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这个娃,怎么想不开?六百三十五分啊,清华北大都够了,偏要去军校?」村支书老李拍着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惋惜。
「你这个娃,怎么想不开?六百三十五分啊,清华北大都够了,偏要去军校?」村支书老李拍着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惋惜。
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高考成绩出来的第二天,村子里炸开了锅。
自从建村以来,我是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可我却选择了一条令人费解的路。
我叫周明志,出生在苏北一个叫杨柳湾的普通农村,父亲周长河在县里的国营纺织厂做工人,母亲刘巧云在生产队干活。
家里的土坯墙上,挂着我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一张奖状,那些泛黄的纸张是父母最骄傲的"墙纸"。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经常聚在一起纳凉,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谁家娃娃考了第一,谁家的地打了好收成。
「长河家的明志又得奖了,这娃子真争气!」村里的张婶总爱这么说,每次都让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那会儿家里条件不好,一个煤油灯照着我写作业,母亲就在旁边纳鞋底,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生怕我打瞌睡。
父亲下班回来,总会带着厂里的工友们谈论的新鲜事,那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明志啊,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这个穷山沟。」这是父亲的口头禅,说得多了,也成了我心里的种子。
日子虽苦,但也有盼头。
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而来,父亲所在的纺织厂难逃厄运。
我高二那年冬天,厂里开始裁员,父亲拿到了一纸下岗通知书和几千块钱的补偿金。
那晚,月光透过窗户的破洞洒进来,我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压低声音的争执。
「咱家就这一个儿子,不能让他的学上不成。」父亲的声音坚定得像门前那棵老槐树。
「可是……咱们哪来那么多钱啊?光学费就要好几千,还有生活费、参考书费……」母亲啜泣着问。
「卖地、借钱,我出去找零工,总有办法的。日子再苦,也得让娃子出头。」
第二天清晨,鸡还没叫,父亲就起床了,简单吃了几口咸菜稀饭就出门了。
母亲红着眼睛给我做早饭,见我醒了,忙擦掉眼泪,挤出笑容:「快吃,凉了不好吃。」
那碗里飘着香气的鸡蛋面,是母亲用攒了好久的鸡蛋做的,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心头发热。
那一年,村里人都在议论国企改革,说着谁家的顶梁柱下岗了,谁家为了生计去了南方打工。
父亲白天给建筑工地运砖,晚上到县城的饭店洗碗;母亲在县城找了个服装厂的缝纫活,还承包了村里一小块菜地。
我放学回家,常常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弯着腰缝制衣服,手指被针扎得满是茧子和血痕,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伴随着她小声的叹息。
「娘,你歇会儿吧,我给你捶捶背。」我心疼地说。
「不急,娘不累。」她总是这样回答,然后掏出藏在枕头底下的零钱,「这是娘这个月省下的,你拿着买几本参考书。要考就考个好大学,别像你爹娘这样苦一辈子。」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穿着单薄的棉袄在工地上干活,手上裂了好几道口子,晚上回来还要用碘酒消毒,疼得直咧嘴,却不让我和母亲看见。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父亲偷偷把他的补偿金藏在一个生锈的铁盒子里,上面写着"明志大学基金"。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再为钱发愁。
高考前的那个春天,我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点着煤油灯复习,直到村里的大喇叭响起,广播着"早安曲"和村里的大事小情。
母亲总是比我起得还早,烧好热水让我洗脸,做好热乎乎的早饭。
「娃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尽力就好。」她总这么安慰我,可我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高考那天,父亲难得地请了假,母亲也放下手里的活,两人站在学校门口,目送我走进考场。
父亲穿着那套已经洗得发白的"国营标配"中山装,母亲戴着她唯一一条花头巾,额头上的皱纹比去年更深了。
出考场时,看到他们焦急等待的身影,我心里既有压力,也有温暖。
放榜那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班主任王老师骑着自行车亲自送通知单到我家,635分,全县第三名。
父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泪纵横。
母亲拉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说:「好儿子,好儿子……」
村里人闻讯赶来,挤满了我家那个狭小的院子。
「明志有出息了,以后就是城里人了!」邻居张婶一边帮忙端茶倒水,一边笑着说。
「周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个大学生!」村里的老人们感叹道。
王老师拿出几所名牌大学的招生简章,推荐我报考北京或上海的名校。
「凭这个分数,清华北大都有戏啊!」他兴奋地说。
大家都在畅想我的光明前途,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那个晚上,待客人都散去,我一个人坐在屋后的小板凳上,望着满天繁星,思考着未来。
我翻开了一份不同的招生简章——国防科技大学。
全额奖学金,毕业分配工作,还有不菲的津贴。
我算了算,每月能寄回家不少钱,父母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操劳过度了。
第二天,我把决定告诉了父母。
「爹,娘,我想报考国防科技大学。」早饭桌上,我鼓起勇气说道。
母亲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那不是当兵的学校吗?」
父亲皱着眉头,放下筷子:「为啥不考清华北大?王老师不是说你分数够吗?」
