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此行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医治战争创伤”的问题后，飞机再经香港飞往北京，他那两个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已经从华盛顿赶到香港，等候上机。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此行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医治战争创伤”的问题后，飞机再经香港飞往北京，他那两个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助手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已经从华盛顿赶到香港，等候上机。

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他头脑里想的整个都是中国问题。有人回忆他这次访问，说他此次去北京更是显得踌躇满志、甚为自得。因为最令他头痛的越南战争刚刚停止，他与越共的谈判专家黎德寿上个月刚刚在巴黎达成了停战的最后协议。

在与黎德寿的长期谈判中，两个代表团都是各吃各的饭，互不来往共餐。不像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上午可以在会上喊着“打倒美帝”的口号，下午却可以笑着与你同餐共饮，甚至用筷子给你挟菜。这次达成最后协议，美越两国代表团终于共同围着一张餐桌，吃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顿饭，还相互敬酒祝贺。美国终于能从越南脱身了，剩下该做的就是考虑怎么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了。

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在国内的地位加强了，这使总统有机会逐步兑现在第二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诺言。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奉总统之命飞来北京的。如果说1972年美中关系有了惊人的突破，那么1973年总统连任之后双方应该在朝着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

他在2月上旬离开华盛顿之前，基辛格曾经指示霍尔德里奇起草一份可供选择的方案，列出美中双方可以在目前尚未建交的情况下设立哪几种使团。他当时就叮嘱说：从目前事实出发，设立大使馆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需要有外交使团的地位。

他刚才看了看霍尔德里奇从香港上机后交来的方案报告，所列的办法中有：“贸易使团”、“利益小组”、“联络处”、“领事馆”。

领事馆是最不可取的，因为领事馆不一定具有外交使团的地位。看来，霍尔德里奇的思路是一些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曾经使用过或者可以考虑使用的解决办法，用以保持双方的官方接触。美国在古巴曾设立过某种“利益小组”。

基辛格向霍尔德里奇询问：哪一种选择容易为中国方面所接受？

霍尔德里奇答道：我个人认为提出设立贸易使团的办法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他问：何以见得？

霍尔德里奇解释说：早在去年(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之前，中国方面在一个“友好”协会的支持下，日本方面由一个“私人”商业团体出面，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办事处”。双方通过这些办事处，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

这种办法对中国人来说丝毫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困难。

他想了想，又问：“联络处”是个什么概念？

霍尔德里奇说：这是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概念，我想“联络处”的成员可以是常驻外交官。

他稍作考虑就说：这次会谈，我们将日本方式的互派贸易使团作为首选办法，向周恩来提出。

基辛格的专机在广州稍作停留后又往北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时已经是2月15日下午。他感到在北京受到的欢迎要比前几次热烈，他的专机破例地被引导驶至机场的主楼前，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来到舷梯前迎接时，笑容可掬。他知道，中国领导人十分高兴看到尼克松连任总统。

他先后来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时，竟然发现解放军卫兵向他立正敬礼，这是前几次访问所没有过的，他挺愉快地举手还礼。他甚至得意地对周恩来说，我当过兵，我的军礼是很娴熟潇洒的。

他与周恩来都是深谙谈判艺术的大师，能从谈判中品味一种独有的欣悦。一年前，中国曾把越南战争和台湾问题视为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两大障碍。现在美国终于在巴黎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心从印支撤退，从而消除了中美改善关系的一大障碍。在这次访华的会谈中，基辛格对周恩来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设想在总统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

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

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逐步缩小，所以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为此，双方约定要扩大两国在各方面的接触。

两人讨论到双方设立使团机构问题时，周恩来很快就作出了反应。

据当时在场的霍尔德里奇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记述：

周恩来注意地倾听了基辛格博士提出的意见并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后，毫不迟疑地同意采取设立“联络处”的方案。更有甚者，周在稍加思索后，不仅要求在华盛顿设立的中国联络处同在北京设立的美国联络处在规格上必须是相等的，而且他立即提出设立联络处的有关事项：人员享受外交特权，通讯往来要可靠安全，从有关部门获得安全保卫，以及东道国协助解决联络处人员的住房用地和办公场所用地等等。

此外，他还敦促要尽可能快地开设联络处。我们就自己方面作了一番计算和考虑，得出结论：由于考虑到本国政府机构的手续程序，设立联络处最早的时间大致也要到5月中旬。于是，基辛格博士和周总理一致同意我们的意见：立即着手进行筹备，联络处按照上述日期开设。

