓符号，因此，当地人亦称这座“香山别墅”为“白公馆”。征集史料的文史小组采访了居住在“白公馆”附近的村民于海涛（90岁）、赵海清（93岁）、陈长德（74岁），三位老人对修建于几十年前的“白公馆”至今记忆犹新：“房子是30年代初白驹修建的，他本人没有来住过，只是家属在里面住过，还遭土匪抢过一次。作为军统的看守所后就不准我们从那里通过了，只能绕道走，门口有许多国民党兵把守。”关于香山别墅的修建时间及用途，有几种说法。一是1924年白驹在熊克武的第一军时修建；二是1930年，白驹为今后退出部队后养老所修建；三是1933年，白驹为安顿家小所修建；四是白驹为其小老婆所修的度假处。据此推断，“白公馆”修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其最初的用途是居住用房。虽然国民党“军统局”以三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白公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历史的见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白公馆”的价值已无法用数字衡量。

白公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西迁至渝，国民党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也随之迁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为执行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方案”，不断强化其特务组织的力量，进行各种特工活动。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管理严格，其成员必须宣誓效忠蒋介石，并设有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的督察机构。

为躲避日机轰炸，戴笠下令在重庆市近郊选址建立“乡下办事处”，以便开展工作。1938年3月，“军统局”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作需要为名，在歌乐山征房征地，使宁静美丽的歌乐山变得喧嚣、狂躁，充满血腥的气息。为执行蒋介石“排除异己、打击敌人”的指令，戴笠决定在歌乐山建立军统局特工活动的大本营。1939年10月28日，军统局买下前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在戴笠的督办下，将其改造为军统局的特别看守所。“香山别墅”的住房被改为监舍，用于储藏食物的地下室被改为地牢，大门紧闭，从左侧开一小门供进出使用。在白公馆的过道，挂有蒋介石的头像及国民党党员的守则；底楼则挂满了反动标语：“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三民主义训练我们的思想”、“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言行”、“以三民主义规范我们的言行”等。

抗日战争时期，白公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属于过渡性的看守所，为军统局司法处直属的秘密集中营，受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直接管理。国民政府迁都至渝，军统南京羊皮巷看守所也随之迁入重庆，国民党在重庆城区望龙门设立看守所，并将由南京迁至重庆的“人犯”关押至此。军统将看守所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在“小学”（望龙门看守所）被认为需要继续侦讯、关押的送至“中学”（白公馆看守所），结案后被定性为案情重大的送到“大学”（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由于望龙门看守所地处市中心，出于保密和安全因素的考虑，军统将关押在那里的“人犯”转移至枣子堡临时看守所，随后又将军统枣子堡临时看守所的“人犯”全部迁至白公馆，并调南京“新监”所长侯子川任所长，看守所内设有医官、司务员和看守警卫。

白公馆作为军统的特别看守所，被用来关押军统的“违纪分子”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在小说《红岩》中，共产党人许云峰在地牢挖洞自救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读者，这段经历的历史原型是韦德福烈士。韦德福，原系国民党宪兵，后为重庆军统邮检员，受进步朋友的影响，主动脱离军统，考入社会大学学习。1946年，北平“沈崇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韦德福冒死参加“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被军统另一邮检员认出，邮检员即向军统报告，军统将韦德福视为军统违纪人员而抓捕。因韦德福拒不承认爱国有罪，态度顽强，忤慢看守，遂被掷入不见天日的地牢。这间地牢是不足6平方米的黑屋，伸手不见五指，犹如密封的罐头盒，被投入地牢的“人犯”，很快被折磨得形神枯槁，近似于活着的死人。不甘在地牢束手等待死亡的韦德福以指当锄，凭着惊人的毅力在地牢石墙上抠开一道灰缝。韦德福掀倒巨石，跳墙越狱，但因墙高力竭，落地时受重伤，被岗哨抓回。1948年7月29日深夜，韦德福在松林坡被秘密杀害。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上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民党公然反共，制造摩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被关押在“白公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的共产党人大多是在三次反共高潮时被捕的。1940年3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逮捕罗世文、车耀先等10余人；1940年5月，因叛徒出卖，许晓轩被军统秘密逮捕；1941年初，尚承文向共产党提供情报时被秘密逮捕……。军统不仅将这些“危险”的共产党人关押在白公馆；国民党内部的爱国进步人士也遭受同样厄运，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儿子“小萝卜头”也被转押于白公馆，后解往贵州息烽监狱。

抗战时期，白公馆对“人犯”的处理有以下几种方式：或由该所负责秘密屠杀；或被转送“息烽集中营”继续监禁或秘密屠杀；或解交反动政府军法机关，如：“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军政部军法司”，“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等公开屠杀或判刑，其中有的服刑期满释放，有的属“四一特赦”释放。

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秘电人员发现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动作，立即报告蒋介石，并将此机密情报传递给美国海军。但美国海军却对这份重要情报产生置疑，导致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海军遭受重创。此后，美国海军决定与国民党军统局合作。1942年初，梅乐斯拟定《友谊合作计划》方案，中美双方对合作事宜进行多次谈判。1942年9月，美方向军统局派来了第一批技术专家，10月，梅乐斯与戴笠进一步确定了合作内容，并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为依据。1942年12月16日，蒋介石批准了协议文本。1943年1月12日，梅乐斯派鲁西将蒋介石批准的协议文本送交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协议文本。1943年4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字。

