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在前面：基于更方便广大读者朋友们阅读和理解的需要，我对过往的部分文章进行了整合和修订，也希望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写在前面：基于更方便广大读者朋友们阅读和理解的需要，我对过往的部分文章进行了整合和修订，也希望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年，清政府宣告垮台，维系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被彻底掀翻，中国进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期。

对于中国政局的激荡变化，日本各界一直给予着持续关注。那么问题来了，日本的知识界人士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接下来，我们就以“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为例，跟大家简单聊聊。

内藤湖南退官留影；傅佛果著作《内藤湖南》中文版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内藤虎次郎，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日本“国策学科”创始人之一。

从1897年开始，他先后担任过佛教杂志《明教新志》以及《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多家报社的记者和专栏作者。

日俄战争（1904—1905）爆发后，因为鼓吹“开战论”，在日本声名鹊起。1905年，受外务省委托，有过多次赴华考察经历的他，系统考察了日本“满洲军占领地”的行政情况，并在沈阳发现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以及满蒙双语的《清实录》《蒙古源流》等极为珍贵的档案史料。

堀扶桑、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最右）在上海（1903）

1906年9月，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文科大学（相当于今天的“文学院”）。12月，时任校长狩野亨吉（1865—1942）邀请其加入京都帝大。次年5月，京都帝大的文科大学开设史学科。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讲师；1909年，受聘为东洋史学教授并一直担任着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在京都帝大从教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史为中心，在清朝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及中国上古史与绘画史、敦煌史等领域，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作品问世。

1926年，时年60岁的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隐居于京都郊外相乐郡瓶原村的“恭仁山庄”。1934年6月26日在家中去世，终年68岁。

客观地说，内藤湖南不仅史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中国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领域的研究，都颇具见解——诸如“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直到今天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再加上他儒学造诣、诗词和书画的鉴赏水平均属上乘。因此，一直有着“中国学泰斗”、“东方学巨匠”的美誉。

晚年的内藤湖南

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湖南与其他日本学者一样，就“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专题论述。

除了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当中的《清朝衰亡论》、《中国论》《新中国论》等论著之外，他还在《大阪朝日新闻》《外交时报》《东方时论》《神户新闻》《青年》《太阳》《中央公论》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时评文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身为“中国通”的他，对于近代中国的态度一直都谈不上“友好”，甚至用“恶劣”来形容也不为过。

众所周知，清末革命党人与日本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值得玩味的是，截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内藤湖南几乎没有对中国境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做出过什么评价。直到起义爆发后，才迈出了“锐评中国革命”的脚步。

内藤湖南

1）对革命局势的判断

武昌起义爆发6天后，即10月17日，内藤湖南开始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撰写专题文章，谈论“中国革命军的将来”。

在今天看来，他对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主张并不感冒。所以关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与战事相关的细节层面，比如武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革命军与清军的实力对比、战争所需资金从何而来等问题。

在文章结尾，他做出了这样的推断：

如果革命党的运动有余地持续半年，则北京政府的命运将更加危险，说不定由此最终会成为中国之一大事。

老照片中的湖北军政府

11月中旬，内藤湖南发表《中国时局的发展》一文，并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时局，正朝着有利于革命军发展”。

原因很简单，“武昌、汉阳的革命军，尽管在军事上不太成功，只打出叛旗，就已对全国发生非常大的影响。时局转瞬即变，简直叫人想起法国革命之时，就中国这种感觉迟钝之国来说。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与此同时，他断言“中国不会就此分裂”：

自古以来，中国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保持野蛮习俗和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

然而，一旦天下太平，生活进步，北方不依靠江南财富就难以维持独立。独立的北方，经济上绝不允许江南的新立国存在。不懂这一历史而梦想南北分立，又以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只会铸成大错。

1911年底的南北停战议和现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汉族聚居区，即“汉地十八省”。至于蒙疆藏以及东三省等边疆地区，均被内藤湖南“排除”在了中国之外。

对此，他在文中如是解释道：

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他们不喜归服汉人，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更不会认同共和政府这种没有受命于天子的国家。

外蒙古之类，即使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等地，肯定反倒希望得便于俄罗斯或英吉利。至于内蒙古，也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故予以了结也就提上了日程。

新的共和国，或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且将这些麻烦之物分离出去，对中国经济反倒是有益的。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机会，必须步步抢占先机，在各种不满发生之前下手了结。

