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黑得早了。刚过五点,我手机里的闹钟响了好几次,才勉强睁开眼。老顾问我要不要再睡会儿,我摇摇头,起身去厨房烧水。
天黑得早了。刚过五点,我手机里的闹钟响了好几次,才勉强睁开眼。老顾问我要不要再睡会儿,我摇摇头,起身去厨房烧水。
“那碗底下压着感冒药,记得吃。”她在卧室里喊。回来的路上雨下大了,我头一个小时还好,后来就开始打喷嚏。
水壶响起来,我往老顾杯子里倒满温水,自己的是滚烫的。枸杞散在杯底,一冒热气就慢慢膨胀,跟赤豆似的,飘上漂下。
老顾是我在县城电力公司工作的同事,2008年退休的。连退休证都还没热乎,就因为换肾去了北京,一住就是三个月。自那以后,她精神比我还好,每天早起去老年大学,说是学绘画,拍回来的全是跳广场舞的视频。
“老黄,你这钥匙收好,要不挂在包上拉链那个环上?不然整天丢三落四。”她又叫我了。
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她,余光扫到院门进来个人影。是刘勇,大伯的小儿子。他长得真像大伯,总是浓眉大眼,一脸倔强相。不过他穿得精神,一条浅色牛仔裤,衬衣领口露出来一点,外套是灰色的。
“小刘来了,快进来坐。”我拿旁边凳子上那堆快递盒子让地方。
“六叔,是有点事。”他脸色不太对。
我拿余光瞟了眼老顾,她会意地进了卧室,出来的时候拎着包,说去超市买牛奶。老顾聪明,知道我跟家里人说话,不习惯有外人在场。
“爸爸住院了,肺部感染。”刘勇吸了下鼻子。然后说了一大堆,肺炎细菌感染血液,怎么消炎也不退烧,腿上肿得起泡。
我听着,脑子蒙蒙的。大伯比我大二十多岁,跟我爸差不多同一辈。小时候,因为我爸总是出差,大伯就经常来看我。
等刘勇走了,我才想起没问他,对不对,想知道哪家医院,什么病房号。我拿出手机,给老顾发了条信息。她回得很快:他走刚十分钟,估计还在小区正门那个公交站。小区新装的监控,老顾每天跟看新闻联播一样,盯着大屏幕,看谁上班迟到,谁遛狗忘系绳子。
我追出去,刘勇正好要上车。
省第三医院的ICU病房里,大伯见我进来,眼睛里的神气忽然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他脸上的皮肤松松垮垮的,像要倒塌的土墙。嘴唇没什么血色,鼻子上架着呼吸机,连气都喘不匀。
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我看他眼神示意我低头,就凑近了点。大伯左手轻轻塞过来一张小纸,叠得很紧,像小时候传的纸条。
“别担心,大伯,好好养身体。”我把纸条偷偷揣进裤兜,低声说。他点点头,眼睛半闭上,像是累了。
回家路上,老顾问我大伯怎么样。我说不太好,然后给她看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去西沟林场小路背后的老井,挖出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老顾眯着眼睛看了几遍:“什么意思?挖什么?”
“不知道。”
大伯的字迹潦草,拐弯处都是尖尖的,像被雨打湿的鸟巢。这几年他手抖得厉害,字更难认了。
就在我纳闷时,刘勇发来信息:爸爸不行了,你尽快过来一趟。
赶到医院时,大伯已经被推进抢救室。护士拦住我,说里面不能进。我隔着那扇窄窄的玻璃门,看见好几个白大褂围在床边,看不清大伯。
三个小时后,大伯没了。
葬礼上,人不多。大伯在林场退休前当过几年小领导,来了几个老工友。我看着刘勇还有他大哥忙前忙后,心里难受,不知道该帮什么忙。一个老头戴着老式蓝帽子,站在角落抽烟,看着像林场的老人。
回家后,我把纸条又拿出来看。
“去西沟林场小路背后的老井,挖出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西沟林场?那地方我小时候跟着大伯去过几次。大伯在林场工作几十年,最后几年升了副场长,90年代末就退休了。林场离县城有段距离,是片松树林,挺高大的那种。
我拿张白纸把纸条描了一遍,原件收好。这种事,总觉得要认真点。
第二天,老顾问我要去哪。
“去西沟林场看看。”
“我陪你去?”
“你学画画没时间吗?”
“今天休息。”她放下茶杯,眼睛亮亮的,像是来了兴致,“那地方是不是树多?跟着你也能画写生。”
去林场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
上初中那会儿,可能是1989年左右,大伯来我家,神神秘秘地跟我爸说话,支走了我妈和我。但我偷偷从窗外听到一点,好像他们在谈什么东西藏在井里。当时我还以为是私人酿的白酒或者什么违禁品。大伯在林场,那种偏远地方,想藏点什么确实方便。
林场路不太好走,有段土路坑坑洼洼。好在我那辆五菱宏光虽然年纪大了,底盘还算高。
“用导航找得到吗?”老顾问。
“导航显示不出来那么细的路。”我说,“我凭记忆,不过得三十年了。”
“那你还记得?”
“记不太清了,但印象里,从林场大门进去,右拐,有条小路。”
老顾忽然指着窗外:“你看,那是不是林场的牌子?”
