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西头的柳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闲聊。李支书掏出皱巴巴的烟盒，取出一根已经有些弯曲的香烟，叼在嘴里。

村西头的柳树下，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闲聊。李支书掏出皱巴巴的烟盒，取出一根已经有些弯曲的香烟，叼在嘴里。

“听说了没，刘家老二卖房子了，才住进去没多久。”

“瞎说，那房子不是媳妇父母出的钱？”

“咳，这事儿说来话长…”

我是刘家老二的同学，比他大几岁，在县城开了家小修理铺。春节前，刘家老二的媳妇郑梅在菜场摔了一跤，本以为没事，谁知道后来腰疼得厉害，一查居然是脊椎出了问题，需要手术，还得去省城，前前后后至少要45万。

刘家老二叫刘建军，在乡里的建材厂上班，媳妇郑梅在镇上水果店当营业员。两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又借了郑梅父母的，去年在县城买了套小两居，装修都还没弄好，每月还贷压力不小。这下可好，老婆一病，全家乱作一团。

那天，我去县医院看望郑梅，碰见了刘建军。他眼睛通红，手里拿着一叠资料，是房产中介给的卖房合同。我愣了一下，他苦笑着说：“没办法，嫂子的手术比房子重要。”

走廊上，刘建军点了根烟，烟灰掉在裤子上也没注意。

“二叔，你真打算卖房子啊？这不是刚买的吗？”我小声问。

“能有啥办法？家里能凑的都凑了，还差三十多万。”他搓了搓脸，声音有些哑，“急不得，医生说再观察几天。”

一阵脚步声从楼梯间传来，刘建军的大哥刘建国拿着保温杯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是刘家老大，在外跑运输，常年不着家。这次听说弟媳病了，连夜从外地赶回来。

刘建国五十出头，黝黑的脸上皱纹纵横，眼角布满血丝，看起来憔悴不堪。他拍了拍弟弟的肩，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发现已经空了，随手塞回去。我悄悄地伸出手里的烟，他摇摇头。

“弟，你别急着卖房。”刘建国说，“先回家一趟，我想到办法了。”

刘建军抬头看了看哥哥，欲言又止。他知道大哥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前几年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欠下一屁股债，好不容易还清。这次急匆匆赶回来，估计也是借了钱的。

当天晚上，我送刘建军回家，路过他们家旧宅。那是刘家祖上留下的老房子，两兄弟结婚后各自搬出去了，只剩下几间空房。

刘建国的面包车停在门口。我们走进去，屋里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灰尘在光线中飘舞。刘建国蹲在墙角，撬开一块松动的地板，从下面掏出一个铁盒子，上面落满灰尘，钥匙锁已经锈迹斑斑。

“咣当”一声，刘建国费了好大劲才撬开盒子。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张，还有几张老照片。他翻出一张合同，交给刘建军。

“这是什么？”刘建军疑惑地接过来。

刘建国深吸一口气：“二十年前，咱爸买了块地，当时是和镇上的王老板合伙投资的，签了合同，说好利益五五分成。后来出了点事，这事就搁置了。”

我好奇地凑过去看那张合同。纸张已经发黄，边缘有些破损，但上面的字迹还很清晰，是一份土地投资协议，盖着公章，日期是1998年。

“这有什么用？”刘建军不解地问。

刘建国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前几天我在外地看到报纸，这块地现在已经开发成了商业区，王老板家的公司上个月刚拿到赔偿款和开发分红，按合同，咱家应该有一半。”

刘建军愣住了。

“多少钱？”我忍不住问。

“保守估计，至少七八十万。”刘建国说，“我昨天已经去找了王老板，他一开始不认账，我拿出合同复印件，他才松口。他答应这周给我们结清。”

刘建军手里紧紧攥着那份合同，嘴唇微微颤抖。他没说话，只是站起身来，走到房间另一头，背对着我们。我看到他的肩膀在抖动。

“哥…”他沉默了很久，才回过头，眼圈红红的。

刘建国走过去，拍了拍弟弟的肩膀：“别卖房子了，先用我这些年攒的钱垫上，等拿到那笔钱再还我。”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留给兄弟俩一些私人空间。院子里的老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树下放着一个破旧的木凳，上面摆着半瓶散装白酒和两个小碗，看样子是刘建国刚才放的。

我点了根烟，静静地站在院子里。一条黄狗不知从哪窜出来，在我脚边转了几圈，然后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我。我掏出口袋里的牛肉干扔给它，它一口叼住，摇着尾巴跑开了。

过了半个小时，兄弟俩从屋里出来。刘建国手里拿着那份合同和几张发黄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

“爸以前总说，留着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用的。”刘建国说，“谁能想到，二十年后真派上用场了。”

“爸要是知道，一定很高兴。”刘建军低声说。他们的父亲在十年前就去世了，母亲随后也离开了人世。

三天后，奇迹发生了。王老板真的兑现了承诺，给刘家转了七十五万元。这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了。刘建军第一时间拿钱去医院，为郑梅安排了手术。

