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团里没人拿他当回事，他不属于任何班排，没编制，只是“来学习的”，看地图，写笔记，跟着参谋做汇报，这是他每天的任务。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拔旗，是他自己请的命，谁都觉得他是冲动。

军校见习学员站岗时，多瞥了一眼。

可没人想到，那一眼，就打开了敌人渗透通道的缺口。

——《壹》——

黄登平，湖北人，21岁，军校在读，刚被派去云南当见习参谋，身份，是他最大的局限。

团里没人拿他当回事，他不属于任何班排，没编制，只是“来学习的”，看地图，写笔记，跟着参谋做汇报，这是他每天的任务。

没人指望他能干实事，在前线，身份决定命运。

1984年10月，无名高地突然出现越军插旗，插得很高，红的，扎眼，我军立刻组织炮击，连续打了三轮，旗还在。

团指挥所气氛骤冷，几个连长轮番上阵都没拔下那面旗。

高地下的密林很深，敌人可能随时反伏，天气多雾，昼夜交替，能见度很差，打出去的炮，就像掉进水里，这时，黄登平提出请求：“让我去看看。”

没人答应，理由很简单：你是见习生，不能上前线。

他第二次请求，团长看着他，冷笑了一下：“你知道你在说什么？”第三次，他直接穿了单兵装具，在作战图上指出路线：“我不打枪，我只看地形。”

这次，团长点头了，只是冷冷一句：“去了，没人接应。”

他出发了，带着干粮、一把匕首，一台望远镜，沿着侧坡前进，避开主线路，他花了近四小时才摸到旗子所在位置。

途中穿过两段废弃战壕，一片焦黑树林，尸体没有，但他看到了破裂的布片，还有几个弹壳。

他低头看地形，一步步试土，前方是个缓坡，向下陷落，他突然明白了，这里是死角，炮火盲区，因为坡度和密林遮挡，炮弹根本打不到旗子所在的洼地。

这是越军选的位置，专门让我们看得见打不着。

他没有拔旗，他坐下，在本子上画了图，他确定，这个位置不仅打不着，还能藏两到三个小组，再往下，是一处岩石缝，连接密林，可以直接通向侧翼哨所。

他下山时已经是傍晚，他没有带走那面旗，他带回来的是一张地图，和一句话：“那里是个洞。”

——《贰》——

地图摊开时，团长沉默了很久，他们之前用的图，精度不够，看不出这块地形的凹陷，从高空是平的，从地面是死的。

团长立刻采纳建议，在高地背面部署一个临时机枪阵地，并增设夜间哨位。

就在阵地调整后第六天，事故发生了，黄登平的同班同学，军校学员赵磊，在转运途中踩上了地雷，那天是早晨，地面有露。

赵磊走在最前面，负责标识路线，他没看到草丛中的小红旗，爆炸声音不大，但身体碎了。

黄登平是第二批跟进，他赶到时，赵磊的上半身还在抽搐，腿不见了，手里还握着战术手册，血糊住了字，旁边一棵树上溅满碎肉，没人敢靠近。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营，他坐在爆炸点边上，一动不动。

整整五个小时，没人喊他，第二天，他主动找到了团长：“我申请执行接下来所有的补给任务。”团长摇头：“你是学员，不归运输排管。”

他又去找运输排，他不说话，直接站在车边，司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替你。”

最后还是团长答应了，但加了一句：“不许脱队，不许擅自接触一线。”黄登平点头，可接下来的事没人能拦得住。

从那天起，他几乎每天申请夜间站岗，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站上了“无名高地”的夜哨。