1908年的中国地图

一言概之，内藤湖南的观点是这样的：

2）为什么清朝一定会灭亡？

从武昌起义正好过了六周之后，即1911年11月24开始，内藤湖南以“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为题，先后进行了三次演讲。次年，内容文稿以《清朝衰亡论》之名出版发行。

他采用历史分析的视角，基于军事、思想、财政等角度，做出了“清朝必亡”的判断。原因很简单：

今日中国的状态是大势的推移，自然地成行。眼下似乎是官军胜、革命军败，但这不会改变大局。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无疑，此乃几百年来的趋势，今日非变不可的时机已经到来。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日趋荒废的紫禁城

在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后，内藤湖南发现，从乾隆朝后期即18世纪后半叶开始，清朝就呈现出了衰颓的迹象：

微妙的是，“战败赔款”对于清朝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内藤湖南几乎一字未提。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在谈及“革命思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问题时，内藤湖南认为，留学生和新军最强的“生力军”。因为那些 “常年住在外国，读着新书”的青年留学生，相当一部分是“带着清朝所讨厌的知识”返回国内的，“脑子里装的已不再是清朝”。

就拿赴日留学生来说，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具备“革命意识”，但“革命主义者”一直占有着相当的比例。实际上，在20世纪初，清廷内部一度出现过“赴日留学生皆为革命党”的议论。

与留学生一样，那些“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军”军官们，也会在训练军队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并传播“革命思想”，“逐渐地制造了革命党”。

不过话说回来，内藤湖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满洲统治阶层的民心尽失，才是导致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简单地说，“外部刺激引起的种族观念和内部的思想变化，导致了民众对朝廷的尊敬之念皆失，有机会必然爆发。而今一旦爆发，也就成了不可挽救的形势，这是不足为怪的”。

电影《革命军中马前卒》里的邹容

3）如何评价辛亥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内藤湖南认为，“革命主义以及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但他从未对辛亥革命表达出任何赞许之意。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中国的革命派对本国国情无知，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给出了两点理由。

首先，“中国之国民性，是好死不如赖活，兵乱之际，见到桀骜之徒横行，代表良民之父老便屏息，但事态稍稳，如不得父老欢心，就不能持续统治下去。”

其次，“革命党为其新锐意气左右，不以讨得父老欢心为意。最初奋起的动机诚然堂堂正正，但其倏起倏灭的状态，却与李自成、张献忠之类贼寇的下场无异。”

电影《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军

第二，这场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离开日本指引，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的变革”。

在内藤湖南看来，“以日本为标准谋划的改革，乃是根本主义”。毕竟，“中国的革新，要施以日本的力量。因为日本天生具有对于中国改造的使命”。

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今天，正在成了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成为超过中国之出色强国。通过五六十年来的努力，日本已经积累了西洋文化、尤其是其运作经济机关所应有的训练，将其变为最适宜于东洋的形式。”

更何况，“日本能对东洋文化进行有益的取舍，固其根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英美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经济组织从基础上进行改造的能力”。

前排中为内田良平，前排右为孙中山

但现实的情况是，武昌起义后，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在所占领的区域内，都与守旧势力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和解。这就意味着，所谓“革命党为其新锐意气左右，不以讨得父老欢心为意”的说法，实际上是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14年3月，由内藤湖南执笔的《中国论》正式出版发行。对于民国倡导的“五族共和”理论，他认为，“这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原因很简单：

蒙古、西藏、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明显是将来的命运；至于满洲，虽然与中国统辖之蒙古、西藏那些异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兵力、财力来看，作为领土问题，或许最终中国必须割舍，因为以今日之财政，并无足以维持满洲的实力。

蒙古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西藏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满洲的土地成了谁的领土，都不一定妨碍汉人的和平发展。在今天，对从兵力、财政来看不能维持的土地，从政治上割舍而只图将来经济上的发展，是极为至当的。

民国初期生产的火柴包装上的五色旗

1）为什么版图一定会“缩水”？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内藤湖南基于民族、经济和国家制度等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版图缩水”的必然性：

从民族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满、蒙、回、藏等北方“非汉”民族，“历来都不愿顺从汉人的统治”。

对于他们而言，清朝的统一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这就意味着，“他们只对满洲天子效忠和负责，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

他同时指出，“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一直过于自信”。因此，即便民国政府喊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更何况，民国终究是一个“以汉人为中心”的国家，各边疆民族只是“附属和被统辖”的对象。