手术那天，我陪着刘建军在手术室外等候。刘建国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放在走廊的长椅上，然后默默地蹲在墙角抽烟。走廊的窗外，能看到医院后院的一棵桃树，已经开了花，粉白相间，在春风中摇曳。

刘建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合影。照片上，年轻的刘父刘母站在中间，两兄弟站在两侧，大概是二十多年前拍的。

“那时候，爸妈还想着给我和哥各买一栋房子。”刘建军轻声说，“后来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没了下文。”

我点点头，记得那段时间，刘家确实经历了一些困难。刘父的工厂倒闭，欠了一些债，两兄弟都早早辍学打工。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那块地的事情已经黄了。”刘建军继续说，“爸临走前，把那个铁盒子交给我哥，说里面有贵重东西，让他保管好。”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提起？”我好奇地问。

刘建军苦笑：“我哥说，他一直以为盒子里只有些老照片和存折，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份合同。这些年他在外地跑运输，很少回家，盒子就一直放在那…直到这次。”

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医生走了出来，说手术很成功。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刘建军激动地握住医生的手道谢，刘建国则在一旁默默抹眼泪。

“你嫂子没事了，太好了。”他喃喃地说。

郑梅被推出手术室时，脸色苍白但还算稳定。护士说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刘建军连连点头。

一周后，郑梅的情况明显好转。那天，我去医院探望，看到刘建国和刘建军坐在病房里，郑梅靠在床头，三人边吃水果边聊天，气氛轻松了许多。

“谢谢大哥。”郑梅对刘建国说，“要不是你找出那份合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建国摆摆手：“是爸留下的福气。”

郑梅点点头，又看向刘建军：“你这段时间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几天，看起来比我还憔悴。”

刘建军笑了笑，转向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不急，”刘建国说，“等把你们送回家再说。这次回来，我打算休息一阵子，可能不再跑长途了。”

“真的？”刘建军惊讶地问。

“嗯，”刘建国点点头，“这些年在外面跑得够累的。朋友给介绍了个县里的活，虽然收入没那么高，但至少能常回家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刘建国说起自己的打算。印象中，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很少停留。

“对了，”刘建国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剩下的钱，扣除手术费和这段时间的开销，还有二十多万，你们拿去还房贷吧。”

刘建军一时语塞，握着信封的手微微发抖。

“哥…这钱…”

“拿着吧，”刘建国打断他，“你们的房子不容易，别卖了。妈要是知道你们买了新房子，一定很高兴。”

我看到刘建军眼里泛起泪光，郑梅也低下头抹眼泪。

这时，一个护士推门进来：“探视时间到了，请家属只留一人陪护。”

我和刘建国起身告辞。走廊上，刘建国默默地掏出烟，想了想又放回口袋。

“知道吗，那天晚上我翻出合同后，在屋子里坐了很久。”他突然说，“我在想，如果早点想起这事，或许就不会这么难了。”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爸妈走得早，这些年我一直在外跑，也没顾上弟弟。”刘建国继续说，“幸好这次…”他没说完，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走到医院门口，看到几个卖花的小贩在摆摊。刘建国买了一束康乃馨。

“给弟媳妇的？”我问。

他笑了笑：“不，我想去看看爸妈。”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点点头：“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他说，然后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后来，我偶尔会去郑梅家里帮忙。她术后恢复得不错，虽然还需要定期复查。刘建军重新装修了新房子，郑梅的父母也经常来帮忙。刘建国在县里找了份工作，周末会来看他们。

有一天，我帮刘建军搬东西，无意中看到他书桌上放着一个新相框，里面是那张老照片的翻拍版，四口之家，笑容灿烂。相框旁边，还有一份装裱好的合同复印件，被小心地护在玻璃框里。

“那份原件呢？”我好奇地问。

刘建军微微一笑：“放回铁盒子里了，和其他东西一起。”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有些东西，保存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就像那份尘封二十年的合同，它连接的不只是一笔意外之财，还有一家人割不断的羁绊。

刘建军送我到门口时，小区里的广播正在播放着欢快的音乐。几个孩子在草坪上追逐打闹，一位老人坐在长椅上看报纸，手边放着一个老式收音机，播着过时的歌曲。

“对了，”刘建军突然说，“我哥下个月要搬过来住了，就在我们楼下那套房子。”

“真的？”我有些惊讶，“他不是一直喜欢住老宅吗？”

“是啊，”刘建军笑了，“但他说想离我们近点，也能照顾嫂子。”

远处，夕阳映红了半边天。我忽然想起那个装满往事的铁盒子，不知道它是否还藏在老宅的地板下，等待着某一天，再次被人发现，点亮另一段被遗忘的记忆。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永远失去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认为无足轻重的细节，却在关键时刻改变一切。正如那份尘封二十年的合同，静静地等待着它注定的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来源：安安爱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