其实，中国的档案材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1971年5月间就考虑过设立联络处这个意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中美关系正常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设立联络处将是朝前迈了一步；同时，联络处的建立并不与反对任何形式上“两个中国”的政策相抵触。这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法，是独一无二的，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先例的。

2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第三次会谈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说，关于我们昨天讨论的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用复述的方式告诉他，毛泽东主席了解到，你们在中美关系上准备采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你刚才讲的联络处，不作为正式外交机构，但享受外交待遇，可以做正式外交机构可做的一切事情。第二阶段，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主席还了解到，美方将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实现这两个阶段。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表示，这就是我们的意图。说罢，他从周恩来脸上的神情看出了亲自掌握着双方会谈的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他并猜想今晚有可能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晚餐后，晚10时15分开始，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4号楼旁的3号楼举行双方第四次会谈。晚11时左右，周恩来正在谈国际形势，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匆匆走进会场，迅速递给周恩来一张字条，又匆匆出去了。

周恩来很快地扫了一眼字条，用一分钟将刚中断的话题说完，就宣布：“博士先生，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泽东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同去。”

这次专门点了温斯顿·洛德同去，又一次体现了周恩来用心之细。这是给洛德一个机会，可以第一次出现在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上。1972年毛泽东会晤尼克松时，洛德担任记录也在场，但美国方面要求中国不要把洛德的名字写入公报，并把其从照片上剪掉，以免触犯国务院，因为国务院的官员一个也未获参加。

周恩来这次这样一宣布，是给洛德的一个补偿，但也就等于将基辛格的其他随行人员都排除在外了。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破格的接待。按照外交惯例，毛洋东没有礼仪上的理由会见基辛格博士，这次接见的本身意味着毛泽东对中美关系迈出新步子而给予的赞许和重视。

会谈暂停，大家立即出了3号楼，大红旗车已经停在楼前。

车子从钓鱼台驶进灯火辉煌的中南海门口时，洛德瞧了一下手表，刚是夜里11时30分。

1973年2月17日晚间11时35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作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FRIENDSHIP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坦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的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

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在将转入谈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下来，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就我们的孤立。

在会见时，基辛格细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他觉得眼前这个老人虽说也是高龄，动作已经迟缓了，但思维竟然如此敏捷睿智，眼光如此广阔深邃，谈话如此幽默轻松。

后来他常说，听毛泽东谈话使他感到了一个世纪伟人的魅力。他觉得毛泽东要比一年前在此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好多了，他看出毛泽东皮肤的浮肿已经消失了，眼睛也比去年灵活有神。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

2月18日凌晨1时10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又从门外走进书房里来。

基辛格知道会见要结束了，就说：主席，我真的发现你的气色要比去年好。

毛泽东不要别人搀扶，自己站了起来，笑着说：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你看，摄影师已经进屋来“攻击”我们。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上次无法与她及罗杰斯国务卿会面。

这天天亮不久，一张还带着油墨清香的《人民日报》送到了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4号楼的套间里。这份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一起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通栏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基辛格看了格外高兴，据他身边的人说这天早上博士的食欲特别佳。

这天下午2时35分至晚7时，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了第五次会谈。两人共同商讨了两国互设联络处的若干细节。基辛格向中国方面通报了美国准备对欧洲和中东采取的新的外交主动步骤。

中方也对美方表示了好意，同意在越南释放美国战俘的时限内，释放两名在越南战争中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

双方还谈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唐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

此人于1952年11月29日乘间谍飞机窜入中国东北境内收集情报，被中国逮捕，并于1954年11月判处无期徒刑。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期间，美方多次提出要人而未获解决。1971年12月13日唐纳被减刑，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此次，中国方面向基辛格暗示，只要美方提出其家庭有困难就可以提前释放。

基辛格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不到一个月，唐纳的老母亲生病，美方将此事通知了周恩来。没几天，即1973年3月12日，唐纳获释后经深圳出境回国。这样，中美两国在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笔老账也就解决了。

唐纳还没有从香港回到美国，1973年3月17日，尼克松总统就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美国将于5月1日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在美国政坛很有威望的老资格外交家戴维·布鲁斯出任联络处主任。

1973年3月上旬，中央已经确定了由黄镇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当时，美方已来通报，即将宣布由72岁高龄的资深外交官布鲁斯主持美驻北京联络处。据了解，这位戴维·布鲁斯在派到中国任职前为美国驻英国大使，还担任过美国驻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大使，不久前担任越南问题巴黎会谈的美方代表团团长。他在美国当时的驻外使节中，无论资历和地位都是最高的，是美国外交界的“大老”级人物。