蒙古国绘作中的“独立功臣”：那木囊苏伦，达喇嘛，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那木斯莱，棍布苏伦

从经济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民国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是“有害无利”的：

众所周知，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因此，以中国本体的财力来统治中国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中国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从国家制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固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但是，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言，共和制度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中国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治力”。

《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

2）内藤湖南笔下的“中国现状”

首先，内藤湖南认为，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的政治生态更为恶劣。

在他看来，“清朝好歹还是竭力改革政治的时代，也得到了相应的效果。不过，现在不是这样，一切事情都比清末退步了，因为中国施政几乎都是没有根底的”。

愈发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普通百姓的生活品质，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比如“中国人民的负担增加了4到5倍，有些地方还不断受到扰乱之害，为土匪跋扈所苦，悲惨状况远过于清末。”

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毅然将此迅速实施的大政治家，到将来大概也不会出现。所以，不妨说中国政治改革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100年前的珠江江畔

其次，他认为民国面临着人才凋零的困局。

在他看来，“晚清时期，还有曾国藩等具有杰出天才而不轻易受幕僚左右之人，但现在的黎元洪等头面人物，几乎无不被幕僚左右，其他督军大体上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他对有过留洋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做出了尖锐批评。

他认为，这些人“不仅都对外国尤其是日本有一种怨愤，而且本国历史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连科举时代通过策学积累的浅薄知识都达不到，只是按外来理论发表种种空泛意见，无人对本国固有之利弊、本国作为世界一国之地位，做出剀切之观察。”

晚晴时期的赴日中国留学生

第三，他认为民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晚清的官军。

在他看来，“自李鸿章时代以来，中国军队的组织，经过袁世凯、张之洞等在清末编练的新军，其纪律、教育优势还优于俄国军队。现在，各督军以下所率的军队，只是多了些新式武器，至于其纪律、教育，则退步到不如发贼时代的湘军。”

另外，“几乎可以说，中央政府没有治下的军队，都成为了各督军及割据各地方的大小军人的私兵。清末有相当势力的地方官刘坤一、张之洞之类，还服从中央政府命令，而现在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了。”

老照片中的北洋军

第四，他认为，民国的教育水平与晚清时期相比出现了明显下降。

简单地说，“各种事情较之清朝末年，可认为革命以来都是退步的。其中，因革命而受到打击的首推中国的教育。”

对于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内藤湖南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

中国人要么是做外国的学问而完全失去了本国的知识，要么只是按以往中国式的做法，利用外国的知识。

近来，中国人只是逞快于颠覆古已有之的东西如儒教，但古已有之的东西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其存在的缘由及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根柢关系如何？对这些根本问题，无意做进一步研究。

《新青年》杂志内页

一言概之，在内藤湖南看来：

中国人实行革命过去十多年了，丝毫看不到改善之迹。照现在这样下去，统一也好，改善也好，何时能够实现，就连中国人自身也不抱希望。中国所谓政治家，就连中国人自身也蔑视为政客，并不期待靠他们改革。

鉴于此，新生的民国政权只有“主动解除国防”并接受“国际管理”，才能实现“领土上的保全”。

3）如何理解“国防无用”？

在《中国论》一书中，内藤湖南赤裸裸地指出，“民国在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绝无建设国防的必要”。

老照片中的北洋军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太差。

在他看来，“露西亚（沙俄）、英吉利侵略蒙古和西藏，中国绝无兵力与之对抗。若日本或俄国决心灭之，则根本无法抵抗”。更何况，“中国即使完全废除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决不至于完全危及其独立，这是列国均势所赐。”

其次，因为有日俄两大强国的牵制，其它西方列强“决不可能超出日俄两国涉足中国本部。故没有对外维持兵备的必要。”

说到这儿，他呼吁民国的领导人们，做一个像李鸿章像这样的“清楚其实力的政治家”，“在任何时候，哪怕以领土缩小作为牺牲，也要以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主”。

《辛丑条约》签订现场

1916年3月，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刊载了“中国将来的统治”系列文章。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国威和体面，不能靠自己的国防，只能靠外国本身的利益及其对中国的德义来维持”。

没过多久，他在发表于《中央公论》杂志上的《中国国是之根本意义》一文中，以甲午战争为例，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国防无用论”：

昔日中国拥有比日本优秀的舰队之时，产生了与日本战争的危险（甲午战争），结果舰队全部毁灭，领土也丧失了若干。此后二十余年，中国政府没有重建那样的舰队，领土却未进一步丧失，只不过是把土地租借给了外国而已。