我把招生简章递给他们,指着奖学金和津贴的部分:「在这读书,不用你们花钱,我还能每月给你们寄钱回来。」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娃啊,我和你爹不图你回报,只要你有出息,受苦的日子熬一熬就过去了。」
父亲没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大家又议论开了。
「这娃子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好好的大学不上,去当兵?」
「听说军校可严了,天天操练,跟坐牢似的!」
「可惜了这么高的分数,糟蹋了啊!」
王老师听到我的决定后,急得直跺脚。
他专程来家里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我:「明志啊,你知道你这个分数能上什么学校吗?将来在北京上海工作,那多风光啊!」
「老师,我心里有数。」我固执地回答。
「你这是犯傻!」王老师气得直摇头,「放着大好前途不要,非得去吃那个苦?」
村里人也纷纷劝我:
「读军校,将来就得听人指挥,动不动还要换地方,哪有在大城市自由自在好?」
「人家高考没你一半分都上名牌大学,你倒好,往火坑里跳?」
「周家这孩子,怕是被高兴冲昏了头脑。」
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父亲始终没有表态。
直到一天晚上,他叫我去他和母亲的房间。
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床头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是父亲最珍贵的财产。
破旧的木床上,摆着他珍藏多年的一个铁盒子,就是那个写着"明志大学基金"的盒子。
「这里面除了给你上学的钱,还有点东西。」父亲打开盒子,里面除了几沓票子,还有一枚已经褪色的军功章和几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一个挺拔的年轻人身着军装,站在军旗下,眼神坚毅——那是年轻时的父亲。
「你爹本来可以留在部队的,是正经的军人。」母亲在一旁补充道,眼里满是骄傲,「当年在部队立过功,是连里的标兵。」
「为啥回来了?」我好奇地问。
「因为爷爷病了,需要人照顾,又赶上国家精简军队,我就申请转业回来了。」父亲抚摸着那枚军功章,眼里闪着光,「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军营多待几年。」
父亲的目光变得深远:「那会儿,每天起床看到冉冉升起的国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后来回到地方,进了纺织厂,虽然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但那种感觉,再也没有过。」
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讲他的过去,第一次知道原来我选择的路,曾是他未能走完的梦。
「你真想去军校?」他问,声音低沉而严肃。
「嗯。」我点点头,「我想让您和娘过上好日子,不用再吃苦了。更重要的是,我也想像您年轻时那样,穿上那身军装。」
「傻孩子,」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有泪光闪动,「我和你娘这辈子没什么追求,就希望你能按自己的心愿活着。选哪条路,都是你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真想去,我和你娘支持你。」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默默点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从小到大,他们再苦再累,从未让我为家里分担过什么,只为了给我选择的自由。
而现在,我想做的选择,恰恰是为了回报他们,也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梦想。
第二天,我郑重地填报了志愿——国防科技大学。
当村里人再次议论纷纷时,父亲罕见地发了火:「我儿子的事,他自己拿主意!谁再说三道四,别怪我翻脸!」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村里人也都噤了声。
录取通知书很快就来了,厚厚的一个信封,里面有入学指南和军装尺寸表。
母亲看着那张印有军徽的通知书,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下可真要离家远了。」
父亲却显得格外精神,走路都有了精气神:「好好锻炼身体,别给部队丢人!」
开学前的那些日子,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生怕我去了军校会吃不饱。
父亲则带我去县城买了一个结实的行李箱和几套内衣,还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等你穿上军装,我们再照一张。」他说。
乡亲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不再说我傻,而是带着几分敬意:「明志这娃子,有志气!」
甚至有人专门来问我军校的情况,打算让自家孩子也报考。
开学那天,村里难得地下了一场小雨。
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车站,后座上载着我和那个并不大的行李箱。
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但他执意不肯打伞:「没事,到了车站就干了。」
母亲站在村口,不停地擦着眼泪。
临别时,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缝的两套换洗衣服和一沓信纸。
「有啥想家的,就写信回来。」母亲抹着眼泪说,「记得多穿衣服,别冻着。」
「知道了,娘。我会好好的。」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看见站台上父亲挺直的背影和母亲不停挥动的手,心里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坚定的决心。
父亲脱下帽子挥了挥,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他年轻时军装笔挺的样子。
军校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艰苦。
五点起床,早操、上课、训练,严格的作息让我这个农村孩子也吃不消。
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煎熬——同学们大多来自城市,谈论的话题我常常插不上嘴。
有人讨论最新的港台流行歌曲,有人聊着大城市的繁华夜景,而我只知道村里广播站放的《东方红》和县城唯一的电影院。
还有人听说我高考六百多分却来了军校,嘲笑我「脑子有问题」。
第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决定。