其熟悉欧洲事务，为人老成持重、处事谨慎，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深为信任的朋友。其对中国事务并不熟悉，对中国也知之甚少。考究其与中国的关系，就只有夫人伊万杰琳·布鲁斯曾在1948年跟随外交官父亲在北平呆过一年，长大后还学过中文而已。

据美方报纸披露，当时美国国务院有好几位高级外交官都对驻北京的职务翘首以待，跃跃欲试。

中方曾分析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什么选中对中国事务并不熟悉的布鲁斯。原因是与当时的政局与领导人办事的风格有关。尼克松上台后开始大力调整美国外交战略，从亚洲收缩兵力，力图摆脱越战泥潭，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加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欧洲的战略地位，为此需要打开同中国的关系，以便施展“均势外交战略”。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太信任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这种官僚机构，总想把对外大权集中于白宫，便于发号施令和进行秘密外交活动。这时，中美关系刚刚打开，双方之间都有很多敏感问题，布鲁斯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均势外交”战略而又谨言慎行，因而被选中。

美方派出的是最有威望的外交官，中方当然也相应考虑派出最有资格的外交官。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3年3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拟关于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人选的口信稿，并致信毛泽东：美现派高级外交官来任驻京联络处主任，我拟相应地派黄镇大使去任驻华盛顿我联络处主任，以利推动工作开展。毛阅后批示“照发”。

黄镇夫妇于3月30日回到北京当天，外交部即宣布任命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大使衔），原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韩叙为副主任（大使衔），但尚未对外公布。

两个星期以后，4月12日，黄镇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邓小平自“文革”动乱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并同中外人士见面。邓小平一露面，立即为众多外国记者所关注，次日即成了所有的西方大报的头版重要新闻，有记者称“在周恩来的这次宴会上唱主角的并不是西哈努克，而是比西哈努克个子还要矮一点的邓小平”。

就在这个宴会后的深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接见黄镇和韩叙等人。

5月29日上午11时30分，黄镇率领驻美联络处的第二批工作人员飞抵华盛顿（此前，韩叙率联络处第一批工作人员已于4月下旬抵达)。

当天下午，早就在巴黎渠道数次见面的基辛格与黄镇就会见了。黄镇将一份需要拜会名单交给基辛格。基辛格刚刚接过名单时，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就说：“在美国，你可以会晤你愿意会见的任何人，可以访问除核武器试验场以外美国的所有地方。”

黄镇向基辛格发出了到联络处赴宴的邀请：“博士，我们从中国带来了很优秀的厨师，改天我想请您去我们联络处赴晚宴。”

基辛格说：“很遗憾，我已有个规定，任何使馆的宴会都不去。因为一且开了这个头，我这个国务卿就要跑遍华盛顿的150个使馆。”

机敏的黄镇笑着说：“我可以提醒你，目前我们那儿还不是大使馆，我们是联络处。”

基辛格听了大笑，也机智地应答：“对。驻华盛顿的任何联络处发出的邀请，我都将接受。”

次日上午，黄镇就被尼克松总统请进白宫。这是美国政府所给予的非同寻常的礼遇。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发的报道说的：

中国大使抵达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坐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金黄色的扶椅上了；他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非同寻常的。与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的大使，有时候还得等上一两个月才能见到总统…

黄镇给尼克松总统捎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这对于正在被愈演愈烈的“水门事件”困扰不已的尼克松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

尼克松对黄镇说：希望不久有再次访问中国的机会。

尼克松说：我多次听基辛格博士和沃尔特斯将军谈起过你，谈到您对促进我上次访问中国所做的许多工作，我在此表示感谢。也对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先生在北京所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

尼克松告诉黄镇说：

“三百多年前的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横穿大西洋移民来到这块北美洲大陆，在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港登岸，他们所搭乘的一条船的名字就是五月花号。他们在新英格兰一带移民，并订立了一个约法《五月花公约》。从此以后，五月花就象征美国的开始，您下榻的五月花旅馆，就是用这条船名来命名的。”

尼克松谈起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开拓精神时，颇带感情地说：“黄大使到美国，也是来开辟新天地的。”

黄镇擎起右手，像举起一只酒杯来祝愿：“愿五月花为中美两国人民开放！”

尼克松将手举在空中作碰杯状，并开玩笑说：“如果出了差错，我们就把基辛格的官撤了。”

没几天，美国方面给接通了直达白宫的热线电话，可以有事随时联系。

没多久，尼克松派“空军1号”总统专机，专程将黄镇夫妇接到西部白宫——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南的圣克利门蒂做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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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