今日中国即使装备几十万陆军，若与日本这样的邻国开启战端，不出半年，就可能军队全部灭亡，并丧失更多领土。二十年来中国之所以安全，就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海陆军。

浮世绘中的甲午海战

1918年5月，内藤湖南在《神户新闻》上发表了“中国的现状”系列文章。他以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为由，给中国的“强军之路”泼了一盆冷水。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一直源远流长。早在1895年，立宪政友会领袖之一的尾崎行雄（1858—1954）就认为，“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中国人不知国为何物，焉能有国家思想？”

在这样的认知下，他以轻蔑的口吻写道：

强兵不是苦力有了枪就能马上实现的，真正强悍的兵靠的是国民性。国家观念是必须的。中国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

由此可见，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相继胜利，已经让近代日本膨胀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老照片中的北洋军

4）如何理解“国际管理论”？

对于民国的现状，他一度“忧心忡忡”地表示，“在中国这种国家，由于数百年的恶政，国民在政治上的德义心可以说已经麻痹”。具体而言：

国民的政治德义，如果败坏到使自治行政不能成立，则共和政治也好，立宪政治也好，今日世界公认为最良政治的民主政治，并不适合在中国实行。进而言之，如果与今日的文明国实行同一政治，则国不能治，而只能讲求防遏没有德义心的官吏、人民等所酿成弊害之法，实行德义极低的政治。

鉴于当时的民国政府还不具备“将世界列国的意见置之度外、依据独立的本义，自由实行其想法”的能力和地位。他建议民国政府，“在可以实行圆满的共和政治之国以前，有义务接受外国人的充分监视。”

袁世凯与外国公使合影

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接受国际管理，才能长治久安”。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中国论》一书中如是写道：

北清事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天津曾出现都统衙门，实行列国的联合政治。如果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此种都统政治，为中国人民所取是最幸福的境界。中国的官吏由廉洁干练的外国官吏支配，可享受不增负担的较为善政的恩泽。

在发表于1916年3月的《中国将来的统治》一文中，内藤湖南直言：

从以往的经验看，军队、财政以及其他所有财政机关，通常是由外国人支配比中国人自己支配成功。外国人即便对中国完全没有爱国心，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自己治国而害国。

若下定此（国际管理）决心，中国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水久维持。若中国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高挂五色旗的午门

1916年6月，内藤湖南在《中国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一文，并在文中特别强调，“中国最好是由日本人管理”。

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就像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一样不可自拔，唯一的办法是把某种药物注入其血液，助其活动和兴奋。让外国人进入其政治核心，依靠外国人进行政治改革，以外国人成就的善例为模范，创造改革的根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说到这儿，他笔锋一转，提到了“日本治华”的必要性：

人们或许认为，日本的政治是模仿西洋的，但那却是个日本政治和社会适应西洋立宪政治的政治过程。中国人要想学好日本的这一政治系统，最好是利用日本人。中国在军事组织、警察组织等事务上，与其模仿遥远的外国，模仿遥远的外国的制度，不如利用近邻日本的制度更有实效。

1921年12月，内藤湖南在《表现》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国际管理论》一文。

他引经据典，以唐朝“广纳外国人为官”以及晚清任用外国人管理海关“所带来的好处”为依据，断言“老朽的中国早已无法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并警告中国——“国际管理”已经是“自然地成行”：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的社会，那么国防建设除了白白浪费钱财外毫无意义，在列强的在华利益相互制衡的现实情况下，由外国、特别是日本人管理中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办法；反之，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在今天看来，内藤湖南的论述逻辑，用“蛮不讲理”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这种“强盗逻辑”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接受的。

华盛顿会议

5）如何论证对华“使命论”？

进入19世纪末，以“亚洲一体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扩张理论陆续粉墨登场。到了20世纪，由“亚洲一体论”衍生出了所谓“大亚洲主义”理论，开始在日本各界流行开来。

简单地说，这一理论的拥趸们基于种族的角度，在提出了“黄白人种之争，是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观点之后，最终得出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的结论。

身为日本知识阶层旗帜人物的内藤湖南自然也“不甘人后”，精心酝酿出了“日本对华使命论”。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的正当性，他先后提出了“异族刺激论”、“国家树龄论”、“文化中心移动论”等一整套组合论点，为“对华使命论”摇旗呐喊。

