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比毛主席时代好吗？”1991年初夏的韶山冲，毛家饭店大堂里飘着红烧肉的香气，一位金发碧眼的女记者突然把录音笔递到汤瑞仁面前。正在擦桌子的老板娘直起腰，黝黑的脸庞泛起笑意：”记者同志，您这个问题倒让我想起十年前的腊月——那年我挑着绿豆粥走山路，
“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比毛主席时代好吗？”1991年初夏的韶山冲，毛家饭店大堂里飘着红烧肉的香气，一位金发碧眼的女记者突然把录音笔递到汤瑞仁面前。正在擦桌子的老板娘直起腰，黝黑的脸庞泛起笑意：”记者同志，您这个问题倒让我想起十年前的腊月——那年我挑着绿豆粥走山路，脚下一滑摔进沟里，粥桶倒扣在头上，乡亲们都说我成了'白毛女'哩！”
这段带着乡音的打趣，让原本紧张的采访氛围瞬间松快。汤瑞仁转身从柜台取来茶壶，给记者续了杯浓茶。窗外，毛泽东故居的参观队伍正蜿蜒如龙，人群中有穿中山装的老人，也有戴蛤蟆镜的时髦青年。这个场景恰似时代更迭的缩影，而毛家饭店恰好处在新旧交汇的漩涡中心。
1949年之前，汤瑞仁和大多数韶山妇女一样，过着”三更推磨五更炊”的日子。她至今记得十八岁嫁到毛家那天，陪嫁的樟木箱里只有两件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转折发生在1959年6月，毛泽东回乡时特意绕道到她家水塘洗手，临走前嘱咐生产队长：”莫让群众饿着肚子搞生产。”这句话成了她前半生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她仍坚持每天清晨烧两锅开水放在门前石墩上。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韶山冲时，汤瑞仁已年过半百。1984年深秋，她发现毛泽东故居前常有人饿着肚子徘徊。某个寒露未晞的清晨，她挑着竹筐挨家挨户借绿豆，左邻右舍都以为她要熬粥救济困难户。当第一桶绿豆粥在故居前飘起甜香时，她颤巍巍地竖起木牌：”五分钱管饱”。这个定价让路过的镇干部直摇头：”成本都不够，您这是做慈善还是做生意？”
有意思的是，这桩看似亏本的买卖竟滚出了雪球效应。有位上海游客喝完粥硬塞给她五块钱：”阿婆，这是给革命老区的心意。”她追着要找零，游客早已消失在参观队伍中。这种”半卖半送”的模式持续了三年，竹筐换成铁桶，铁桶换成板车，直到1987年清明节，她发现自家堂屋挤满了等位的食客——原来游客们早把”到毛家喝粥”当成了韶山游的保留项目。
开业当天的场景颇具戏剧性。汤瑞仁举着新制的”毛家饭店”木匾，突然听见人群里传来啜泣声。挤进人群一看，是位拄拐杖的陕北老汉正对着毛主席画像抹眼泪：”当年在延安，主席请我们吃过这样的红烧肉啊！”这声感慨成了最好的开业广告，当天准备的三十斤猪肉不到晌午就见了底。
随着饭店生意日渐红火，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亲戚劝她改卖”时髦的汉堡包”，有游客抱怨”菜式几十年不变”，最尖锐的批评来自某位经济学教授：”守着伟人光环做生意，本质是消费历史。”面对这些声音，汤瑞仁总是指着墙上发黄的合影：”58年大炼钢铁，我把婚床都劈了当柴烧；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喝野菜汤省下粮食给公社食堂。现在政策允许老百姓开饭店，我汤瑞仁对得起天地良心。”
1991年那个闷热的午后，外国记者显然有备而来。当汤瑞仁用”白毛女”的玩笑岔开第一个敏感问题时，记者紧接着抛出更尖锐的提问：”如果用百分比来分配功劳，您认为毛主席和邓公各占多少？”在场众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后厨切菜的伙计都停下了刀。
汤瑞仁摩挲着围裙上磨旧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目光掠过饭店门口络绎不绝的游客。穿的确良衬衫的个体户正与戴红袖章的退休干部同桌吃饭，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举着新买的傻瓜相机拍照。她转身从柜台取出两样东西：1959年毛泽东用过的搪瓷杯，1987年领到的个体工商户执照。
“记者同志，您见过洞庭湖的闸门吗？”她将两件物品并排放在八仙桌上，”没有毛主席打下江山，我们连修闸门的地基都没有；没有邓公打开国门，江水永远流不进良田。您硬要问百分比，我只能说——”她突然提高嗓门，用韶山土话迸出一句：”秤杆离不得秤砣，老汉离不得老婆！”
满堂哄笑中，这句充满乡土智慧的比喻不胫而走。后来有学者分析，这个回答暗合了”两个不能否定”的历史观；有作家赞叹，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辩证法；而在普通游客记忆里，这是毛家饭店永远的活招牌。
来源：历史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