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军统乡下办事处杨家山成立，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他们对中美合作所的工作都享有否决权。所内中方人员直接受蒋介石领导，美方人员则直属中美双方最高统帅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歌乐山建立总部，前往歌乐山的美国情报人员多达400多人。虽然军统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专门的工程部门修建各种房子和设施，但是在数量和质量上仍难以满足西方人的生活要求。因此，一些修建在中美合作所附近较好的民居难逃厄运，只要美方人员看中的民居，军统就立即把它占过来提供给美方。但是，美方对建筑、伙食的意见从未停止，当美方人员发现白公馆这座气派的建筑后，立即要求搬到那里去居住。经戴笠同意后，军统将关押在白公馆的人员全部迁到渣滓洞，将白公馆改为美籍特工的第三招待所。戴笠还从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收购抽水马桶，并招募懂英语的服务员，会做西餐的厨师以满足美方人员的生活要求。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方人员享受外交人员的一切待遇。

抗日战争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随之按照协议宣告结束。美军相关人员陆续撤回，白公馆作为美军第三招待所的使命结束。

白公馆——汉奸拘留所

抗战胜利后，舆论界的首要话题是如何惩治卖国汉奸。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因反共、“接收”有功，蒋介石想极力保他，但周佛海投敌当汉奸却是不争的事实。国民党对周佛海等汉奸的庇护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强烈谴责，严惩汉奸的呼声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蒋介石被逼无奈，暂时将周佛海软禁在重庆杨家山戴笠的私宅，后将其关押在白公馆。这时白公馆被软禁的人有：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长子周少海、次子周幼海、杨淑慧的弟弟杨惺华（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以及罗君强和两个副官及护士、保姆，丁默邨和马骥良（伪储备银行秘书处长）夫妇等人。

1947年1月4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忆前年十月二十三出院至白公馆。次屋位于山腰，后有松林，右有高峰，左有瀑布，前可远眺，风景不差，招待及警卫人员亦甚恭谨，每饭六菜一汤，较其办公人员为优，亦颇安之。但不久即知，来信均被检阅，去信多被扣留，即幼儿亦不能入城。其表面理由为余行踪须极端秘密，以免个间注意，实质软禁也。”

周佛海的次子周幼海回忆在白公馆的软禁生活：“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大汉奸周佛海等人在这里享受着优待，他们不仅可以自己做饭、做菜，还可以出去散步，甚至还能进城看戏、洗澡、进馆子等。周佛海对白公馆的居住条件比较满意，他从内心感激戴笠。闲暇时，周佛海曾在白公馆挥笔写下“春来无酒也微酣，绿树苍烟映碧岚。忽见桃花羞欲笑，心随流水到江南。”抒发自己的情怀。

不久，大汉奸周佛海等逍遥法外的情形被披露，受到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及各界人士的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无法继续下去，最终只好指示保密局将周佛海等人送交南京法院审理。在白公馆一直等待着出去的周佛海，终于在1946年7月中旬等到毛人凤带来的消息：“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满怀狐疑地于9月16日与丁默邨等坐飞机去南京。

白公馆——保密局重庆看守所

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和平民主建国，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专制的统治，释放所有政治犯。1946年7月，迫于社会压力，蒋介石撤销设在贵州息烽的集中营，释放部分被关押的人员，将剩下的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杨虎城、宋绮云等72名“政治犯”秘密转囚至渣滓洞。与此同时，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也被撤销，其关押的人员全部转入渣滓洞。当时寄押在渣滓洞的人犯约一百四十余人，包括政治犯、外侨、军统违纪人员。以后，被关押在渣滓洞的部分政治犯，如罗世文、车耀先等先后被杀害；军统违纪人员陆续被释放。12月——次年4月，关押在渣滓洞的“人犯”陆续转移到白公馆，渣滓洞被关闭。

1947年，军统局改头换面为国防部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隶属国民党保密局第六处（军法处）管辖，与西南特区及行辕二处属于公、秘单位关系，该所设有所长、副所长、法官、事务员、看守员、交警队（配属）等，管理职员有七、八十人，看守员（士兵级）有七、八人，其余为交警队成员。根据保密局的规定，所长兼主任法官，审讯与管理合一，该所担任警卫勤务的人员为交警队成员，由“交警局”配属。此时，丁敏之为看守所所长兼主任法官。1947年春郭文翰任主任法官兼看守所所长，杨丘山为副所长，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充任看守长，同时增派驻所法官一人，由保密局派周铁生担任。1947年秋，郭文翰去南京，看守所暂由周铁生、杨丘山共同负责。1947年冬，张鹄继任所长。1949年3月，张鹄接替龚国彦出任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由陆景清继任所长，直至重庆解放时溃逃。1949年毛人凤派交警队长谢旭东兼任副所长。