日本内藤虎书法《题米芾乐兄帖》

1919年3月，内藤湖南在《中外》杂志上发布的《中国政治的复活》一文当中，首次提出了“国家树龄论”：

中国这棵年轮久远的大树，之所以青春常驻，靠的是外力作用而非自身的活力。但是，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中国即是此种状态。

中国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1924年，由他主编的《新中国论》正式出版发行。在书中，他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给予了高度赞扬的同时，提出了“异族政权给老龄的中国注入了活力”的“异族刺激论”：

中国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靠外族的不断入侵。中国民族靠这种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恢复活力，是非常幸福的。以往外族的努力，完全是以暴力推行的政治；然而如今，外族的努力是从经济上和平推进的。

内藤湖南还指出，“中国守着祖宗留下的财产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是一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对于人口压力巨大的日本而言，肯定无法“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更何况，“时下中国已到了不依靠外力就无法改变面貌的危险境地”。

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采用“非暴力的经济运动”去“刺激中国”，“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带去幸福”。

听闻好友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内藤湖南于京都主持了王国维追悼会，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出席（1927）

但在今天看来，这就是在给日本侵华寻找理由。毕竟，他并不反对“对华动武”。实际上，他还专门撰文“抚慰日本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感到气短和自贬”。正如他在《新中国论》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北清事变（八国联军侵华）用兵的结果，打开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向着极为和平的方向发展。日俄战争向满洲用兵的结果，不也是使日本的经济力进入该地、使大连港升至中国第二大贸易港了吗？。

今天的日本人，忘记了本国历史和未来的前进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使用的武力说成了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自贬。

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

为了强调侵华的正当性，内藤湖南甚至炮制出了“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对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进行洗脑和说教。

在《新中国论》一书中，他以“象形蚯蚓论”来“抚慰”日本国民：

日本的国情如中国人比喻，是“常山之蛇，打首尾至，打尾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中国则与此相反，宛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生活的国度。

同样，他又以“文化中心移动论”来蛊惑中国民众：

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中国优秀的强国，中国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中国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老照片中的中国民众

一言概之，内藤湖南向中日两国人民灌输的思想是这样的。

6）如何评价上述暴论？

众所周知，在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上，内藤湖南可谓硕果累累。

具体而言，他对中国历史上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流、对立、融合、共处的历史以及清末民初的边疆局势、边疆各地的风土人情，都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一系列见解和判断，绝不是空穴来风。

比如在革命初期，不少革命党人一度执迷于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使得国家一度陷入到了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

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领导人，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因此，内藤湖南的“设想”，更像是一厢情愿的“野望”，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可即便如此，内藤湖南依旧没有放下“执念”。为了让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接受“国家灭亡”的惨淡结局，他在1919年就极为坦率地阐述了“（中国）亡国不灭种”、“国亡而文化在”的“道理”，给中国人民灌了一大碗迷魂汤：

纵使中国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中国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中国灭亡，绝非侮辱中国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的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

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中国民族之名誉，定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紧接着，他先是建议中国“放弃国防”并接受“国际管理”，然后劝慰中国人民不必“过分悲哀”，“因为亡国不等于灭种”。更何况，若能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着想，大可自我陶醉在“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的“文化大功业”和“民族名誉”之中。

20世纪初的济南市场

在今天看来，内藤湖南精心炮制的一系列“精神打击”，除了散发着小人得志般的尖酸刻薄外，根本不具备什么反驳的价值。

不得不说，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都遭遇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历史背景下，正义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于是，福泽渝吉不仅提出了“脱亚入欧”口号，甚至建议日本将“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中国和朝鲜，视为“征服的对象”。

进入20世纪，日本早已不再将中国放在眼里。就像日本学者吉野作造（1878—1933）所说的那样：

尽管日本人有时把中国视为新文明之敌，但也承认其在长期的国际对立当中，作为一个强国的威力。但是，到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后，则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

浮世绘中的《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时期，一直致力于“中国学”研究的内藤湖南，其“中国观””似乎“更复杂”一些。

一方面，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敬畏和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中国给予了极大的鄙夷和蔑视态度，与福泽谕吉“一刀切”式的“崇洋抑汉”心态，有着质的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国分裂论”、“国际管理论”还是“日本对华使命论”， 里面夹杂的“丑华”、“蔑华”以及“支持日本侵华”的因子，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1934年4月9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

由此可见，当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会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演变为了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同时，这也正印证了我经常讲到的那句话——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