深夜里,听着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我常常偷偷流泪,想起家里的那盏煤油灯和母亲的唠叨。
「周明志,你站军姿怎么歪七扭八的?重来!」教官的呵斥声把我拉回现实。
那一刻,我咬紧牙关,告诉自己:不能服输,不能让父母失望。
第一个月,我瘦了十多斤。
每晚熄灯后,我都会偷偷拿出母亲给的信纸,写下白天的经历,又一张张撕掉——不能让家里人担心。
最后寄出的信里,只有「一切都好,饭菜很香,同学很友善,训练很有趣」这样的客套话。
但父母似乎看穿了我的伪装。
父亲的回信里满是鼓励:「男子汉大丈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爹相信你能挺过去!」
母亲则絮絮叨叨地叮嘱我多穿衣服,按时吃饭,还夹了几张她做针线活攒下的零钱。
看着那些皱巴巴的票子,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那天晚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慢慢地,我适应了军校的节奏,身体也结实了起来,训练中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半年后,我因为射击成绩优异,被评为班级标兵,还立了三等功。
这个消息让父母欣喜若狂,父亲特意去村委会广播站播报了这个消息,让全村人都知道了。
「周长河家的儿子在军校当了标兵了!」这话传遍了村子,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开始对父母另眼相看。
第一次休假回家,我穿着笔挺的军装,带着第一份津贴和一些军用品。
一下火车,就看到父亲早早地站在站台上,头发白了许多,但精神比从前好。
「儿子!」他远远地就认出了我,激动地挥着手。
回村的路上,他兴奋地告诉我,用我寄回的钱,他和母亲开了个小卖部,生意还不错。
「你娘说了,不能让你的钱白花,得做点事业。」父亲骄傲地说。
村口,母亲和一群村民等在那里。
「儿子回来了!」母亲远远地就认出了我,小跑着迎上来,眼里满是欣喜。
她摸着我结实的胳膊,又哭又笑:「瘦了,也壮实了。」
村里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军校的情况,眼神里不再有嘲笑,而是满满的羡慕和尊敬。
「明志,穿上军装真神气!」
「这孩子有出息了,当初我们都看走眼了!」
曾经最看不起我选择的老支书,此时也笑呵呵地走过来:「好啊,好啊,咱村又添了一个当兵的,光荣哪!」
晚饭后,父亲拿出一瓶珍藏的白酒,给我倒了一杯。
「儿子,在学校受委屈了吧?」他轻声问。
「没有,挺好的。」我笑着说,但眼泪却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当初的选择,后悔吗?」
我摇摇头,举起酒杯:「不后悔。」
那一刻,我想起了军校里的苦与累,想起了被嘲笑的日子,但更多的是成长的喜悦和父母脸上的笑容。
父亲与我碰杯,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好样的,这才是咱周家的儿子!」
那个假期,我帮着父母打理小卖部,还请了木匠给家里修缮了房子,换上了新门窗。
临走前,我去看望了王老师。
他捧着我带去的礼物,感慨万千:「明志啊,当初是我看走眼了。这条路,你走得挺好!」
回军校的路上,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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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我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军官。
那天,父母特意穿上了新衣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看着我肩上的军衔,父亲红着眼睛说:「儿子,你圆了爹的梦。」
十年过去了,村里的面貌已经大变,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电视机进了农家院,甚至有了宽带网络。
更可喜的是,继我之后,村里已经有七八个年轻人考上了大学,有两个还报考了军校。
「都是你小子带的头啊!」老支书拍着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自豪,「看到没,村委会门口的光荣榜上,你是第一个!」
父亲告诉我,村里现在有了奖学金,专门资助考上大学的孩子。
「第一笔捐款,是你寄回家的第一个月军饷。」父亲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那时候我就知道,你选的路没错。」
二十年过去了,我已是团级军官,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
每次休假回乡,总会去看看高中的校园。
那里的墙上,挂着历届优秀毕业生的照片,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旁边写着我的高考分数和去向,下面还有一句话:「选择军校,报效祖国。」
如今,父母已年过七旬,但因为生活无忧,气色反而比年轻时还好。
父亲时常带着孙子去村头的广场,指着那面每天升起的国旗,讲述爷爷曾经的军旅生活。
「你爸爸和爷爷都是军人,将来你也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亲总这么对孙子说。
母亲则常常感慨:「当年那些说你傻的人,现在谁不羡慕咱家?」
前几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村里新支书打来的。
他说村里要建一个小型图书馆,希望我能回去参加剪彩仪式。
「这事还得感谢你呢,」他说,「当年你那六百三十五分选择军校,给多少人树立了榜样啊。现在咱村的娃娃们,都以你为榜样,说要学习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权。」
放下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星空,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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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三十五分给了我选择的资格;而我的选择,改变了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在那个山沟沟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一家人靠着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走出了自己的路。
如今站在人生的路口回望,我终于明白,所谓成功,不是外界的评价,而是内心的坚定与问心无愧。
那份选择,成就了无悔的人生。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