解放战争时期的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对象复杂，大多是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及国民党的爱国高级将领，也包括一些国民党的“违纪”人员。1948年以后，重庆行辕二处暨渣滓洞看守所将刘国志、王朴、罗广斌等“政治犯”寄押于白公馆。此时，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大多是因“挺进报事件”，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变而被牵连，以及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而被捕的。监视和考核在押者的言行思想，以及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使在押者叛变革命，是该所的重点工作。此项工作由保密局直接领导，该所负责布置，设立“教诲组”，派特务对部分动摇者进行思想教化和改造，也曾有一定效果。叛徒刘国定就是特务思想教化工作的成功范例，因其背叛革命而使川东革命组织遭受重大的破坏。

在白公馆旧址，现仍留有“刑讯洞”遗迹，是国民党血腥暴行的历史见证。白公馆的主要刑讯方式有：吊刑、灌刑、火刑、拶指及老虎凳等，敌特试图施以酷刑威逼共产党人就范。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在崇高革命信念的支撑下，共产党人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敢于奉献的牺牲精神，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这些革命者对党的事业满怀着激情，他们相互鼓励，加强学习，积极乐观，没有在长期的关押中丧失信心和意志，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气节。

1949年10月7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入白公馆，阴冷的监狱沸腾了。王朴、陈然、刘国志、罗广斌、丁地平、毛晓初等立即动手，拆掉罗广斌的红色绣花被面，凭想象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们等待着解放的那一天，举着这面红旗迎接人民军队。此时，刘邓大军正横扫大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分批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革命志士。10月28日，陈然、王朴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邓兴丰等人在电台岚垭被害。11月27日，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等主持“中美所大屠杀”。白公馆的大屠杀从下午四时进行到深夜，黄显声、李英毅、刘国志、许晓轩等27人先后殉难。28日凌晨，罗广斌策反看守成功，带领余下的十八名难友越狱脱险。

白公馆——国民党战犯管理改造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0年至1955年，白公馆成为战犯管理改造所，其周边新建松山劳改农场、新生工厂，并在松林坡修建看守所（现在仍为看守所）。这里成为战犯改造的大本营，先后关押战犯778人，战犯、反革命722人，外籍战犯11人，刑事犯45人。这个战犯管理改选所摒弃国民党的刑罚折磨，实施人道主义，按照级别实行小、中、大灶，并统一着装，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定期组织犯人进行政治学习，犯人参加劳动还可获得相应的补助。

1950年6月，徐远举（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上将）、周养浩（国民党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处长）、宋希濂（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钟彬（国民党14兵团司令、广州第四编练司令）、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常委）等国民党的战犯被押往白公馆，后又关押廖宗泽（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处长）、黄逸公（国民党军统局业务处处长）、沈醉（国民党军统云南站站长）、宋瑞珂（66军军长）、覃道善（10军军长）、黄维（12兵团司令）、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峻（73军军长）、方靖（79军军长）、刘进（宝鸡警备司令）、李犹龙（西康党部主任）、郭仲容（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派驻延安八路军联络少将参谋）、李修凯（西南特区副区长）、郭旭、吴汝成、沈策等战犯、特务，原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后为国民党军统中校专员）也被关押在这里。

对战犯实行改造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战犯改造问题上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归功于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惩戒和改造政策。对国民党战犯、特务等的改造，党中央制定了“一个不杀”的政策，采取了“不审不判、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方针，实行剥夺自由、强迫劳动、有效监禁的管理原则。正是实施了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使国民党战犯从对抗、观望、迟疑、动摇走上了认罪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的新生之路，创造了把“鬼”变为人的奇迹。

1951年清明，数千群众、烈属，涌至白公馆一带祭扫烈士陵墓，并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为防止群众知道徐远举等被关押在此而冲进来，西南公安部加派荷枪实弹的警卫维护秩序。徐远举惊恐地说：“如愤怒的群众冲进来，会把我们撕成碎片。”贺龙同志到白公馆一带视察，了解到当地群众的纪念活动以及各界人士祭奠活动与管理改造战犯工作发生冲突的情况，贺龙同志做出了另修看守所，将白公馆作为参观场所的指示。于是，在白公馆附近迅速修建了一个看守所（现在的松山看守所），1951年6月上旬，白公馆内的战犯迁至新修建的松林坡看守所（现重庆市公安局收审所）。

白公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6年，原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旧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共青团、民政局负责管理，并作为阶级教育的重要场所向社会公开，接待中外各界参观者。1961年，小说《红岩》出版，极大地提升了作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旧址的知名度。196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采纳罗广斌等人的建议，同意在原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旧址修建纪念馆。1963年周恩来同志又做出在中美所旧址“迁出工厂、修复道路、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1963年11月27日，“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正式以纪念馆的名义对外开放。白公馆的使命又一次发生变化，成为进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基地。1984年，“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被更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它作为一个文物管理单位，积极发挥革命传统教育作用，1986年，邓小平同志为该馆题写馆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88年，该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该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先烈斗争事迹为主题的各类展览展演、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影视作品、曲艺作品等传播载体丰富了人们的眼球，“红岩”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教育了几代中国人，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开朗明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