我把车停在路边。松树林前立着块褪色的铁牌,上面的字已经看不太清了,但依稀能辨认出”西沟林场”几个字。
路比我想象的还窄,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很久没人走了。“这地方荒了?”老顾问。
“听说前些年林场就不行了,政策变化,砍树这行不景气。”
走了大概两百米,路两边的松树渐渐变密了,地上的草也长得高高的,有的地方能到膝盖。
“你大伯说的老井,具体在哪?”老顾扶着我的胳膊,小心地避开地上的石头。
“应该再往里面一点。”
又走了十几分钟,地势稍微低了点,左前方出现一个圆形的凹陷,周围长着高草,还有几块乱石。
“这是不是井?”老顾指着那个位置。
我走过去,拨开高草。是口废弃的老井,井口用几块大石板半掩着,中间留了个缝。我用手电筒照了照,能看到下面有水,但很浅。
“这么多年了,怎么挖?”老顾问。
我从车里搬出铁锹和尖锄头,开始在井边刨土。老顾也没闲着,帮我把周围的杂草清理了一圈。
挖了没多久,铁锹突然碰到硬物,发出”咚”的一声。我加快了速度,很快露出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方方正正,有点像老式的饼干盒。
“果然有东西。”老顾惊讶地瞪大了眼。
我用毛巾擦了擦盒子上的泥土,试着打开,但盒盖已经锈住了。
“回家再弄吧,这儿工具不行。”
回到家,我找出工具,小心地撬开了铁盒。里面竟然是一包用塑料袋和油纸层层包裹的东西,保存得还算完好。
打开后,我惊呆了。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币,全是八十年代末的老版人民币,面额从一元到十元不等。最底下还有几张百元大钞,整整齐齐码着。我大致数了数,有两万多。另外还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几枚金戒指和一条金项链。
“这是什么意思?”老顾问,“你大伯为什么要埋这些?”
我摇摇头,心里隐约有种猜测,但不敢确定。
铁盒里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小黄,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这些是我当年经手的一笔公款和几件拾到的金首饰。那时负责修缮林场办公室,多开了几张发票,钱就留下了。这些年我总想还回去,但又怕连累自己和家人。现在交给你,你看着处理吧。”
落款是”大伯,1992年”。
我坐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平静。
“怎么办?”老顾问,“这钱现在还吗?”
我看着那张纸出神。三十年前的事了,林场估计都不存在了。而且这钱,现在价值可能已经不高了。但总归是公家的。
刘勇这时候发来信息:六叔,后天去山上给爸爸上坟,你来吗?
我回了个”来”,然后告诉他我想去趟林场原址看看。
第二天,我和刘勇来到当年的林场。果然已经荒废了,原来的办公楼只剩下半边墙,杂草丛生。
“我爸经常提起这地方,”刘勇说,“说他年轻时在这干了大半辈子,看着一棵棵树长大。”
我问他:“你爸临走前,有没有说什么话?”
刘勇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有个心结,一直没解开。我以为是些家庭矛盾,没想到……”
“什么?”
“前几年偶然听他说,年轻时候干过错事,一直想补回来,但又怕连累家人。”刘勇看着远处,“我从没追问过,觉得那是他的隐私。”
回家路上,我把铁盒的事告诉了刘勇。
“原来是这样。”他叹了口气,“我爸这些年总是做噩梦,半夜惊醒。找你,大概是因为你在政府部门工作,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
我点点头。在县财政局工作近三十年,确实比他们家更懂这些流程。
“那些钱和首饰怎么办?”刘勇问。
“应该归还。”我说,“虽然林场不在了,但钱是公家的,我会找到正确的部门。至于那些首饰,是你爸拾到的,应该有失主。”
“这么多年了,还能找到失主吗?”
“很难。不过可以捐出去,做点好事。”
一个星期后,我去了市财政局,说明了情况。接待的年轻人开始有点困惑,后来叫来了一位老处长。老处长听完我的讲述,沉默了一会儿。
“这种情况,按规定应该上交国库。”他说,“不过,这么老的事了,能主动归还,实属难得。”
最后,钱和首饰都交给了财政局。老处长给我开了一张收据,并表示会适当处理,不会追究当年的责任。
回家的路上,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一辆拖拉机开过,扬起一片尘土。
老顾在厨房里忙活,见我回来,笑着问:“怎么样了?”
“交上去了。”
“那就好。”她从橱柜里拿出一瓶二锅头,倒了两杯,“陪我喝一个?”
我笑了笑,端起杯子。
“这酒还是刘勇上次带来的。”老顾说,“他说是他爸平时爱喝的牌子。”
我仰头一饮而尽,喉咙里立刻燃起一片火。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轻轻的声音。
“你说,”老顾突然问,“你大伯为什么等这么多年,到临终才告诉你这事?”
我摇摇头:“可能是怕连累家人。也可能是……一直没勇气面对。”
“三十年啊。”老顾感叹,“这心结得多重?”
“人这一辈子,总有说不清的事。”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大伯生前最后看我那眼,好像卸下了什么。”
老顾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晚睡前,我看着窗外的雨,忽然想起儿时在林场看到的景象:大伯站在高大的松树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的脸上,斑斑驳驳。他指着远处对我爸说:“这片林子,每棵树我都认识。”
他那时笑得多开心啊,哪像后来总是皱着眉头的样子。
第二天上坟回来,我把纸条和信都烧给了大伯。看着纸灰在风中飘散,我轻声说:“大伯,心结解开了。”
刘勇站在旁边,没说话,但我看到他眼里有泪光。
回家的路上,老顾问我要不要去林场的废墟看看。我摇摇头,说不用了。
那口老井,那个铁盒,和那些尘封三十年的秘密,就让它们随风而去吧。
树林深处,阳光照在废弃的井口上,一只鸟飞过,消失在蓝天里。
来源:可怜桃李断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