雾特别大，他站在原地，穿着防水军装，帽檐滴着水，视线不足三米，那天是凌晨三点，别的哨兵已经换班，他坚持不下岗。

身边一个战士说：“没事了，天快亮了。”黄登平盯着前方，没有动静。但他突然闻到了血味，不是错觉，是那种微弱的铁腥味，潮湿、粘鼻。

他蹲下，摸了下草，他手指沾上了湿液体，有点黏，拿鼻子一闻，确定了。

他朝前蹭了两步，脚下踩到了一点不自然的纹路，有人刚踩过，他立刻伏低身体，拉开匕首，眼角余光里，他看到了一道微光，藏在岩缝中，是反光镜，也可能是枪管。

他没惊动战友，他先拉响了一枚手榴弹，沿着斜坡投进石缝，3秒后，爆炸，接着，是尖叫。

——《叁》——

爆炸声把周围阵地震醒了，可在声音之后，没有枪声，这反常，敌人如果埋伏，通常会在暴露后立刻反扑，制造混乱，但这一刻，山上静得可怕。

黄登平知道，他们还在，只是被炸懵了，还没做出反应。

他朝战友喊了一句：“往右包抄，别开枪！”战士一愣，想反驳，他没给机会，直接推了他一把，两人沿山体绕向岩缝右侧。

黄登平手里还有两枚手榴弹，他没有急着扔，他压低身形，盯着缝隙两侧的灌木。

那里突然有了晃动，一截黑影钻出，像蛇，他第一时间不是开枪，而是朝那个方向砸出第二枚手榴弹，爆炸点没偏，敌人当场炸翻。

他迅速判断出：至少两个敌小组，分段潜伏，人数超出预判，他立刻发出哨音，其余哨位听见，开始组织反围。

但他们没有开火，全部按黄登平指令靠近，而不是射击。

原因很简单：夜里雾太重，看不清目标，贸然开火只会误伤，黄登平回头朝岩缝喊话：“你们跑不了，出口被封了，举枪就死。”

没有回应，只有喘息声和一声极低的咒骂，他听出是越语。

他扔出了第三枚手榴弹，直接封口，这次响声震彻山谷。整个石缝被炸塌，堵死出口，敌人急了，有人朝外冲，结果在雾中被近距离机枪扫倒。

黄登平没进缝，他守在外围，用石块封住可能的裂隙，他说：“谁敢出来，我让他进去。”

清晨，团里调来支援部队，搜山，掘开碎石，他们把尸体一具具拉出来，总数十五具，全是越军特工。

装备统一，脚步鞋、短冲、弹匣杂而全。

身上没有文件，只有两枚身份牌，号码属于越军“黄雀分队”，这是专门执行渗透任务的小组，曾袭击过六处我军前沿阵地。

而这次，他们没发出一枪，没摸进我军工事，全被堵死在岩缝中。

黄登平站在高地上，看着下方的尸体，他没说话，他也没笑，他只是低头，脱下了手上的手套，把血擦干净。

——《肆》——

这件事没有官方通报，没有宣传，现场的人都被下了封口令，但纸包不住火，参谋系统内部很快传开，“一个军校学员干掉十五个越军特工”，这个说法像炸雷一样传进各单位。

团里把现场全程资料交上了军区，照片、地图、尸体编号、装备残件，都按条归档。

黄登平的报告，整整写了11页，手写，他没有强调个人动作，他写的是地形、路线、敌人布点逻辑、通道判断、观察角度。

他在最后一句写道：“如果我当时没多看一眼，他们会进来，我的哨兵会死。”

这句话被原封不动印在《边境作战案例集》第一册第114页——这是后来军校必修教材之一，很快，敌方有了反应。

越军电台截获信息显示，“黄雀分队全灭，疑被中国单兵诱杀。”

几天后，敌方阵地广播出现一段越语喊话，明确提出“十万越南盾，活捉黄登平”，这是悬赏，而且是明码标价的暗杀任务。

当时的团部作出决定：黄登平调离，送回后方接受嘉奖，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前线作战序列。

他走的时候，没有举行欢送，也没有任何仪式，他戴着军帽，坐上一辆运兵车，从无名高地下撤。

车开了半小时，他突然让司机停下，他下车，在路边捡了一块石头，刻下三个字：“赵磊点。”

司机问他：“为什么刻？”他回答：“这是我们第一次把敌人埋在自己人身边。”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